《李清照评传》 作者：陈祖美【完结】 编辑推荐 　　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对传主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所附《赵明诚传》和《李清照年谱》，并有助于对传主的进一步理解。全书考证谨严，分析细腻，文笔流畅，多有新见。 内容简介 　　《李清照年谱》传主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千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重视和喜爱的女作家之一。《李清照年谱》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对传主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所附《赵明诚传》和《李清照年谱》，并有助于对传主的进一步理解。全书考证谨严，分析细腻，文笔流畅，多有新见。书中对传主心灵和情感的逆探、体悟和论析，尤具特色。 作者简介 　　陈祖美，女，1938年生，山东平度人。中共党员。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及国务院文化组文学组、文化组创作办公室、文化部录音录像组、艺术局剧目工作组干部，《文学评论》杂志副编审，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编著有：《两宋名家词选注丛书·淮海词》、《古典诗词名篇心解》、《李清照作品赏析集》、《李清照评传》，论文《洛神赋主旨寻绎》、《建安诗风的衍变》、《白居易诗的得失及风格的变化》、《屈原·〈离骚〉魅力缕绎》、《“以意逆志”论苏轼》，多人合集论著《陆游论集》、《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等。 目录 内容简介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千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重视和 喜爱的女作家之一。本书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对传主的生平、思 想和创作等作了全面面深入的论述，所附《赵明诚传》和《李清照年谱》， 并有助于对传主的进一步理解。全书考证谨严，分析细腻，文笔流畅，多有 新见。书中对传主心灵和情感的逆探、体悟和论析，尤具特色。 A BRIEF INTRODUCTION Li qingzhao is the most famous woman writerof Ci (a kind of poetry writtento certain tunes with strict tonal patterns and rhyrne schemes ,and infixed numbers of lines and words) in ancient China. She isalso the mostpopular and beloved woman writer throughout the Chinese history ofthousands of years. This book was devoted to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research and assessment of Li’s hfe story， philosophy and creations in apenetrating way, onthe basis of true history and internal evidence. The twoappendices, The Story of Zhao Mingcheng and The Chronology of Li Qing zhao. serve as background materials for an even deeper understandingof ihe greatpoet.The auihor did the iextual criiicism with cautious approach. carefulanalysis and afacile writing style. This is a new research book about LiQing zhao any novel ideas.The book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an exquisite exploration into and academic analysis of the great poet'sdeep soul and feelings.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 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 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 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 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 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 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 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 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 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 早在 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 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 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 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 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 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 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 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 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 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522 页。 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 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 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 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 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 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 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 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 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下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 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 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 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 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 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怯，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 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 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 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 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 3 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41 页。 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宾事求是是冶学的基本功夫， 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部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 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 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请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 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 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 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 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 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 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 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 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 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 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 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 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 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 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 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抬然感奋，好象回到 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 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毫奎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 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李清照评传第一章引论大约十多年前，在域外举行的一次学术纪念会上，一位中国古代女性的 名字，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在这前后不久，国际天文界把水星上的一座环形山脉，破天荒地以一个中国女人的名字命名。这位女性虽然就是本传的传主 李清照，但却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人士心目中的李清照。至于我们的传主在八、九百年前是个什么样子，对今天的多数人来说，恐怕已经无从 想象。因为在她本来是如花似玉的面庞上，过早地染上了焦虑乃至凄苦的神色，接着又被时人和后人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这些面纱有的过于陈旧， 上面沾满了种种污垢；有的不是过于俚俗，就是过于时髦，将这类面纱作为封建时代一个贵家女子的妆饰，颇为不伦不类。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主 揭去面纱，还其本来面目，以昭示出她在今天的价值。 然而，对一个文学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来说，要真正做到还其本来面目， 还必须象闻一多先生提倡的那样，去探索“数千年来的祖宗”的“心灵中的种种隐秘”①。那么对于李清照这个特定对象来说，就是要首先找到——① 闻一多《杜甫》，载《唐诗杂论》，中华书局 1959 年 9 月版，第 143 页。 一、打开传主心扉的钥匙 钥匙在哪里呢？如果李清照也象丹麦王子那样，把心灵上的钥匙交给自己的恋人，那么，她的这串钥匙，就理所当然地交到她的丈夫赵明诚的手上。 遗憾的是赵明诚不仅逝世过早，他还把这串珍重的钥匙丢失在“武陵源”②和“章台路”③上，给自己的妻子造成了终生不能愈合的伤口。这伤口被同代 人叫做“赵君无嗣”④。在当时这无疑是李清照的一种心病。她的另一种心病，则是在其十八、九岁时，被廷争之箭射中，从而结下了很深的、时时作痛的 政治疮痂⑤。不管是丈夫的“武陵”、“章台”之行，还是传主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株连，在当时都是讳莫如深、不能或不敢公诸于众的事情，只能作为隐 秘深藏在内心深处。假如传主是一个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闺秀，那么她的内心隐秘，很可能伴随着她的躯体被埋葬到地穴黄泉， 成为永远也 解不开的哑谜。恰好相反，李清照则是一位罕见的感受敏锐、思想深邃而超前，文笔既委婉又犀利的文学多面手，她的人生体验、思想感受、社会政治 见解、外交主张等等，凡是可以公开的，均诉诸于诗文，不便公开的，她就把“别是一家”的词，作为其内心隐秘的栖息之所；把翎毛花卉等作为寓托 之物。从这里入手，或可找到开启传主心扉的钥匙，而这当中的关键是找到 可靠的媒介。 （一） 以梅为媒古今中外，可以说没有一位严肃的作家，不把她（他）帐触最深、最想 说的后写进作品之中的。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其它事功的、纯情诗人的思想感情的了解，离开了对其作品的探究，无异于缘木求鱼，对李 清照来说审视其心灵的最好窗口，莫过于《漱玉词》。而《漱玉词》又有一个极为显眼的特点，就是咏物之什比重特大。咏物词中，又以专门咏梅或涉 及到悔的数量为最，约占现存《漱玉词》的五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这类同竟有九、十首之多。根据这种初步考察，以梅为媒了解传主的思想感情的思 路，无疑会是正确的。 思路正确不等于手到擒来。要研究梅与传主的关系，首光要调动笔者本 人对梅的兴趣和与它有关的知识库存，以正确判断梅的历史文化意蕴。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梅即被视作和羹①。意谓梅是上等的调味品，它好比是位极 人臣的宰相.起着调和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唐代以前中国的版图上，梅之为物随处可见。相传李隆基即因其妃子江采苹居处多梅而赐名梅妃。 二、三十年后，在元稹等人的诗中，还可以看到在长安一带有梅树生长。①气候逐渐转冷，到了北宋，梅在北中国的许多地方已难以越冬，便成了罕见② “武陵源”借指“武陵人”，语出传主《凤凰台上忆吹萧》词·清照以此影时其夫的“天台之遇”。 ③ “章台路”，其义略同于“武陵人”，此指赵明诚青褛冶游之事，详后。 ④ 洪适《隶释》卷二六，商务印书馆影印明万历本。 ⑤ 指传主之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事及朝廷有关诏命：党人子弟不得与宗室通婚、亦不得居京。李清照 可能因此受到汉重株连。 ① 参《尚书·说命下》和《左传·诏公二十年》。 ① 参元镇《赋得春雪映早梅》诗等。 之物。所以在苏轼写于宝鸡一带的诗中，有以杏充梅之事②。到了李清照生活 的年代，在她的原籍，梅已不能自然生存，因而在当时的载籍中，有“北人不识梅”③之说。物以稀为贵，加之传主生性好奇，所以她一到汴京，就把一 株良种梅，亲手栽培在她居住的闺阁近傍。从此之后，梅不仅成了其词作的主人公，还被她引以为最好的朋友，以至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化身。其状梅之 语，多系喻己之辞，凡是不便明说的心里话，便托咏梅以出之。梅的命运几乎与传主的命运合而为一。这一论点，将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传写心曲的 身世词”中予以证实。 （二） 改二期说为三期说在李清照研究中，一直沿用二期说，即以“靖康之变”和赵明诚病卒为 界石，将传主的行实分为前后二期。事实上这种划分是不妥当的，它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比如：第一，“靖康之变”是发生在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冬，而赵 明诚病卒是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相隔近三年之久。二期说就等于将这三年的时间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这又是风云巨变的三年，其冲击波 比以往的十年、二 十年还要大。将这三年变成空白是二期说难以弥补的不足，给本来难度很大的传主作品系年问题，带来了新的困难。 第二，二期说主要是建立在这样的立论基础之上的，即认为在前期传主 处境优越，夫妻相得，美中不足仅是伉俪小别。只是到了后期遭受到国破家亡时，作品的基调才变得哀伤凄苦。这是一种与事实有悻的想当然的说法， 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比如说，传主作于由青州赴莱州的《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和乍到莱州时所作的《感怀》诗，其基调诚可谓凄入肝脾，哀 感顽艳。但那时李清照只有三十八岁，离“靖康之变”还有五年多，离赵明诚逝世整整八年。依照二期说，这无疑是前期的作品，但内容却不是所谓的 伉俪小别，而是夫妻相聚，还是她自己主动前去的。那她又为什么要那样伤感，甚至认为自己就象身陷绝境的人那样的“可怜”①？对这类问题二期说是 无法回答的。更使二期说者为难的是，对传主作品的一些重要篇目不能正确解读，对其中的关键故实和意象的解释，不是不着边，就是加以曲解。比如《凤凰台上忆吹萧》，其原词云：香冷金倪，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对此词中的“念武陵人远”之句，以往的阐释，除了沈祖棻先生的见解①，② 参苏轼《次韵子由歧下诗·杏》。 ③ 陈善《们虱新话》下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① 李情照《感怀》诗中有“公路可怜何至此”，即以当年袁术（字公路）的断粮自比。 ① 沈祖棻云：“‘武陵’，在宋词、元曲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渔父故事；一是指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阮故事。”《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版，第 135 页至 136 页。 极少近是者，完全到位的可以说没有。其实这当中含有词人很深的苦衷，取 义极为深婉。“武陵”原指“武陵源”，典出陶潜《桃花源记》，其中说晋大无中武陵郡渔人入桃花源事。所以“桃花源”又称“武陵源”。“武陵源” 因与“桃花”有关，它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神话传说，即刘义庆《幽明录》所载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女并与之媾和事。仙女住在河之源头的桃 林之中，这片桃林又在今浙东的天台山上，所以刘、阮与仙女相会事又称“天台之遇”。因为“武陵”和“天台”都和“桃花”有关，而“桃花”在我国 占典诗词中又是代表美女的特定意象。李清照的“念武陵人远”的寓意，说白了就是担心赵明诚有“天台”、崔护②之遇，也就是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外遇 或“桃花运”。丈夫的“桃花运”，往往就是妻子的厄运。身为人妻者在这方面的担心，恐怕庄迄今为止的任何时代都不一定是完全多余的，更何况处 在纳妾被视为天经地义、青楼冶游等于家常便饭的宋代。那时的夫妻关系大都是非常脆弱的，即使被认为是“夫妇擅朋友之胜”③的赵、李之间，其性爱 关系也存在着有始无终或有名无实的一面，从而给李清照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只着眼于时代政治背景的二期说，自然顾及不到词人的心理状态， 那 么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研究工作，也只能是大而化之，或极为肤浅的。 第三，二期说较适合于粗线条的文艺批评的社会学方法， 对于细腻的心 理学等方法，它是相形见继的。眼下新的方法层出不穷，尤其是对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泊来的文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等，与土生土长的“以意 逆志”①、“知人论世”②、“诗无达沽”③等传统方法，几乎是一拍即合。这种种力量凝聚成的合力，足以突破二期说的原有阵地，代之以三期说。 第四，在二期说被强化的背景下，不够重视对“文本”的研究，即使接 触到“文本”.也往往只是对其中所体现的“阶级性”、“人民性”等等特别关注。由于研究的方法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文学的，所以在二期说中极少接 触到诗词学的范畴。而对于《漱玉集》的解读，如果不从捕捉作为重要的诗词学范畴的意象和意境入手，就绝无可能入其堂奥。李清照作品中意象的出 现和意境的建构，部有跨越时空的漫长发展变化过程。比如“梧桐”这一既可象征新生向上，又可寓托离愁、悼亡之意的意象，它在《漱玉词》中，不 是从“新桐初引”④一下子跳跃到”‘梧桐落”⑤，而是经过了“梧桐更兼细雨”①和“梧桐应恨夜来霜”②这样一个长期受到雨打霜冻的过程。二期说抹 杀了这个过程，硬把梧桐细雨《声声慢》作为后期的作品，从而造成了不求甚解，以至多处误解、曲解了此词的原意。 鉴于二期说存在上述不足，要想使李清照研究深入下去，看来应首先对② 孟棨《本事诗·情感》：唐崔护独自游春，遇倚桃柯之女。对之有所同意和感念，来年题诗左扉，有“人 面桃花相映红”之句。 ③ 赵世杰等编《古今女史》卷一，明崇帧刊”。 ① 《孟子·万章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中华书局②⑩⑨④年版。 ② 《孟子·万章上》。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中华书局②⑩⑧⑥年排印本。 ④ 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 ⑤ 李清照《忆秦娥》（临高阁）。 ① 李清照《声声慢》。 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 它加以改造。所以我在本书第二章中，将传主的生平分成十个阶段。对一本 专著来说，这种较细的分段，便于对传主的身世和思想感情作较深入探讨。 如果从传主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虑，将前、后二期说改为前、中、后三 期说，似以这样划分较为合理——前期：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也就是从传主出生之年，到徽宗 大观元年（1107 年），开始屏居青州之年为止，共二十四年。 中期：也可以叫做青、莱、淄、宁时期，即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传主从二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丈夫去世前），共二十一年。 后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传主从四十六、七岁（丈夫去世），到七十三岁左右传主下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 上文所厘订的三期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期说的不足，不失为李清照研究中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思路。这在本书下面的章节中，将会得到有 力的证明。但也应该说明不能认为有了三期说，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它也有以下两点明显的不足之处：第一点，三期说以赵明诚亡故，而不是以“靖康之变”作为传主中年时 期的下限，这对于传写心曲的李词的研究极为有利。对于把丈夫作为主要精神支柱的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直接左右或危及其命运的是“既嫁”所必从 的丈夫和“夫死”应从的儿子①，李清照也不例外。事实正是这样，在“靖康之变”后，赵明诚健在的近三年的时间内，清照词的题旨，可以说与整个中 年时期毫无二致。所以依三期说将此时的清照词划归中期，十分得当。而赵明诚一死，其词的题旨旋即大变，由埋怨丈夫的“捷妤之叹”，亟变为对丈 夫充满深情的悼念。其诗的情形则大不一样，“靖康之变”以前的篇目或咏史，或以诗代言替亲友打抱不平，或变着法儿感叹自己的身世。再说，那时 传主的主要精力也不用在写诗上，留存到今天的只有三、四首，而“靖康之变”一发生，特别是当她来到金陵古都，其诗兴大发、诗思大变：“顷见易 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②。所谓“明诚在建康日”，即指其于建 炎元年（1127 年）八月，至建炎三年二月，知江宁府其间。清照是于建炎二年正月或二月，由青州抵江宁，其循城寻诗，当在初到江宁的春、冬，或翌 年春，也就是“靖康之变”不久的事情。所得之句为何，这里虽未确指，但时人却异口同声他说其时清照所作是这样的一些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 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①。此时主战派的著名将相宗泽已死、李纲被罢，当权的是因循苛安、不作战守之计的“哼哈” 二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上述清照诗的讥讽之意甚明。如依三朗说将这类诗放在中期，倒不如二期说的将它一刀切在后期。 第二点，如果说在追加惩治元祐党人的高潮过后和“靖康之变”以前， 北宋世事的变化一度出现了类似“死水微澜”之状，这反映在李清照的生活中，也是几年、十几年无甚变化的话，但在赵明诚病故前后李清照的心态却 不大一样，也就是说把建炎三年、传主四十六岁作三期说中期的下限，是不够周密的，因为赵明诚是这年八月十八日逝世的，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传① 《仪礼·丧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② 周煇《清波杂志》卷八，知不足斋丛书本。 ① 庄绰《鸣肋编》卷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引《诗说隽水》。 主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但如果把中期的下限具体到赵明诚的谢世之日，那又 可能被认为过于细琐。但以上两点都不足以抵消三期说之于二期说的优势，因为对李清照研究来说，一切应该以有利于解开其同中之谜为前提。所以三 期说的提出，可以说是李清照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先兆。也可以说又找到了一把开动传主心扉的钥匙。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鉴于李清照诗、词中 反映的内容不一样，采用三期说，在分析她的诗作时，则应略予调整，尽量吸取二期说在这方面的长处。 （三） 精心为传主梳辫子尽管传主不时为难以言传的的不幸折磨得无心梳妆，或“任宝奁尘满”， 或“日晚倦梳头”，确实需要有人帮她把秀发梳理一下，戴上她心爱的“铺翠冠儿，捻金雪柳”，从而使她重振生活的信心，但这里所说的梳辫子仍然 是比喻性的，指的是对她的作品和主要行实加以编年。作品不能正确系年，会直接影响到对其题旨的理解，更发现不了其中潜藏的深意。以往对《漱玉 词》的不求甚解，或是误解和曲解，大都是因为不了解传主的行实，不能对其作品进行正确系年造成的。因为李清照从婚后不久就一直处在动荡的环境 之中，晚年更成了名副其实的流寓者，所以她的作品和她家的文物一样，几乎散佚殆尽，幸免散佚的，也使她的那些咳唾成珠的美文，沦为散乱之珠， 或者成了被深埋的难以发光的夜明珠。前人为了探俪得珠，曾不惜潜入“九重之渊”，把传主的作品从已被焚毁、劫掠的《永乐大典》的残卷中，或从 其同代人的编著、手泽等各种文献中，一首一首、一篇一篇，或是一字一句地逐渐哀编成目下略具规模的《漱玉集》或《李清照集》。此集包括近五十 首词（还有十余首存疑之作）、十多首诗（还有十余句失题之作）与文八篇，共计七、八十首（篇），但能够确切系年的诗、词、文，总共不到十首（篇）， 其绝大部分现存作品被认为无法系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一般来说，在无甚公正可言的封建社会里，不用说是一向受性别歧视的 女子，其作品容易被忽视，就是作品分量相当的两位男性作者，一位是在朝的，一位是在野的，尽管他们的作品同样没有标明写作时间，那么为前者的 作品系年就比较容易，因为其行实见于正史或其他记载的机会多，而要为在野的或身居低级官吏的（犹如柳永那样）一些作家的作品系年，则往往要穷 尽多方搜集之力，其难度要比前者大得多。如果要为封建时代的女作者的作品系年，难度则更大。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命中注定只能在野，她们中的绝大 多数还必须深闭家门，而少数离开家门的，那就可能被关闭在宫、观等更加封闭的大门之中，除了屈指可数的女皇帝、女朝官，其他女作者的作品大都 难见天日，只能留在闺房内私下把玩。及至到了旧礼教被强化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地步，那么女作者为其作品署名、标时，不仅是多余的，更可能 因此招致是非和麻烦，没有一定的叛逆精神，对写作本身恐怕也不敢问津。 李清照的情况虽有得天独厚的一面，如在婚前其作品曾名动京师，但也仍然 是供人在茶余饭后或议论一番或把玩一下而已，它照旧不能象有些男性作者的作品那样，随其事功而得以彪炳史册；加之在文学创作非职业化的条件下， 标志写作时间之类的事，一般不会被放在心上，即使有时随手写上何人写于何时何地的字样，在作品传抄中也极易被忽视， 久而久之便断了线索。还是 以李清照为例，她出嫁不久就受到党争株连，是时接连下达的诏敕，有的竟以“元祐党人”①及其子弟的诗文为非法之物。在传主被遣归原籍期间所写离 情词，尝随其书信“函致明诚”；即使在党争缓解之时，她悄悄回汴京小住，也只能下榻在“无限深幽”②的闺房之中，那里有一道又一道的“重门”①和一重又一重的“重帘”②，阻隔着她与外 界的联系。此时她私下倒是填了不少词，但却不敢外传，也就用不着署名、标时。在李清照的作品传播过程中， 还有这样两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种情 况是因为其作品中含有种种隐衷，即使传播出去，也不一定能被人理解，于是就出现了对于题旨及写作时地的种种猜测附会③，这类记载愈是煞有介事就 愈能混淆视听，致使以讹传讹近千年之久；另一种情况是李清照其人很有棱角，其作品很有锋芒，而其矛头所指又往往是那些陈腐的制度和令人窒息的 礼教，以及那种“驵侩之下才”④等等。这就容易使得那些封建卫道者老羞变怒，一旦惹恼了或触犯了那班小人，就会生出许多“无根之谤”⑤，使传主深 感人言可畏。因此她的那些为自己辨解、或涉及到被时人认为不名誉之事的文字，便不敢公诸于世，加之对她的物议攻讦、流言蜚语屡见不鲜，其作品 的真伪尚且难辨，更不消说其作于何年何月了！总之在现存《李清照集》中，存疑作品比例大，难以系年的作品比例大，这是公认的两大难题。如果在这 种基础性的问题上，知难而止，仍然把一个带着种种面纱、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李清照推向口味越来越高，甚至是颇为挑剔的当今读书界，恐怕年轻 的和新生代的读者，不会再象老一代的人那样迷醉于她，更何况这里是要把她作为一个思想家，既要使她在现今社会中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又要使《李 清照评传》这本拙著不辜负下列这一感人肺腑的厚望：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己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光芒，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 荣、幸福的明天！ ① “元祐”是北宋哲宗时的年号，从公元 1086 年至 1093 年。哲宗继位之始只有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任用司马光、苏轼等，废黜王安石新法。高氏卒后，哲宗听政，起用新党章惇、曾布等，贬斥元祐大臣吕大防、苏轼等数十人，形成官僚派系间互相报复的局面。徽宗继位后，任用蔡京、赵挺之等，对元祐年间受到重用的大臣的惩处加码。对死者一一迫贬，对生者一贬再贬且罪及子孙亲友。清照之父李格非曾受到 苏轼赏识，遂被列入“元祐奸党”名单。 ② 李清照《满庭芳》词。 ① 李清照《小重山》词。 ②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 ③ 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津逮秘书本）：“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对这一记载的附会之处，本书正文中还将有所分析。 ④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 ⑤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 ① 匡亚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见本书卷首。 在反复捧读匡老的这一书序，特别是这段充满深情的话语后，笔者深深 为之感染和鼓舞，一直是在一种极为“感奋”的心情下来进行这项写作的。 所以首先下定决心，在李清照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上，采取知难而进的办法， 不管自己为之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也要设法解决李清照作品的系年问题。 其具体做法主要是“转益多师”，不拘一格，这里仅举二例：例一是，选取他山之石以攻玉。女子的事迹既然难见载籍和经传，那么 就从与她有关系，又有地位的“须眉”的行实中寻找线索。传主的翁舅赵挺之系时相之一，他的事迹多见于正史，对于清照写给他的诗句，即可联系朝 廷的有关事件，加以分析排比，从而作出较合理的系年。又如在中华书局 1981 年 8月出版的孔凡礼辑《全宋词补辑》的第 26 页上，载有从《诗渊》第 25 册上发现的李清照的一首《新荷叶》。关于此作，除了在原出处署有“宋李易安”的字样外，无其它任何线索。笔者根据词中有“芝兰为寿”等句，第 一步可确定它为寿词；又根据其中的“鹤瘦松青”、“东山高蹈”等句，第二步确定这位寿星还是一位隐士，也是一位极受词人尊重的长者；第三步即 排比与清照有关的人士，这就很容易把眼光集中到与其父有深交的晁补之身上；第四步查考晁朴之的行实。原来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是晁补之 隐居金乡的第六个年头，并于是年修葺了松菊堂。此时又大约是赵明诚和李清照屏居青州的第二个年头。金乡和青州均属于今山东，且二地相距不远。 在没有发现与上述思路相抵悟的材料之前，将这首《新荷叶》，作为传主为其文学上的忘年交和长者晁补之所作的一首贺寿词，系于大观二年，当是合 理的。至于为什么对此词特别重视，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作出交代。例二是，亲身体察，旁征博引。这是对在《漱玉词》中别具一格，又是传主的一首重 要词作的《渔家傲》的系年而言，此词云：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 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所谓“亲身体察”，对解读此词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指象 亲口吃饭那样，对词旨细细品尝体味；其次是对词中所涉及到的虚实难辨的名物，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实地考察，比如对结拍的“蓬舟吹取三山去” 的“三山”，以往注家都说是指东海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这与词的表层语义是相符的，似乎无可非议，但对于解决词的系年问题却毫无意义。 而不能正确解决它的系年、不了解传主在写此词时的心态如何，解读就很难到位。于是就转换视角，从另一角度考虑，遂想到“三山”还是实实在在的 地名，而且在我国至今的版图上仍有四个地方叫做“三山”。一是今山东莱州有“三山”；二是今南京西南长江东岸有三山；三是京口（今江苏镇江） 又名三山；四是今福建福州别称三山。这四处三山，莱州和京口二地，清照确实到过。南京的三山，在其远览寻诗的过程中，登上北宋人所建的赏心亭 当可尽收眼底，不必乘舟前往。为了弄清清照到底指的是哪一处“三山”，笔者曾对这几处“三山”所在地作了考察，从而断定——清照词中“三山” 的表层语义是指东海三神山，而深层语义则是指福州的别称“三山”，下面我们就通过旁征博引来解答传主为何要到福州的问题。 原来建炎三年（1129 年）闰八月，因金兵南下，高宗自建康逃往浙西。 是时李清照还留在建康为逝世不久的赵明诚料理后事。事毕，传主在走投无路中，打算“往依”“任敕局删定官”①的胞弟李迒。“敕局”是主管皇帝诏 书的机构，其属吏自然是跟随御驾行动。清照要投奔其弟就得紧追御驾。不料这位年事正盛的宋高宗却闻敌丧胆，望风而逃，清照几经扑空，终未追及。 紧接着传主耳闻“颁金之语”②，意即赐玉器予金人，也就是有人诬告她家私通金人的意思。此事非同小可，清照为之惊恐不已。遂倾其家中铜质器物， 欲追赶逃跑中的宋高宗投进，以湔洗被诬之冤。所以高宗在两浙逃亡的路线，也就是传主追赶流寓的路线。 高宗的行实详见于诸多史书，稽查可知：建炎三年十二月，在高宗逃到 明州（今浙江宁波）时，“提领海船张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先是监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诣泉、福召募闽、广海舟，为防托之计，故大舟自 闽中至者二百余艘，遂获善济”③。这说明高宗早已作了从海上逃亡的打算。 至于逃往何处，那恐怕是绝密级的事情，清照不一定能很快得知。是时卫士 张宝等托词家有父母妻子，不愿乘海舟护驾且出语不逊，高宗以御笔偷诛张宝等首者十七人于明州市。同年十二月已丑，高宗在定海上船诏以亲军三千 余人自随，二府④亦登舟奏事，君臣皆以为敌骑虽百万，其在海上却无能为力，登舟即可免祸。甲午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 兵，泰州、高邮军亦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①。建炎四年正月己未，明州守者奔散而出，金兵入城。高宗闻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并于“二月乙 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驻跸，更名龙翔。”②在金兵相继攻破明州、定海后，原来的势头是继续南侵，可巧风雨大作，加之和州防御使、枢密院提领海船 张公裕引大舶击散之。金兵退据明州如扬州例，焚其城，且占领七十日。在这期间，高宗以福建为退路之想已公开化并付诸实施，一连三令五申速将其 祖宗“神御”迁往福州③。“神御”是特指帝王的遗像。同一位宋高宗，他对父母兄长在北金受尽蹂躏，不啻无动于衷，对祖宗的遗像倒备加关注，其用 心不难体察，上一年，先期去豫章（今江西南昌）的隆祐太后，在洪州失陷后，亦于此时入闽④。 从赵家的情况看，明诚母郭氏原殡于江宁，后迁葬于泉州⑤，而其次子思 诚则于建炎年间已家于泉州⑥，此外还有“泉州故相赵挺之家”⑦之说。这一切无一不表明赵家已在泉州安了家，站住了脚跟。如果说赵家“三诚”中， 季子明诚之行实尚有微暇的话，长子存诚、次子思诚则可算作封建社会中难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②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③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④ 二府：指政府和枢府，亦称东、西二府，即指朝中政、军界要员。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③ 《中兴小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诏启运宫神御于福州奉安”，《宋史·高宗本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续资治通鉴》卷一○七亦云四年二月“乙亥?奉 安启圣宫祖宗神御于福州”。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⑤ 黄公度《知稼翁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⑥ 《福建通志》卷五十二。 ⑦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得的好官吏。清照对丈夫的这两位兄长和他们的妹夫等都很信任和倚重。此 时在泉州有职有权的赵思诚当不会对流寓两浙的弟媳置之不理，而嘱其诣泉州避难是顺理成章的。既如此，传主产生南行的意向，悉在情理之中。另外， 在这首《渔家做》中，还有一个关于南徙的有力的内证，这就是“九万里风鹏正举”之句的出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①鹏是将徙于南冥的，也就是由北海往南海飞，与清照所向往的 去泉州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她在词中运用这一典故非常恰当，如果她向往的是北方莱州的三山，就不能以南飞之鹏为典，而从青州到莱州三山，绝无 云雾茫茫上接天际的水路可行，其必经之地则是她写《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时下榻的昌乐驿馆。其由青州至江宁虽系南行，但“三山”不用作 江宁的代称，再说这段水路也远不及由温至泉舶行所给人的水天相连的感觉，而词之首句的“天接云涛连晓雾”，即很象是温州瓯江孤屿水天云雾实 景的幻化。至今虽仍未发现有关清照到过温州江心寺的记载，但因她一直追随高宗的逃亡路线，亦当到过江心寺。此词很可能写于被谢灵运形容为“乱 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②的瓯江孤屿。词中“风休住”，意谓风送行舟，这正是清照于建炎四年正月底或二月初抵温时，北 风劲吹的季节。船借风力由温南行无疑。 据上所述，拟将清照的这首《渔家傲》词作如下的解读和系年：此词虽 题作《记梦》，却不一定完全是梦境的实录，倒像是作者上述那段特殊经历的艺术再现。后来清照的女弟子韩玉父，曾“自钱塘而之三山”，她是从杭 州到福建去寻找那位与其“有终身偕老之约”、“得官归闽”的“林君子建” ①。可见宋代人对于清照的“三山”之意，是理解为南去福州的。 福州不仅是由温至泉的水行所经之地，而且别称三山。所以词中“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语言意义虽是指东海三神山，而其言语意义则是指福州。同 样的道理，词中的“帝所”、“天语”，字面上是说作者在梦中听到天帝向她发问，实际是她殷切企望追及、陛见高宗心理的幻化。因此，不管清照的 行迹是否到达福州或泉州，这首词的写作契机既与福州（三山）有关，更与“天帝”在人间的代表高宗有关。在这之前一、二年中，清照又确实“循城 远览”，寻得诸如《乌江》、《咏史》和“南渡衣冠少王导”等“惊人”和“后世皆当为口实”②的诗句。此词中的“学诗谩有惊人句”，当是以上创作 实绩的带有讽喻和牢骚意味的概括。由此看来，这首一向被认为表达理想的浪漫主义的豪放词作，却有着极为直接而深婉的现实内容。所以将它系于高 宗建炎四年（1130 年）正月或二月，是有史、有事可稽，当可为人所接受的。 作品系年既是作家研究的基础，在这上面多花一些气力是必要的、值得 的。对《渔家傲》一词是这样，对传主其他作品的系年，也大都花费了一番九牛二虎之力，从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掌握了作品系年这把钥匙，更便于打开传主心室的大门，为其隐衷找到现实可信的依据。 ① 《庄子·逍遥游》郭庆藩集释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② 谢灵运《登江中孤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逮钦立辑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① 《宋椠醉翁谈录》乙集卷之二，转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② 庄绰《鸡肋编》卷中。涵芬楼排印本。 （四） 细审用事用典 用事用典是一回事。对于作品中用典好，还是不用好，在古丈论家的眼中有两种绝然相反的看法。刘勰是主张用典的，他所说的“事类”①，比通常 所说的“典故”的范围还要宽泛得多。而钟嵘针对“文章殆同书抄”②的弊病提出，有关治国巨著可以用典，而对于抒情诗则不应该用典。不知有意无意， 李清照作品在用事用典方面，分别吸取了刘勰和钟峙的精辟见解和合理主张，从而扬弃了刘、钟之说的片面成分。在她的文章和叙事诗中大量用典， 而在其写景和抒情的短幅诗词中，有的一个典故也找不到。刘勰见解的极为可取之处是在于“用人若己”③，即引用前人的故事，要象自出其口。这一准 则，李清照在其身世词中运用得尤为出色。她在其《词论》中是主张，甚至强调使用“故实”的，而她的绝大部分词中的故实，就象是高钠盐溶解人水， 味道很浓，却不见踪影，因而使得迄今为止的《漱玉词》的诸多注家和论者，大有失职之嫌。一方面是应该注出的典故没有注出，另一方面是即便注了出 来，其训释也没有到位，甚至不少解说是穿凿迂腐的，致使传主的难言之苦未曾得到应有的同情，更使其许多超前的进步思想和对于社会人生的许多精 辟见解，未曾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以往在解释李清照其人其作时所存在的似是而非的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在对其用事用典的缺乏甚解上，尤其是 对于《漱玉词》的研究，假如不从细审用事用典上入手，恐怕永远也解不开其中的“司芬克斯”之谜。 对《漱玉词》的研究，笔者是从对分歧最多、被误解程度最严重的《声 声慢》一词的解读开始的，此词的“文本”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惟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词中有一处重要异文，即“晓来风急”的“晓”字，其所以被多数学者 误解为“晚来风急”的症结，是在于没能发现此句中包含着一个犹如盐溶入水的典故。这就是“晓来风急”系化用了《诗经·终风》篇的“终风且暴” 之句。与这一发现同时被作为解读此词金钥匙的，还有前文所引“赵君（李） 无嗣”之说。而与“赵君（李）无嗣”具有同一种含义的、《终风》篇所暗 示的卫庄姜的被疏无嗣，不正是清照与庄姜的同病相怜之处吗？又何止是她们两人，打开那部血泪斑斑的中国妇女史，里面有多少“妇”老姐妹因“无 后”而被作为不可饶恕的罪人！即使她们忍受着难熬的分娩痛苦、任凭生过多少个女儿，也不管这许多女儿有多么聪明伶俐、长得有多么好看，只要这 个女子生不出一个哪怕是弱智的儿子，那么她同样会被认为是“无后”者、同样逃脱不了被茶毒和戕杀的厄运！！所以这个“赵君（李）无嗣”毫无疑 问就是中年时期李清照的最大心病。词人最大的心病，往往就是词中最隐秘、包裹最紧的词核。把“赵君（李）无嗣”这样的“儿女事”作为《声声慢》 ①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② 钟嵘《诗品·序》，陈延杰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③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 的词核，既符合当时的词材标准，也与传主的同学主张相一致，也当是对“晓 来风急”句的入木三分的解释。此词中最大的难点被攻破了，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与此同时，笔者还对《凤凰台上忆吹萧》中的“念武陵人远”句， 作了前文所缕述的一番新解。1991 年 5 月，为参加在山东莱州举行的李清照学术讨论会，笔者又对传主赴莱、居莱诗词的主旨故实寄意等作了新的解释。 此后更曾反复考虑可否用类似于冶金术中的置换法，把本来浑融于《漱玉词》 词境的前人故事给透析出来，从而为今人提供一架观察传主肺腑的透视仪和 显微镜。 既然用细审用事用典的办法解读《漱玉词》，已经尝到了不少甜头，所 以便对现存近 50 首清照词，一一作了“透析”，又从中发现了不少过去未曾被注出过的故实。这些将在本书第四章《“压倒须眉”的<漱玉词>》中，联 系具体词境，分别加以训释，以下仅以一、二实例，看看传主在使用故实时，所表现出的才华和睿智，以及从中所折射出的是一颗被损伤到了何种程度的 心灵。这类实例之一就是传主在受党争株连过程中所写的一首调寄《满庭芳》 词：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手种江梅渐好，叉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 此词大约写于崇宁四、五年间，是时作者二十三、四岁，在党争有所缓 解时，她回到了汴京。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廷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禁令还没有完全解除，清照当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悄悄回京探望丈夫，但她 却遭到了冷遇，并敏感到自己已成了宰相府邪中不受欢迎的人，她只好回到婚前在汴京居住的“小阁”。这虽然仍是当年“理瑶琴”①的闺房，“闲窗”、“重帘”依旧，但主人公的心情却大不一样了。那时她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 憧憬，在急切的期待中，借“理瑶琴”略寄春情，现在则是在失望中备加伤感。当年的闺阁，如今仿佛变成了禁闭室，一颗尚未消逝的“春心”被锁进 了“无限深幽”的“小阁”。聊慰寂寞的盘香已经燃尽，阳光也已西沉，整整一天，或云不管白天夜晚，总是“无人到”。这个“人”，不同于李惺笔 下泛指一切不诣其被软禁“庭院”的“谁”②，而是李清照专用于对赵明诚的呢称，当与“念武陵人远”、“人何处”①里的“人”同义。所谓“无人到”， 就是词人埋怨赵明诚应该到而不到她身边来。为了简练而确切他说明作者的这种心情，仅词的上片就用了明暗两个典故。一个是“临水登楼”，一个是“何逊在扬州”。前者旨在强调主人公虽然心情很不好，但却不同于写《登 楼赋》时的王粲。他在（湖北）当阳“登兹楼以四望”，所产生的是怀才不遇和思念家国的忧戚，而词中的主人公，也就是生活中李清照的化身，那时 她并没有什么家国之思，在汴京失陷，她由青州到江宁产生了家国之思后所写的《鹧鸪天》，就直接了当他说自己也有与王粲同样的“怀远”②之情，因①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 ② 李煜《浪淘沙令》上片云：“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① 李清照《点绛唇》（寂寞深闺）。 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有句云，“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 为这种情感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问题，而真正难以告人的是藏在“何逊在扬州” 一句背后的情节。词人的睿智和苦衷也恰恰表现在对这一故实的婉转借取上。以往的注释仅仅为“何逊在扬州”句找到了这样的出处——指出此句基 本上是杜诗原句③。只是到此为止，根本无法说明李清照的心情，也找不到其“寂寥”的真正原因何在。必须过细地审视此典才能发现，原来词人是借何 逊的《咏早梅》诗，来表达自身的难言之隐。因为何逊诗中有这样几句：“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这类诗句，即使出自 象何逊、杜甫那样著名的男性作者之手，也不外乎“美人香草”之喻，而对于女词人李清照来说，则具有真实感人的身世之慨，她此时与失宠的陈阿娇 和被弃的卓文君完全是同病相怜的。所以她特别声明其内心况味与因其貌不扬，加之体弱，不为荆州刘表重用而产生桑粹之念的王粲不同，故云“又何 必临水登楼”。紧接下去的“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诸句，可直译为：丈夫不肯到身边来，使自己产生寂寞（冷落、孤独）之感，简直就同 何逊在扬州所写的《咏早梅》诗中的被废居长门宫的陈皇后，和被因献赋得官欲取茂陵女子为妾的司马相如遗弃的卓文君的心情完全一样。词的下片大 意是说，谁都知道，从来都是以梅自况的作者，她也和江梅一样，以皎洁风雅取胜。由于所处环境优越，便经不起风雨的摧残。尽管如此、尽管江梅也 有因失去白雪的映衬而香消色褪、甚至随风飘落之时，但因其浓香彻骨，即使将落花扫掉，却仍留有香气和情韵。这正如一对曾经沧海的夫妻，尽管经 历挫折却仍不忘旧情。这一切“难言处”，待到“良宵淡月”时，其“风流”、“韵胜”，就象江梅（疏影）一样，会得以再现！ 这首词的语调平缓，文字从容柔曼，但其语义深层却含有峥嵘筋骨，简直就是传主为自己写的《长门赋》和《白头吟》！由此可见传主的苦心，亦 可见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是多么没有保障、多么可怜！《漱玉词》中有不少篇目不仅具有类似于《长门赋》和《白头吟》的性质，而且更凄楚感人、更 值得同情。细审传主的用事用典，可大大加深对其人其作的理解，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诚然，笔者在对传主的命运有了一个较符 合实际的总体理解后，就较便于发现并挖掘出其所用典故的深义。这一情况表明，对这位既令人服膺、又令人同情的“扫眉才子”的研究，将进入一个 良性循环的轨道，大大有利于这一评传的写作。 ③ 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亿见寄》一诗中，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等句。 二、新构想的背后 在对李清照生平的评述和对其作品的解读时，本书分别采取了一条不同 于他人的思路和运用了一套较为独特的方法，拟统称之为“新构想”。对此，因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的猜想”说作依据，所以不怕有人对其中的“猜 测”成分说三道四，倒是从另一方面很担心这一“新构想”可能被误解成文学研究的“福尔摩斯”或“神探亨特”。诚然，拙著中试图运用一些泊来的 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笔者抛弃了土生土长、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相反，对传主内心隐秘的破译和对其某些难度较大作品的解读，首先是 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一） 以信史为依托信史是指诚实可信的历史。在我国能够担当起“信史”这一美名的，主 要是指《春秋》以来的纪事翔实的正史。李清照的事迹见于正史的仅廖廖数语：“女清照，诗丈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① 这则记载对于研究李清照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但因其过于简略，对于要写成一部有一定规模的思想家评传来说，又远远不敷使用。所以上述借他 山之石以攻玉，或称曲径通幽之法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将踏破多少双铁鞋，笔者对本书的最起码而又最严格的要求是，必须 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托。而且，在这方面，黄盛璋、王学初等许多前辈学者曾辛勤衷辑，已为我们作出了示范。然或由于各自发现、引用材料的视角不尽 相同，只要我们经过一番努力，当仍能有所创获。所以眼光既不能离开已为人们所熟知和使用的材料，又要尽可能地扩大视野，充分发掘正史及其它与 传主有关而又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史料，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并取得一些新的成果。 研究柳永的专家，曾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搜寻到有关柳永的重 要史料，从而纠正了关于《望海潮》的系年错误等问题，这亦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的北宋史，而李清照是一位生 活于南北宋之间的人物，不仅如此，李焘此著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较之原书已有残缺，而这残缺的部分，又恰恰是李清照生活中的重要年份， 因而笔者虽在阅读此书时有所收获，但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笔者的注意力转向与李焘是书相续的另一部编年体史学要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此书由南宋李心传所著，专门记载南宋高宗一朝的史实，而李清照晚年的生活在时间上亦大致与高宗一朝相始终。经过一番披览搜寻，笔者果于其中获 得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同时，笔者十分重视对《宋史》的翻检利用，二者相互印证，使我们对传主的研究似可更进一步。这里姑举两例。 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绍兴四年五月载赵思诚除中 书舍人时，殿中恃御史常同曾言：“思诚，挺之子，挺之首陈继述，实致国祸，……岂可使其子尚当要路。”《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赵挺之传》亦载 挺之“拜御史中丞，……曾布以使事联职，知禁中密指，偷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拓诸人不遗力。”同书卷三百二十九《邓洵武传》所附《邓洵① 脱脱等《宋吏·丰格非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武传》，亦言挺之为当时“助绍述者”中的重要人物。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和 可凭信的。 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载，崇宁二年九月曾“诏宗室不得与 元佑好党子孙为婚姻”。①对于第一条材料，需要说明的是“首陈继述”的“继述”二字，它不是 修辞和训诂意义上的“继承”，而是特指继承宋神宗所实行的新法：“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章）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 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②。熙宁、元丰是神宗年号，元祐是哲宗年号。神宗时重用王安石等人推行新法。但这位既受史家称道又同 时被针砭的神宗皇帝③，却在三十八岁的盛年谢世，其第六子哲宗嗣位后，年号元祐。这位“临朝庄严，左右仆御，莫敢窥其喜温”①的小皇帝，毕竟只有 十岁，实际是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一味重用苏轼等老臣，所以尽废新法。 元佑八年高氏卒②，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任章惇为尚书左仆射，以绍述 熙宁、元丰新政为名，尽复高氏主政时所废新法。哲宗卒，向大后听政，罢斥章惇，新政又废。到了徽宗崇宁元年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七月李格非 被列入元祐党籍。原来崇宁元年“首陈继述”的不是别人，而是时相曾布和传主的翁舅赵挺之。至于对“首陈继述”之事和对赵挺之、曾布如何全面评 价，那主要是历史学科的课题，与李清照有关系的是由此二人所建议的“绍述”，实际上成了“排击元祐诸人”并株连其子弟的祸根。所以这不是一条 一般的史料，它说明正是李清照的翁舅赵挺之参与将她的父亲李格非推向了更深一层的廷争陷阱。如果赵挺之是一位器识大度的政治家或是一位通情达 理的长者，此事不一定株连到自己的儿媳。偏偏赵挺之是一个度量狭小，甚至是一个眶毗必报的人。陈师道《与鲁直书》曾讲到这样一件事：“正夫有 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几如小邢矣。”③一个把政治恩怨竟然带到学术领域的赵挺之、一个对其季子 都不稍加宽容的赵挺之，一个把对政敌苏轼的怨恨迁怒于其“亲家”的赵挺之，又怎能设想他不把为其恼恨的李格非感戴苏轼之事嫁祸于儿媳李清照 呢？苏轼、黄庭坚均为当时的书法大家，赵明诚作为一个广采博收的金石书画酷爱者，其“录藏”“苏、黄文诗”是极为有眼力有意义的大好事。这样① 赵挺之倡为绍述事与徽宗崇宁二年诏书，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八十八亦有明确记载，可参。 ② 《宋史·章惇传》。 ③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谓“帝天性孝友，其人事两宫，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亲爱二弟，无纤毫之间，终帝之世，乃出居外第。总揽万几，小大必亲。御殿决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为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劳恶逸，诚欲以此勤报之耳。’谦冲务实，终身不受尊号。时承平日久，事多舒缓，帝历精图治，欲一振其弊，又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乓，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王安石遂以富强之谋进，而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诸法，一时并兴，天下骚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祖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驯至靖康之祸。”陈按，对史家此说仅 供参考，绝不能一言当否，百世从之。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② 《续资治通鉴》卷人十三对高氏的评价是：“自垂帘以来，召用名臣，罢废新法苛政，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栽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 中尧、舜”。陈按：对此评价，亦应斟酌去取，不宜悉加从之。 ③ 《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的事赵挺之都要加以干涉并为此对其季子翻了脸，又怎能保证他不为自己“进 居政府”之事，而对儿媳提出一些不近情理的“政治要求”呢？生活在这样一位翁舅主宰的家庭里，作为一个出嫁不久的“新妇”，传主处境之艰难是 可想而知的。当然廷争时松时紧，人事关系也在不断变化，赵挺之对李格非虽没有尽到搭救之力，李清照曾为此很伤心，但作为“亲家”，他对李格非 也不至于一味采取落井下石的做法，后来李清照在《后序》中提到他时，字里行间颇含礼敬之意。上述一切当是传主作品的政治、心理背景。了解了这 种背景，不单是那种曾把情调悲苦的《漱玉词》说成是作者“贵妇人阴暗心理的反映”的论调不攻自破，就是曾为不少人所接受的什么“明诚负笈远游”、“伉俪小别”云云，也不再会被普遍认可，从而为李清照研究开辟出一条新 的路径，这也是所谓新构想的旨归所在。 第二条材料对元祐党人子弟虽然很苛刻，但它能否直接威胁到李清照， 还要看执行过程中的宽严程度。其中的关键是赵挺之家算不算“宗室”。唐宋以来，“宗室”一般是指皇族。赵挺之虽然与皇家同姓，但他并非皇家亲 族而曾被认为“赵、李族寒”①。但是，在唐以前的典籍中，士大夫的支属有的也称“宗室”①。根据赵挺之的为人说他有脐身于“宗室”之意，当非妄测。 至于赵挺之为什么要这样歹毒地对待李清照，原因很明显，就是在前不久，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搭救其父李格非。而李格非，不仅受知于苏轼，是苏门 后四学士之一②，他还执意不肯落井下石地编派元祐党人的罪过，违背执政者的旨意从而被外放③。在绍圣年间，赵挺之尚未执政时，李格非还是被执政者 拉拢的对象，而到了赵挺之大权在握时，由他参与制造的“扩大化”，从而把李格非罗织在元祐奸党的名单之内，直至于端礼门立党人碑，以示永世不 得翻案。 在上述壬午诏颁布约半年后，崇宁三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 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闭下”。④这样一来，赵明诚和李清照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偌大的汴京， 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她的娘家人。传主的颇为激愤的上赵挺之的诗句——“炙手可热心可寒”， 以及《漱玉词》中那些表达伉俪睽违而又悲苦莫诉的离情词，就是产生于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而绝不是什么觅锦帕书赠“负笈远游”的赵明诚。结 婚之初，赵明诚还是汴京的太学生，殊无“负笈远游”之事。不久，他就凭借荫封的特权当了鸿胪少卿。此系中央清要之职，更无须阔别京城的丞相府 邪出而游宦。以上引述旨在说明本书关于李清照研究的新构想，均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当然，笔者在有关信史中所找到的依据远不止这些，其余将在以 后的章节中，联系传主的行实陆续加以征引。 （二） 以内证为根据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晋书·张昌传》、《北齐书·邢邵传》、《周书·裴侠传》等。 ②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 ③ 《宋史·李格非传》，“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格非）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 ④ 《续资治通鉴》卷八八。 这里的“内证”是指从传主的作品中，找到的关于其身世的证明。前述 细审用事用典，是寻找内证的方法之一，笔者借此找到了清照被疏无嗣的旁证。但是与传主身世和其词作基调休戚相关的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就是 赵明诚是否确有纳妾之事。按照宋代的婚俗，纳妾是必然的，也有学者曾经注意到这一点①。可惜的是没有深究、没有说明此事的轻重和所以然，因此容 易给人造成误解，从而认为赵明诚的是否纳妾是无足轻重的事，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庸俗无聊的事。问题恰恰相反，一旦赵明诚有蓄妾之举，赵、 李之间的所谓美满婚姻就不复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性爱是最个人的，它必须以专一为前提，失去专一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加之李清照不 但是一个学养深厚的知识女性，更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既执着又敏感精神品位极高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不但不会甘心于丈夫在享有三妻六妾特权的 情况下，对其作为一个人的本能要求的不可避免的挫伤，就是对她略有那种心猿意马般的敷衍、愚弄，或单纯生理性地给予，也是难以容忍的，也必然 给她带来难以言传的痛苦。这当是传主作品基调悲苦无拟的最深层次上的原因。以往在李清照的研究中没有着眼于此，所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无法解 释的矛盾，即一方面把赵、李之间的感情说得美好无比，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传主的作品（尤其是词）的基调不胜悲苦。所以即使从形式逻辑中的同一 律上看问题，赵明诚的纳妾也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李清照毕竟是生活在不能不受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制约的时代，对一夫多妻这种极不 合理的封建制度，她也只能在不违背“夫道尊严”的情况下，采取怨而不怒的形式加以披露。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对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的这样一 段话再三琢磨过：“八月十八日，（赵明诚）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从而认定，这个“分香卖履”典故的出现，就是赵明 诚曾经有过蓄妾之事的“内证”。 “分香卖履”，语出《陆机集·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遗令》，云：“余 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域外馈赠的名贵香料，可以作为遗产分给众妾；至于宫女，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就叫她们去学做鞋子卖钱养活自己。后来，此典除了被作为曹操生活简朴的美誉外，还专指人在临终时对其妻妾的恋念之辞。本来这一典故，在我们日 常使用的，不管是旧版，还是新版的工具书中都不难查找，那么，为什么八、九百年来没有人特意关注传主引用这一典故的用意所在，也就没有解开赵明 诚曾有过的“武陵”、“章台”之行和蓄妾之举的谜底呢？原因主要有以下 两点：首先，《金石录》是一部专门性很强的著作，作为它的序言，《后序》 虽见于《容斋四笔》卷五、《诗女史》卷十一、《彤管遗编》续集卷十七、《古文品外录》卷二十三、《古今女史》卷三、诗词杂俎本《漱玉词》等， 但都只有撮述大概，没有上引“殊无分香卖履”云云，人们对此便无从索解，何况这些书中的大部分，也不是一般人有兴趣，或有能力卒读的。 其次，传主向以词名著称，接触或熟读其诗文的人较少，七十年代未版 行于世的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虽然不但收录了《后序》，还在此书的 第 186页上，注了“分香卖履”的出处，但却未作任何解释，人们仍难以确① 王汝弼《论李清照》，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4 年 5 月版，第115 页。 知此典与清照身世的内在联系。后出的其他版本中，有的对此典虽作了少许 解释，但也只是点出这是关于私事的遗嘱而已，远未揭出谜底。 现在看来，《金石录后序》中的“殊无分香卖履之意”，绝不仅是指赵 明诚没有留下遗嘱，而是说他既没有象当年的曹操那样，对其妻妾留下遗嘱，也包含着因“赵君无嗣”，无须留遗言于儿辈。这样一来，以“分香卖履” 代指赵明诚的遗嘱才是恰当的。如果赵明诚压根没有蓄妾之事，那么这里借用曹操对其妻妾的遗嘱，就很不得体。学识渊博而又极擅用事的李清照，在 涉及自身内讳的事情上，绝不至于有不伦不类或顾此失彼之嫌。正因为清照熟知曹操这一遗嘱的具体内涵，借以点明赵明诚遗有妻妾恰到好处。这也就 是前文所指出的，由于时代的局限，李清照对此类事情只能采取怨而不怒，或不怨不怒，甘愿“从夫”态度的一种注脚。 正因为赵明诚曾有蓄妾之事，到了六朝金粉的建康，他又经不住新的诱 惑，而涉足“章台”之路，所以李清照才用心良苦地对赵明诚这一身分、行径类似于“玉勒雕鞍”①者，加以劝谕。她之所以“酷爱”欧阳修“庭院深深” 之句，并将其隐括成《临江仙》（庭院深深），其旨正在于此。看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高官厚禄的赵明诚，并未接受妻子的劝谕，而在私生活上热衷 于寻花问柳，不仅妨碍了其对金石书画的正当爱好②，在江宁府事这一抗金前线的重要岗位上，亦疏于职守，所以就任不久就被停职调换，不等离开知府 官邸，又犯下了“缒城宵遁”③的失职之咎。这不仅给他自己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够体面的一页，更可能给传主高洁的心灵上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正因为 在李清照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危苦之事，所以其作品不仅在艺术性方面很值得借鉴，其思想内容更经得起回味和推敲。对这样的作家作品绝不能再象以 往那样，用那种庸俗化了的查阶级定成分的办法简单从事，而必须深入到其内心深处，揭示出其种种难以告人的隐秘。 综上所述，对于《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传》）的撰写，笔者将在 反复体味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的猜想”之启迪意味的同时，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将传主的一生经历及其 好思想、好品格、好手笔，联系笔者的某些切实感受，化作一部雅俗共赏之书，聊当瓣香之荐，一则告慰英灵，一则奉呈知音。 ① 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 ②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桑世昌《兰亭考》卷三载吴说跋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吴说的这一跋语曾提到，此图系江南李后主故物。周谷以之与同郡人谢克家之子、赵明诚的表兄弟谢伋。伋及携至 建康，为郡守赵明诚所借不还。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详情已见前文。 第二章饱尝人间甘苦的一生李清照是身履两宋的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人，自号易安居士，有时 亦署作“易安室”。“易安”二字系取义于陶潜《归去来兮辞》的“审容膝之易安”，意谓住处简陋而心情安适。在传主二十四、五岁屏居青州时，始 用此号。 对于传主的生年和卒年，笔者尝用尽“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力，仍未曾 找见直接现成的记载。对其生年的厘定，唯一的线索是她五十一岁①时写的《金石录后序》。其中云：“余建中辛已，始归赵氏”，又云，“（是时）余自 少陆机作赋之二年”②，意谓她是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嫁给赵明诚的，那年她恰好十八岁。由此上溯十八载，那么，我们的传主清照， 当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①。 关于李清照的卒年，黄盛璋和王学初先后作过较翔实考证。虽然在审视 具体材料时，二说偶有异议，但主要见解是一致的，均将她的卒年推定为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之前，谓其享年七十三岁②，兹从是说。 ① 《金石录后序》之作年，亦经多方考核，方得确知，详见后文。 ② 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 ① 关于李清照生于何年，异说纷坛。其中《李清照集》第 169 页，黄盛璋说可从。 ② 见《李清照巢》第 161—163 页、《李清照集校注》第 267—269 页。 一、生于明水而非历城《宋史·李格非传》和《东都事略》等，均称清照之父李格非为“济南 人”。此说就其郡望而言是对的。因在唐朝时，济南是齐州的州治，至北宋未年，济南升为府，统辖今山东历城、章丘等五、六个县市。后人把原籍章 丘的李格非，统称为“济南人”是可以的，而那种把李清照的故居说成在历城柳絮泉云云，则系似是而非，此说大致是这样形成的——清人田雯《古欢堂集》中，有一首题为《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诗。清 俞正显承其说而云李清照“居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③，《山东通志》卷三十四亦称“李清照故宅在柳絮泉”。1956 年，在济南趵突泉东北侧修建了“李 清照纪念堂”，郭沫若遂题词云“大明湖畔，的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这样一来，李清照似乎成了铁定 的“济南历城人”，然而其中却不无疑窦。王学初曾针对上述田雯、俞正燮和《山东通志》之说，质疑云“按清照幼时，当从父母居，其故宅应云‘李 格非故宅’，不得云‘李清照故宅’。嫁后从赵氏，未居济南。至晚年则济南已为金统治，清照欲归不得。济南不得有李清照故宅。《山东通志》所云， 殆亦本清田雯《古欢堂集》，或出后人附会，未必即为实录。元于钦《齐乘》、明《崇祯历城县志》、清《康熙济南府志》，俱无清照故宅在柳絮泉之说。” ①其实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有人对李格非父女的里籍问题有所质疑，并径称 其为“章城”人，还提到了未被人注意的“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董生曰：余按《一统志》云格非济南人。 《山东通志》云莱芜人。最后，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 王处士家才三四里许……。②……章诚当山水盘踞之乡，负齐鲁文学之誉。于中，勋迹行谊翘楚一时者，别有人物传。而其间一察，自好先觉特秀，衷然名能文章者，亦代各有作。若安成领必间之前茅，文叔步子瞻之后尘，清照掞闺阁之秦、黄，敬筒称文章之朱、李，名篇大章，光映后先。③或许是受到上述记载的启发，济南博物馆的学者于中航，在其《廉先生 序碑与李清照里籍问题》①、《廉先生序石刻考释》②等文章中，报道和考释了这样一件事：近年来，济南市博物馆对李清照生平行踪作了考察，在章丘 县明水镇西三华里的廉坡村，发现了《廉先生序》碑石，此石上刻有李格非为已故里人廉先生所写的一篇纪念性文章。末尾署“元丰八年九月十二日绣 江李格非文叔序”。传主的堂兄李遇跋语云：“遇忆昔童时，从先伯父、先考、先叔西郊纵步三里，抵茂林修竹，溪深人静，得先生云居。”从而证实， 作为李格非之女的李清照其原籍是在别称绣江的今山东章丘市明水镇，而不在今济南市的“大明湖畔，的突泉边”。 ③ 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癸已类稿》卷十五，商务印书馆版。 ① 《李清照集校注》第 21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十八。 ③ 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十八。 ① 《光明日报》1981 年 6 月 15 日。 ② 《文物》1984 年第 5 期。 这里对李清照原籍的论定，并非枉费笔墨，其对正确解读传主作品中的 若干自然意象和所涉及到的有关风物，是不可或缺的。 二、父廉母贤家教端在封建礼教日益强化的北宋社会，男子的成长，除了家庭影响，学馆、 职业、社会和社交圈子往往起很大作用。女子却不同，她们除了吸吮母乳，其精神营养，主要是来自家教和书籍。一般说来，女儿最初的德言音容，受 其母的影响往往更大更直接。李清照的情况虽然不尽如此，这里还是先从她 的母亲谈起。 （一） 出身相门的母亲王氏《宋史·李格非传》云：“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而宋庄绰则 云“岐国公王硅，元丰中为宰相。父准、祖赘、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玿、李格非、阎丘吁、郑居中、许光 疑、张焘、高旦、邓询仁皆登科。邓、郑、许相代为翰林学士。曾孙婿秦桧、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①那么，李清照的母亲到底是如《宋史》所云是王拱 辰的孙女，还是如庄绰所云是王准的孙女呢？对此，王学初认为：“庄绰与清照同时，且所云秦桧与孟忠厚为僚婿，与史实合，疑庄绰所言为是。”② 今从庄绰、王学初说，清照母即是现任宰相之父王准的孙女，至于她是“汉国公准子四房”中的哪一房的女儿，曾屡检有关史书，未见明载。看来她作 为时相女儿的可能性较小、作为时相侄女的可能性较大。自然她还是秦桧夫人的姑母，那是以后发生在南宋的事了。秦王氏虽伴随其夫长跪在岳飞父子 的坟前，但此事不应对李王氏有所株连和玷污。至于李清照虽与两任宰相的秦桧是表姐弟，但一个是流芳百世的忠荩爱国者，另一个则是遗臭万年的奸 臣。二者泾渭分明，绝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王氏对清照的影响，除了她作为相门之后下嫁到“位下”（清照语） 的李家而又能自甘清贫的贤良可贵之外，更重要的是由她所承传的文学基因，对强化女儿文学才华的意义。王氏祖父的儿子时相王珪及其兄王琪分别 有诗词传世，其中王珪还写出了“莫道无人能报国，红旗行去取凉州”①的很出色的诗句，可见史称王氏“亦善文”（或作“善属文”）是有其家学渊源 的，也是可信的，其对清照的影响亦不言而喻。 （二） 父亲李格非其人其事在关于宋朝的典籍和著作中，虽然对李格非有所记述，但几乎全是只言 片语。因此仅三百来字的《宋史·李格非传》，对研究李清照来说，询为珍贵史料，因其中对传主亦有所涉及，兹全文征引如下：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郡守以其贫，欲使兼他官，① 庄绰《鸡肋编》卷中。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 210 页。 ① 王珪《闻种愕米脂川大捷》诗的前三联是：“神兵十万忽乘秋，西碛妖氛一夕收。匹马不嘶榆塞外，长城自起玉关头。君王别绘凌烟阉，将帅今轻定远侯。”整首亦不失为好诗。 谢不可。入补大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拭。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欧俗信惑。格非遇之涂，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 自号易安居士。 虽然上述引文的个别地方，尚有待于厘正和补苴，但它以极为生动传神 的笔触刻画了李格非博学多才、廉洁奉公、疾恶如仇，甚至敢于反潮流和奉行唯物思想的俊迈出众、难能可贵的形象了。父母的品行之于子女，在一定 意义上，可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说李王氏对女儿的影响，尚偏重于胎教、先天遗传等已无法具体捉摸的因素，那么李格非对女儿的言传身教，则 是有迹可寻的。尽管李清照之于乃父，在许多方面有青蓝之胜，但最初她是从继承父业起步的。对此，清人陈景云已有所觉察：“（李易安）其文淋漓 曲折，笔墨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那。”①李格非的话，字面上是推崇东汉蔡巨的女儿蔡琰，实际上是称道自己女儿的才学与蔡琰相 颌顽，不难设想，这位父亲对女儿抱有多么高的期望值，又具有何等的慧眼！ 李清照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大家，固有其种种内因，这将在 下文具体评述，但奠定其成就基础的，当首推既是父亲又是伯乐的李格非。 如果他不允许女儿进书房，而把她关进摆设着清一色的针凿女红之具的闺 房；或者他和妻子也象朱淑真的父母那样，把女儿笔涉男女情事的作品付之以炬，那么压根就不会有李清照，也不会有比《断肠集》档次高得多的《漱 玉集》！人们尝说时势造英雄，但在中国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和特定政治环境中，“时势”所造就的往往只是阳刚型的男性英雄。中国妇女的千不幸 万不幸，最不幸的莫过于被封闭、被小看。在这两方面李格非是何等的开明，又是何等超前！ 历代论者往往不着边际、甚至侈谈青少年时代的李清照生活如何优裕、 婚姻如何美满，仿佛她的前半生享尽了安富尊荣。实际这是在很大程度上对她的误解、乃至曲解。李清照根本不象贾宝玉那样生在钟鸣鼎食之家，长在 温柔富贵之乡。相反，在她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家境相当清贫，以致“郡守”对其父的清苦动了恻隐之心，想让他兼任其它职务，以增加俸禄，而他 竟能以“不可”加以“谢”辞！用现在的话说，李格非是认为“政府公务人员”不应该“搞第二职业”，而应该敬业、尽职，全心全意地搞好本职工作。 事实上，我们的传主从其“位下名高”①的父祖辈上，所继承的正是这类极不寻常的精神财富。 作为思想家，李清照的思想品格多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换言之，她 具备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库，这就是李格非和他的见解新颖深逢的大量著作。 据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载，李格非尝著有《济北集》；刘克庄《后村先生 大全集》等谓有《李格非集》五十四卷；《宋史·艺文志》谓有《礼记精义》 ①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四《金石类》注，粤雅堂丛书本。 ① 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 十六卷、《永洛城记》一卷、《史传辨志》五卷等。这些著作虽在南宋后期 已很少见，今天早已失传，但在李清照的青少年时代应当都是她的案头常置之书，其中虽或可有异名同书者，但数量亦颇可观。为了追溯传主的思想渊 薮，本评传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酌情联系李格非的传世著作，如《洛阳名园记》、《廉先生序》，以及散见于《墨庄漫录》、《冷斋夜话》、《宋稗类 钞》、《宋诗纪事》的诗文、杂记等加以评述。当然这是仅就传主的家学渊源而言，作为名副其实的思想家，李清照不仅没有被家学所局限，在许多方 面她还大大地超越和发展了家学，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博闻强记者。如果不大量阅读前人的诗词，她怎么能那么聪颖灵秀①，从而写出那么多几乎是前无古 人的佳作；如果她怠于千百次地去叩敲历史老人的大门，她怎么会那么深刻清醒，不论是历史上的秦皇汉武，还是现实中的欧王苏秦②，又怎么会那么大 胆而中肯的评说甚至指摘呢；如果她不是熟读经史百家，在她的作品中，哪会有那么多比喻故实；如果她不深谙伦理道德之学并以之律己，怎么会得到“端庄其品”的称誉？如果她不曾疾恶如仇，又怎么会招致那么多的物议和 攻讦……所有这一切不仅玉成了传主才学的横溢，更促成了其思想行事的不同凡响。为这样的人物写作评传询非易举，因为在评述其生平的同时，往往 要涉及许多意外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元丰八年（1085 年），只有一周岁的传主，对其本人之行实，自然无从 说起，但这一年朝廷中有两件事，对其父母可能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一是三月戊戌，神宗逝世；一是五月庚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恃郎岐国公王硅谢 世。即使前者对王、李两家不一定有很直接的影响，而王珪的逝世及朝臣对他的非议，倒很有可能使李格非引以为戒。王珪至少是李格非岳父的亲兄弟， 而王在执政期间，不但得罪过司马光，还被认为“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 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①看来李格非的为人处世与王硅大相径庭，而李清照的秉性则酷似乃父。当然李格非本人的仕途升沉，对 那怕是坐胎和褪褓中的李清照，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父亲官秩的升降，家属的俸恤会随之变化，其所受胎教和落地后的生存环境乃至社会地位，也会 相应的有所变更。传主两岁左右时，其父得以转迁，由郓城教授晋升为大学录。前者系州县小官，只掌学校课试等事；后者则为国子监所属学官，掌管 执行学规，纠举并处罚犯规学生，同时协助教学。宋代官制每三年为一任，到期非转官即调任。看来三年后李格非又一次得以升迁，即由“学录”升为“学正”，这除了上引《宋史》本传可以印证外，尚有“文叔在元枯官大学” ②的记载。这里的“元枯”以哲宗元祐三至四年的可能性较大，这样一则符合 三年为一任之制，二则晁补之《有竹堂记》尝云：……济南季文叔为人学正，得屋子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日‘有竹’，牓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犊，为文 章数十篇……。 ① 培根尝云“读诗使人灵秀”。 ② 指李清照《词话》等对前辈著名人物的评说。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② 张琰《洛阳名园记·序》。 此文见于《鸡肋集》卷三○，落款为“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颖川晁补 之无咎记”，由这一落款可以进一步推定，李格非任“学正”当稍前于此，即约在传主五到六岁之间。“学正”系国子监所属学官，佐助教学，并负训 导之责，地位在博士、助教之下，学录之上。父亲在京任学官，又租赁了房子，按说李清照已有条件由原籍晋京，但她此时并未在京定居，甚至尚未到 过京城，仍随其母留居原籍。这从两方面可以得到印证：一是常在士大夫面前称赞她的晁补之，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清照姐弟；二是原籍明水附近清 楚地留有传主十五岁时在那里活动的足迹，这一点将在下文联系作品具体评 述。 因为眷属不在京城，李格非更可以专心供职著述，其时文名渐显，“与 廖正一明略、李禧膺仲、董荣武子号后四学士”①。这说明李格非继“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来之后，亦曾受到作为翰林学士的苏拭 的赏识和荐拔。在苏轼极为得志的元祐年间，李格非的仕途可以说无所挂碍，一路晋升。继元枯四年初升为“学正”后，旋迁国子博士。虽然在元枯六年 七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中所录格非诗属应景之作，但由此可见其身价已与宰执侍臣同列。从元祐六年到八年，李格非一直在太学官博士：“（文 叔）元祐未为博士”，其诗文被誉为“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秦之上。” ①可惜的是今天所见到的格非的诗文太少，已无法与晁补之和秦观的作品比高 低。 绍圣元年（公元 1094 年），传主十一岁时，对于其父的一件不平常的举 措，当已留有记忆。是年章惇为相，复行新法。六月，章谆策划编类元枯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章的本意当在拉笼李，但李却不就。由于违 背了长官意志，李格非遂被外放为广信（今江西上饶一带）军通判。“检讨” 系翰林院掌修国史之官，位次编修，而“通判”则位次于州府长官，含共同 处理政务之意。那么，李格非为什么由担任京城的清要之职，被遣为州府副官呢？原来编类元祐诸臣章疏，无异于辑录元枯臣辅的“黑材料”，当时被 重用的苏拭等人将会因此受到更加严酷的清算和报复，因为当年苏拭等在皇帝和朝臣面前，说过章谆等变法人物的不少“坏话”。李格非不忘苏拭的赏 识之恩，宁可自己远离京城，也不肯“助章为虐”。当然，对于章惇和苏拭两位敌对的历史人物如何全面公正地加以评价，那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李 格非所格守的道德准则，以当时的价值尺度衡量，不失为一种义举，也当是其对子女进行言传身教的好教材。此事对于聪颖早慧的清照来说，无疑会留 下极为崇高美好的印象。日后她之所以能够上诗翁舅时相赵挺之以营救其 父，绝非偶然。 在广信军任上，李格非还有一件不同凡响的事迹，亦即前引《宋史》本 传所云，有道士替人占卜祸福，偶有应验之时，于是身价百倍，出必乘车，村俗之人（甿）竟为其迷惑。 有一次格非路遇此道人，怒令随从将车中道士捉来，揭穿了其好计，用 棍棒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后，将其驱逐出广信府境。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它对于小清照坚持正义、疾恶如仇性格的养成，其意义不可低估，有①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其父乃有其女。 绍圣二年（1095 年），清照十二岁时，“（文叔）始为礼部郎”①。作 为拿管礼仪、祭享、贡举等要务的中央官吏，此时他并未留居汴京做官为宦，而是在陪都撰写《洛阳名园记》。此书记载了洛阳各大名园十八所、市集一 处。不仅述有历史变迁、景物形胜、亭树布置、花木种类等内容，对园主风神亦有所涉及，如《洛阳名园记·东园》条云：“今潞公官太师（仅表恩宠 之官），年九十，必时杖履游之。”②如此着笔，致使园林变得更诱人。李清照对于各种花木的体性极为谙练，当与熟读其父此著有关。 行文至此，传主不仅渐诸世事，其人其文亦渐显“皎若太阳升朝霞”、“的若芙蓉出绿波”之姿，并已渐具独立名世的资格。此后她与其父在本传 的地位将发生变化——乃父由前台退到后台，而传主将正式登台亮相。 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 ②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全文具载于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二十五，今据中华书局 1983 年校点本引。“今潞公官太师”或作“今潞公富太师”，“富”当系“官”字之讹，以形近而误。 三、从少女到少妇 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基本上是在原籍度过的。那里还留有她十五岁时乘过 的一条小船（参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此后不久，大约元符元年末或二年初，也就是在她十六岁前后，带着对故乡的眷恋，更伴随着对京都的憧憬，与其 父母胞弟李迒一同，赶在上元节的前夕来到汴京，度过了她生平中记忆最深的一个二五佳节。从这一年的初春起，对于二八年华的李清照，可以说良辰、 美景、赏心、乐事四者兼并。首先是在词坛上崭露头角，成了名动京师的“词 女”。 （一） 待字汴京，词名轰动李格非把女儿从原籍接到京城的主要目的，当是为了她的婚事，而此时 李清照本人则几乎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她把“理琴”、“斗草”等闺情闺事，也作为素材摄人其词，诸如“倚楼无语理瑶琴”、“海燕未来人斗草” 等。与此同时，她把一株江梅亲自栽到了自己居室的窗外①。在十六岁的花季，她又写了一首名震朝野的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此词在当时受到的赞赏可以说无以复加，有兴趣的读者可检阅一下《李清照集校注》此词后所附的《参考资料》。鉴于对此词“当时文士莫不击节 称赏”②，自然大学生赵明诚及其父赵挺之也不例外。这时赵明诚托词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其父为其圆之，谓明诚将做“词女之夫”③。看来当时烈火烹金之盛的赵家，是仰慕传主的词名而与李家联姻的。 李清照在词名昭著后，又在十六岁这年开始了写诗生涯④，一年后就写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悟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 ① 李清照《满庭芳》词中有“手种江梅渐好”之句。 ① 吴小如先生对此词有独到理解，其《诗词札丛》（北京出版社 1988 年 9 月版）第 258—259 页，认为词中的“卷帘人”是指作者的大夫赵明诚，吴著云：“原来此词乃作者以清新淡雅之笔写秾丽艳冶之情，词中所写悉为闺房昵语，所谓有甚于画眉者是也，所以绝对不许第三人介人。头两句固是写实，却隐兼比兴。 金圣叹批《水浒》，每提醒读者切不可被著书人瞒过：吾意读者读易安居士此词。亦切勿被她瞒过才好。 及至第二天清晨，这位少妇还倦卧未起，便开口问正在卷帘的丈夫，外面的春光怎么样了？答语是海掌依旧盛开，并未被风雨摧损。这里表面上是用韩偓《懒起》诗末四句：‘昨夜三更雨，今朝（一作‘临明’） 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的语意，实则惜花之意正是怜人之心。丈夫对妻子说‘海棠依旧’者，正隐喻妻子容颜依然娇好，是温存体贴之辞。但妻子却说，不见得吧，她该是‘绿肥红瘦’，叶茂花残，只怕青春即将消逝了。这比起杜牧的‘绿叶成阴子满枝’来，雅俗之间判若霄壤，故知易安居士为不可及也。‘知否’叠句，正写少妇自家心事不力丈大所知。可见后半虽亦写实，仍旧隐兼比兴。如果是一位阔小姐或少奶奶同丫鬟对话，那真未免大子风景，索然寡味了。”对这一说法，笔者尚不能完全接受，而认 为此词写于清照少女时期的可能性较大。 ②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十四，明万历刊本。 ③ 《琅嬛记》所引《外传》。 ④ 李清照四十五岁时写的《分得知字》侍中有句云：“学诗三十年”。 （二） 合卺初嫁，旋遭不幸上文提到李清照十八岁出嫁。这里从她十七岁，也就是元符三年（1100 年）谈起。是年正月哲宗去世后，徽宗继位之初，皇太后向氏权同听政。苏拭、秦观等相继被召归朝。“以新除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自是忠 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见收用，时号小元祐”①。无疑时局对李格非很有利，这时韩忠彦又象元枯年间的苏拭那样荐举李格非。对此传主曾说：“有易安室 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②。这里的“韩公”指韩肖胄的曾祖韩琉和祖父韩忠彦，他们相继引荐过清照的祖父和父亲。此时还值得李、王两家庆幸的是， 元符元年被迫贬并曾株连到其诸子的王硅，于是年五月与文彦博、司马光等三十三人，被追复原官。李格非除礼部员外郎亦当在此时。但是李清照并没 有为此而沉洒或懈怠，她把大好时光都用在读书、写作上。此时不仅有被称为“奇气横溢”③的《语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问世，其词作的题材格调 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可取之处是传主没有端起大家闺秀的架子，反倒别具一格地向世人展示她作为待字少女的内心世界。这表现在她对韩偓《香奁集》的研读和汲取上。虽然那时《香奁集》的名声，不一定象后来那 样被视为“海淫之言”①，但其中多涉男女情事则是事实。李清照一再将韩诗隐括在自己的词中，这是发人深恩的事。除了上引咏海棠的《如梦令》， 系 取义于韩惺《懒起》诗的“昨夜三更雨”以下四句外，她在出嫁前夕所写的这样一首《点绛唇》词：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 回首，却把青梅嗅。②更与韩偓《偶见》诗的“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 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有着清晰的渊源关系。看来李词中的“客”，很可能是指赵明诚。他当是由激赏李词， 进而亟慕其人。为得睹“梦中”“词 女”风采，明诚不难托故诣李寓，因为李格非前不久还是大学的学官，当是赵的上司或老师。明诚不满足于梦境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设法亲睹未婚 妻淑姿，这是对于爱情婚姻一种可取的自主意识和新颖、负责的做法。此举不但无可非议，还当为之击掌叫好；而对于尚在议婚期间的少女李清照来说， 听说或猜到来“客”是未婚夫，自然要急忙“和羞”走开了。此系顺理成章之事，本无庸过虑，但至今仍有论者认为这首《点绛唇》非清照所作，其根 据就是“倚门”等于“倚门卖笑”。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倚门”语出《史记·货殖列传》的“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是以此说明“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的道理。而“倚门卖笑”是后人的演义，以之形容妓女生涯系晚①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 ② 事清照《上枢密韩公诗序》。 ③ 陈宏绪《寒夜录》卷下，退庐丛书本。 ① 如方回《瀛奎律髓》卷七所评。 ② 对于李清照的这首《点绛唇》，自情初贺裳《皱水轩词茎》疑系无名氏演韩偓诗以来，不少论者均持此说。《李清照集》将其作为“附录”，《李清照集校注》则作为“存疑之作”。对此笔者曾作过考核，以为此词当系李清照所作。详见拙文《关于易安札记二则》，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 年第 4 辑。 至元代和清代的事了，如“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枝，卖俏倚门儿”①、“婉 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②。鉴于上述“倚门”一词含义的演变，如果一定要为《点绎唇》词中的“倚门回首”寻找出处的话，那么它只 能出自《史记》，而与后世所用引申意无涉。何况李词中的“倚门”句，只是靠着门回头看的意思，不必有什么出典。即使后退一步，按照被人误解了 的思路来说，如王的所指斥清照的什么“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阎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其风至闺房 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③，不是也从反面印证了这类有涉于“闾巷”，的“通俗歌曲”式的小词，很可能是出自一向接受新生事物的李清照之手。 何况这类词又是青年男女的真实心态的写照，将其从《漱玉词》中法除，岂 不可惜！ 可喜的是有情人得成眷属，传主在十八岁时，嫁给了二十一岁的太学生 赵明诚，缔结了一段令当代后世艳羡不已的美姻缘。这时清照之父仍作礼部员外郎；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询为朝廷高级官吏。传主夫妇虽系“贵家子 弟”，生活方式却相当自然淳朴而又潇洒开放。每逢初一、十五，赵明诚便请假到相国寺去购买碑文拓本，还不忘给爱妻买回一些她喜欢吃的于鲜果 品，他们初婚时，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在这前后，清照写词时，也多以好花、皎月自况，如“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玫地。共赏金尊沉绿蚁， 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①、“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②，看来这正是词人当时富贵优雅生活的艺术写照，不消说也含有某种自命不凡的 成分。 可惜的是好景不常，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徽宗崇宁元年（1102 年）七月，其父被列入元枯党籍，共十六人，不得在京城任职，李格非名在第五，遂被降为京东提刑。九月，徽宗亲书元枯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 一二一人，李格非在余官第二十六人，罢其提点京东刑狱。而同年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李清照曾上诗翁舅赵挺之营救其父。对 此，张琰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③。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相 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④上文所云，凡被诬为元祐好党的人，均不得在京都任职。根据这条诏令， 李格非先是出为京东提刑。后来惩处加码，象苏缄、苏辙及“苏门四学士” 等，均被远谪或编管，李格非也被罢免了京东提刑之职。至于格非最后受到 何种惩治、结局如何，史无明载。根据当时情况分析，大致有三种可能：一是，鉴于李格非在元佑年间职位较低，更没有象苏拭等人那样欲置章惇、吕 惠卿等人于死地，因而得罪较轻，当不至于受到很严酷的追究；二是，当时的权势人物赵挺之，虽有借机报复苏拭弟兄及黄庭坚等多次压抑、中伤自己① 王实甫《西厢记》三本一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② 汪中《经旧苑吊马守真文》。 ③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① 《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 ② 《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 ③ 张琰《<洛阳名园记>序》。 ④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续古逸丛书本。 的可能，但李格非毕竟是他赵挺之依从其爱子的意愿而选中的亲家，当不至 于投井下石，相反，还可能暗中为之斡旋，或予以援手，使之得以从轻发落；三是，鉴于上述韩琦、韩忠彦对清照父、祖的荐拔，此时韩忠彦虽然受到曾 布的掣时，但毕竟身居相位，对李格非的蒙冤，不会坐视不救。凡此种种，李格非当没有受到远谪或编管的处分，加之他本来就有志于史事，所以李格 非很可能从此走上了潜心著述的学术道路。到了“召还流人，进用忠说之士” 的“尚书右仆射韩忠彦”①被罢官后，元祐党人的处境便急剧恶化，象苏拭兄 弟，以及已故的司马光等均被罪上加罪，但那时李格非的具体遭遇仍不得而 知。 著述赋闲，对李格非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但对李清照来说却是一场不小 的灾难，这意味着她从此失去了家门的依托。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社会里，翁舅是高官，父亲为罪臣，她作为一个出嫁仅一年的新妇，处境该是多么难 堪！何况其父即使由于上述原因，得到某种护有，但京城已没有了她的立足之地，她必须舍弃自己苦心经营美化了十多年的幽雅而舒适的“有竹堂”， 离京而去。这打击对一个极为看重“人间父子情”、不谙世故的十九岁新妇来说，实在是大突然、太难以承受了！ ①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四、党争株连，千古奇冤仅仅一年前，在传主的周围处处是锦上添花，转瞬间竞成了雪上加霜。 十九岁时，与父母胞弟生离死别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尚未愈合，二十岁时，更大的灾难竟直接降临到她自己的头上。根据第一章引论中所提到的崇宁二年（1103 年）九月的王午沼和庚寅诏等惩治元祐党人苛律的接连下达，岂不完 全是故陷人罪的深文周纳，使李清照无法逃脱突如其来的厄运。 （一） 挺之父子重禄官，清照被遣返家园从李清照以“炙手可热心可寒”之句，对赵挺之的“回敬”来看，这位 身居高位的翁舅，出于对自身利害的考虑，便不顾儿媳的求助和安危，对其采取了“宁左勿右”的做法。由此还可以说，是时赵明诚对李清照的态度， 与婚前也大不一样了。虽然上引在黄庭坚与友人来往的信件中，有关于明诚因与元祐党人交往而与其父失和的说法，但他对其岳父和发妻的不幸遭遇， 是否能加以援手不得而知，而他的“贵家子弟”的身分却保住了，并忍看其妻倍受感情煎熬。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对古人的苛求，而是借以说明对李、赵 的婚姻应采取有分析的、辩证的看法，须知他俩并不是自始至终的恩爱夫妻，其间的感情隐患有可能萌生于此时，尽管当时的传主很年轻，但由于她博学 多才，对历史已有相当深邃的见解，对人情冷暖尤为敏感，对自己当时的处境也当有清醒的认识。娘家出了这样的“问题”，不仅使她在婆家成了多余 的人，或被视为赵相府邪中的扫帚星。这样一来，摆在李清照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沿着父母胞弟的足迹离京而去。那么，他们去往何处呢？从传主此 时所作《一剪梅》词中原型意象的地方特色看，这一家三口骨肉当先后回到了明水老家。其《醉花阴》等亦当写于此时此地。 （二） 在变幻无常的政争中“打秋千” 朝廷争斗时急时缓，其情况既象是被人荡来荡去的秋千，又酷似儿童玩的翘翘板。这头被压得很低，那头就翘得老高。但是，板子高也罢，低也罢，我们的传主总得牺牲一头。因为翘板的一端是她的生身之父，另一端不只是“炙手可热”的翁舅赵挺之，还紧紧连着她不得不与之作新婚之别的佳偶赵 明诚。或许正是有感于这种政治上的翘翘板运动，大约在崇宁三、四年间（公 元1104—1105 年），李清照写了一首题目一作《七夕》的《行香子》词：革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搓来，浮搓去，不相逢。 星桥鹊驾，经年寸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高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如果联系上述政治背景，此词应作如是解——就象那随着秋风中蟋蟀的 鸣声纷纷飘落的桐叶，朝廷的风吹草动也殃及到了无辜者，由于党争的株连，把一对恩爱夫妻变成了长年分离的人间牛郎织女，彼此间阻隔重重，难以“相 逢”。在“人间”的词人，其翁舅很有权势，却使她感到失望和寒心；在“天上”，正因为作为织女祖父的天帝的权势至高无上，牛郎织女才被迫分居天 河两岸，使之坐困愁城。这种情况用“正人间天上愁浓”加以概括，再恰当不过。接下去的“云阶”二句，字面上是说天宫中“关锁千重”，实际上“人 间”又何尝不是这样。是时词人的命运正力廷争所左右：争斗加剧，她就与娘家人一起遭殃；稍松即可回到“人间”的“云阶月地”——赵相府郧。这 当是词中“浮槎来，浮搓去”的寓意所在。至于她回到广京后，为何仍与“人间”的牛郎赵明诚“不相逢”，这又可能涉及到二人由亲密到疏远的感情变 化。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纳妾盛行的宋代，又怎么能设想赵明诚会象“天上”的牛郎那样，永远保持着对“人间”的织女李清照的如初 婚之爱呢？这一切当是此首《行香子》的一种相当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这种背景还同时反映在“浮槎”句的出典上。据张华《博物志》记载：天河与 海可通，每年八月有浮搓（木筏）来往，从不失期。有人矢志要上天宫，带了许多吃食浮搓而往，航行十数天竟到达了天河。此人看到牛郎在河边饮牛， 织女却在很遥远的天宫中。名为夫妻，实被分离。这个典故本身简直就是李、赵之间实际境况的写照。 此词的更加耐人寻味之处是结拍的“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三句。 其妙处在于词人能把自然界实实在在的天气变化，与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绾合得天衣无缝。谁都知道，“七夕”期间，天气总是一会儿雨，一会儿晴， 民间认为那是织女的滴滴泪水洒向人间，而李清照新婚之后所处的崇宁年间的政治风云同样变幻莫测。崇宁四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恃 郎，六月，“（因）与（蔡）京争权，屡陈其好恶，且请去位避之”①，遂引疾乞罢右仆射。仅仅过了半年多，至崇宁五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 尚书右仆射兼中书恃郎。与此同时，毁《元祐党人碑》，继而赦天下，解除党人一切之禁。这对李格非一家来说，无异于从风风雨雨中看到了青天白日。 所以，“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三句，绝不单纯是修辞学上的一语双关，从社会心理层次上看，它多么巧妙地传达出了传主的心声。 ① 《宋史·赵挺之传》。 五、世事反复难得知，回黄转绿无定期 在赵家犹如烈火烹金之盛、皇帝亲附赵挺之耳边轻声说悄悄话不久，大 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复相，三月赵挺之罢右仆射后五日卒。卒后三日， 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具狱，不久当获释，但挺之赠官却被追夺，其子的荫封之官亦因而丢失。明诚偕清照屏居乡里， 亦当始于是年。 在五、六十年代及其以前问世的李清照研究论著中，多以密州（治所在 今山东诸城市）为赵挺之原籍，而云明诚、清照屏居之地为诸城，却不知“挺之自密州徙居青州”②之事，亦不知“明年（崇宁五年）春，（挺之）数乞归 青州私第”①之事。后经论者详考，赵、李屏居之“乡里”应为青州，而绝非诸城。《后序》所云“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的“归来堂”，亦当在青州。青 州即今山东青州市（曾为益都县），古代亦称青社。八十年代未，青州已建成李清照故居纪念馆，其地在范仲淹、欧阳修纪念亭之北数百米处。 （一） 归来堂中读书乐当李清照被遣归原籍时，赵明诚照旧居京做官，而赵家出了事，明诚不 得不屏居乡里时，清照不但情愿“夫唱妇随”，还念念不忘这段读书生活，谓之巴不得“终老是乡”。这对于处在逆境中的大夫，当是一种很大的慰藉， 也是中国妇女深情、宽容、贤惠、忘我传统美德的一种体现。与此很不相称的是，赵明诚竟有某种以怨报德之嫌，当然这是后话。 在胪述赵、李屏居青州时的读书生活之前，应对那里的书房——归来堂 的来历略加考索。四印斋本《漱玉词》附录诸城王志修诗，自注云：“归来堂旧址，乾隆中同邑李氏改名易安园。”对此说，王学初不以为然是应该的， 但他的下述说法亦有不尽然之处：“归来堂取义于陶渊明之《归去来辞》。 明诚屏居乡里时，已每饭后坐归来堂。其时明诚年只二十余岁，或三十乍过， 似不能以陶渊明‘归去来兮’自拟。此堂殆为赵挺之旧居”②。此说之误主要有两点：一是屏居即隐居，与陶渊明辞官归隐大同小异，即使其事不甚相似 亦可师之，不论年龄高低均可以陶“自拟”，此与“易安居士”的来历相仿，均取义于陶辞，并以之自况无疑；二是赵挺之于崇宁五年春“乞归青州”事， 虽已整装待发，即“诏许之，既办装将入辞矣”①，但实际上并没有成行，其生平中无归隐之行实，因而不可能以“归来”名其“旧居”或书房。为了证 实王说之不能成立，兹补充新据如下：……读陶潜《归去来辞》，觉已不似而愿师之。买田故缗城，自谓归来子。庐舍登览游息之地，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①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一引《赵挺之行状》。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 238 页。 ①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一引《赵挺之行状》。 一户一牖，皆欲致归去来之意。②这是晁补之被免官回金乡闲居时，于崇宁二年（1103 年）所写《归来子 名绢城所居记》中的一段。看来赵、李以“归来堂”名其书房，系步武晁补之所为，并且出这个主意的十有八九是极为服膺晁补之的李清照。 青州屏居，对赵明诚来说恐不无失落之感，但对清照来说却是因祸得福， 使她与丈夫一起渡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其《金石录后序》云：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傣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二） 步武前辈著《词论》 传主在屏居青州期间，除了协助明诚撰著《金石录》之外，她还完成了 一件在词坛上有“补天”之功的大事，这就是为诗、词之别首创界碑，写出了“别是一家”的《词论》。鉴于此作的重要性，以下将设专章评述，这里 只涉及至今众说纷坛的其系年和有关的写作背景问题。看来《词论》的写作缘起大致是这样的：李清照文学上的老师和忘年交晁补之，他于元祐年间写了一篇题作《评 本朝乐章》的重要词评。“它历评柳永、欧阳修、苏拭、黄庭坚、晏殊、张先、秦观七家词”、“晁补之词学苏拭。这篇词评，一面肯定苏拭‘横放杰 出’，不受曲子的音律的束缚；一面又不满黄庭坚‘著腔子唱好诗’，认为作词还须讲究当行本色。比之苏门其他人的论词，它的见解显得全面和有利 于词体的发展。”①元祐未年只有十岁的李清照，当时不大可能研读晁补之此作。在赵、李屏居青州的最初四、五年，晁补之恰在络城（今山东金乡）守 母丧，这正是李清照向自己心目中的长者请益的大好机会，更有抓紧提高自己理论素养的必要。此时，晁补之因材施教，将其旧作出示清照一阅。她不 阅则罢，一阅则不甘示弱、跃跃欲试，从而写了这篇名副其实“压倒须眉” 和“前辈”的词学新著——《词论》，从其在内容方面对晁补之《评本朝乐 章》的承继与发展，以及收录者胡仔将它列在“晁补之条”等方面看，上述对于《词论》系年和背景的推想，当非妄说。 ② 《晁补之年谱》，刘乃昌、杨庆存注《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版，第320 页。 ①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93 页。 六、赵明诚的“天台之遇” 和李清照的被疏无嗣 关于赵、李的子嗣问题，宋人已有明确记载：“（赵明诚）又无子能保其遗余，每为之叹息也”②、“赵君（明诚）无嗣”③。至于为什么“无嗣”， 洪适当是不明真相，而作为赵明诚表甥而又对其表舅寄予明显同情的翟耆年，即使知道一些原委也不会明言，而笔者则在下述李词中，找到了一些蛛 丝马迹。 （一） 赵明诚甘作“武陵人”，李清照独守“秦氏楼” 这里的“武陵人”和“秦氏楼”，就是指传主屏居青州后期所作《凤凰台上忆吹萧》①中的，“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句中所暗含的有关婚恋的两个故实，与这一节标题中的“天台之遇”是一回事。《凤凰台上忆吹萧》一 词的主旨当如李攀尤所云“写出一种临别心神”②，也就是写作者在丈夫远行前夕难以为别的心情，以及对别后孤寂情状的拟想。《漱玉词》中题旨涉及 伉俪暌违的至少占三分之一，但作者如此明显地作为送行人出现，这是唯一的一首。原因是以往不是她在送大夫“负笈远游”，而是自己受新旧党争牵 连，皇帝下令禁止元祐党人子弟留居京城，她是被迫由汴京回归原籍济南府的。所以在阔别汴京时她总是被送者。这一次她作为送行者，与丈夫分手的 地点不是在汴京，而是在赵明诚的故居青州府。 为了较确切地阐释词旨，在推定此词写作地点的同时，尚需进一步搞清 它的写作时间。作者结婚后的第二年党争加剧，其间反反复复约五、六年，至徽宗大观元年（1107 年），蔡京再度复相，赵挺之被罢右仆射五日遂卒， 从这一年或下一年起，赵明诚偕李清照“屏居乡里十年”③。在他们回乡的第四、五个年头上，即政和元年（1111 年），赵挺之妻郭氏奏乞朝廷，恢复挺 之司徒等职，这表明从是年起赵明诚亦可恢复做官的资格，但史乘中无具体记载。我们可以如是推想：“屏居”是隐居，就是不出来做官，赵明诚夫妇“屏居乡里”既然只有“十年”，就是说到政和七年或稍后便不再隐居，又 出来做官了。这首《凤凰台上忆吹萧》当是重和元年（1118 年）屏居结束，赵明诚离青州赴任前夕，李清照为他所写的迭别词。 关于赵明诚此次之何处赴任，史载阙失，这里亦无必要多加考释，但有 一点宋史中明确记载，即新旧党争早已平息，赵明诚不管到哪里做官，均可携眷前往，他为什么偏偏要她独自留在青州？为此她可能不止一次地祈求将 她带上，而他不肯答应，她便心灰意冷，什么也不想干了：香炉熄灭了她不② 翟耆年《籀史》上，守山阁丛书本。 ③ 洪适《隶释》卷二十六。 ① 原词见本书第一章。 ② 《草堂诗余隽》卷二，明刊本。 ③ 《金石录后序》。 管，被子也不叠，太阳老高才起床，起床后头也懒得梳，贵重的首饰匣上已 经落满了灰尘。她口头上说最害怕的是“离怀别苦”，实际还有更担心的事，话到嘴边说不出口。她近来这么消瘦，并非因为饮酒过多沉醉如病，也不是 因为悲秋。上片在这里打住，乍一看有点像戏剧中的悬念，其实不是悬念，而是作者的难言之隐。 这难言之隐是什么，下片也不便直说，而又不能不说，只是隐去了她要 跟他走的意思，径说为了留住他，她便反复咏唱宛转凄切的《阳关曲》。然而没有用，他执意要走，即使唱上千万遍《阳关曲》，也留不住，他已经铁 了心，也就罢了！这就是“休休”二字的深层语义。按说丈夫出去做官不是坏事，她为什么这样苦苦挽留不愿让他走呢，原来“念武陵人远”才是真正 的谜底。她之所以不肯让他外出，是担心他会像汉明帝永平年间剡县刘晨、阮肇人天台山那样，遇上仙女，乐而忘返。“烟锁秦搂”句，王学初《李清 照集校注》以为：“此秦楼乃古诗《陌上桑》：‘日出西（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之楼，日出与开照相应。此处殆用‘秦氏楼’之‘秦楼’”。这恐 怕不是李清照的原意，比如在赵明诚亡故的后期，李清照所作《孤雁儿》有句云：“吹萧人去玉楼空”，这可进一步证明，她是以弄玉和萧史暗指她和 她的丈夫，所以“烟锁秦楼”与《陌上桑》的“秦氏楼”绝无瓜葛，她笔下的“秦楼”，当是与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萧史所居凤台（亦称秦楼）有关， 但不是照搬萧史弄玉的爱情故事，倒可能取意于李白《凤台曲》的“曲在身不返，空余弄玉名”。在神话故事中，弄玉和萧史共居秦楼十年后，一旦随 凤比翼飞升，而她李清照虽然也曾陪伴丈夫屏居十年，到头来自己却象被萧吏遗弃了的弄玉一样，孤单单地留居在被烟雾笼罩的闺楼中。 作者写这样的送别词可谓用心良苦，她想感化丈夫不要忘掉她别图新 欢。特别是“念”字领起的下文，多么委曲动人，她盼望丈夫归来的急切心情，没人理解，她终日痴呆呆地瞅着丈夫归来时的必经之处，那种望眼欲穿 的样子，走远了的“武陵人”是不会知道的，只有作为见证人的楼前流水的如泣如诉之声，才是我心弦的颤动！对一篇吞吐委曲、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 来说，完全以越沮代扈的方式揭出它的谜底，反倒使人败兴，那么对于此词结拍的“从今又添”的“一段新愁”是什么？读者不妨联系她同期而稍后的《念奴娇》（萧条庭院）加以解读，因为这首词中的“征鸿过尽，万千心事 难寄”，所流露的是作者的类似心态。 （二） 读《诗经》自叹身似庄姜轻这里是指李清照《声声慢》①一词中所包含的隐衷，即此词的“晓来风急” 句，暗含《诗经·终风》所谓卫庄姜被丈夫疏远甚至虐待之事。要想使笔者的这一见解得到读者认同，必须首先解决此词上片第七句是“晚来风急”， 还是“晓来风急”？由于《词品》以来不少版本作“晚来风急”，人们便以为此词是写作者“黄昏”时一段时间的感受。因“晓”字与“黄昏”相抵悟， 即便是《词综》及其前后的约十几种版本皆作“晓来风急”，亦未引起应有注意，以致今人的选本，除俞平伯和唐圭璋外，几乎无一例外地作“晚来风 急”，而笔者认为，此句只有作“晓来风急”才能解释得通，否则会导致对① 原词见本书第一章。 整首词的误解或曲解。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艺蘅馆词选》，此句不仅作“晓来风急”，并附有梁启超的一段眉批：“这首词写从早到晚一天的实感。 那种茕独栖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 这几句话，对词旨阐释得深入浅出尚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它解决了此词流传 中的一大疑点，即到底是用“晚”字，还是用“晓”字合理的问题。“从早到晚”，也就是词中的由“晓来”，“到黄昏”云云。在上述梁批的启发下， 笔者尝对“晓来风急”句之隐秘加以试译，首先把此句与《诗。邶风·终风》 的“终风且暴”句作对比，第二步从训沽方面说明“暴”，疾也，“日出而 风曰暴”，“暴”自然就是“晓来风急”的意思。这是就表层语义而言，从深层语义上说，“怎抵他晓来风急”句更与《诗经·卫风·硕人》有关。关 于《硕人》篇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左传·隐公三年》云，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诗序》谓，庄 公宠幸其妾，冷遇庄姜，故庄姜无子，国人闵之，为作此诗；朱自清则说“《硕人》篇要歌给庄公听”①。由此看来，这首《声声慢》的题旨当是从对《终风》 和《硕人》篇的隐括中，表达作者的“无嗣”和何以“无嗣”的“难言之隐”。 梁启超所说的作者“咬着牙根咽下”的，也当包含着这种“难言之隐”。笔 者曾无视这种隐衷说“这首《声声慢》毫无疑问是李清照晚年所作……也就是五十岁上下时所作。”②这种说法过于武断，不利于对词旨的更全面深入地 探讨，应予修正。我现在认为此词当是李清照在揣摩了《硕人》篇要歌给庄公听的意图后，她写这首《声声慢》的目的很可能是要歌给自己的丈夫听。 看来，李清照与今天的大多数《诗经》解读者不尽相同，她当是相信《左传》 和《诗序》的上述说法的，所以才对《终风》和《硕人》篇加以隐括，从而 写出“晓来风急”之句，成为千古难解之谜。③ （三） “人道山长山又断”，昌乐驿馆发浩叹以此概括李清照写于宣和三年（1121 年）八月的《蝶恋花·晚上昌乐馆 寄姊妹》一词的主旨，似无前例。笔者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基于与他人不同的视角，从而看出，词人不仅为思念情同手足的姊妹①肝肠寸断，更为其难卜 吉凶的莱州之行忧心如焚。一言以蔽之，此词反映了传主前不归村后不着店的极为悲苦复杂的心境。 由于一夫多妻制所造成的丈夫对发妻的始密终疏，使多情善感的李清照 尝够了种种莫可名状的酸苦之果。这首《蝶恋花》就包含着词人的难言之隐，词云：“泪湿罗衣脂粉满，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 微雨闻孤馆。 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 蓬莱远”。对这首词的解析，我想用“以意逆志”的方法。 赵明诚夫妇大约自大观元年（1107 年）起，屏居青州十年。这就是说自① 《诗言志辨》。 ② 《我读：声声馒）》，《文史知识》1987 年第 2 期。 ① 传主没有同胞姊妹，这里系指其在青州的女伴。 1118 年至 1120 年，赵明诚当有三年离青之他任，赴任时不肯携妻前往，李 清照就特意写了一首题作《凤凰台上忆吹萧》词，以寄托她愿象当年萧史和弄玉那样，与夫比翼飞升之意。赵不答应，她就把送别的《阳关》曲唱了又 唱，希望他能留下来，但却仍然无济干事。她在词中以“念武陵人远”之句道出了自己的心事。在她备尝独守空房（即“烟锁秦楼”）之苦后，又写了《声声慢》，一则寄寻觅良人之意，一则借“晓来风急”之事，诉说其被疏 无嗣之怨，说白了就是李清照借古讽今地抱怨赵明诚像卫庄公宠幸其妾、冷遇庄姜那样，疏远了她，致使她无有子嗣、无依无靠，就像衰败后堆积满地 的黄花一样，多么可怜！笔者原以为这首《声声慢》像是李清照为自己写的“长门赋”，它会打动赵明诚，使他回心转意，在调任莱州后把妻子接到任 所，重归干好。但在细读李清照赴菜、居莱时的诗词后，使我的这一看法有某种改变，从而对这首《蝶恋花》词作如是解：在李清照独居“秦楼”时，青州的姊妹们陪伴或经常去看望她、安慰她， 并鼓励她干脆到莱州去，以找回她原有的爱情。于是她孤身走上了寻夫之路。 在与好心的姊妹们朝夕相处时，可惜亲密的手足之情，弥补失却的伉俪之爱， 一旦她离开姊妹、独居驿馆，便倍感孤独凄凉。她之所以那么伤心，以至泪泉冲掉脸上的脂粉，湿污了衣衫，一方面自然是因想念对她恩义厚重的姊妹， 另一方面当是担心前程未卜，不知自己到了莱州丈夫会怎样对待她。青州到菜州的实际空间，谈不上那么山高水长，词中所云“人道山长山又断”，当 是喻指心理空间。她与丈夫之间早已有了阻隔，他对她仿佛断了情思，眼下又离别了姊妹，孤馆闻雨，凄苦无似！这当是上片所蕴含的词人之“志”。 下片写她临行时乱了方寸，以致忘记喝了多少酒。这其中也别有寓意，即她是身在离筵，心里悬挂着——自己即使到了丈夫身边，如果他仍然无动于衷， 该如何是好？心里装着这样的难言之隐，其“方寸”如何不乱？这种难言之隐也就是词人不得不加隐匿的“志”。 这首词中最耐人寻味的是结拍的“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 此二句尽管字面上可意译为“姐妹们别忘了给我写信，莱州不像蓬莱那么远。”但其深层语义却要委婉丰富得多，可否这样理解：对姐妹的雁书，词 人看得很珍重，她绝不会像她们那个作为“武陵人”的姐（妹）夫，词人给他写了那么多信，竟如石沉大海，只字不回。原因是他置身“蓬莱”，向往 的是“天台之遇”，哪里还把老妻放在心上！如果他仍然冷遇她，那么她到东莱后的唯一希望和安慰，就是收到姐妹们的信函。这里需要再加解释的是“蓬莱”。对这两个字，注家或引《史记·封禅书》，或引《汉书·郊祀志》， 云指渤海中的蓬菜、方丈、瀛洲三神山。这样注释虽不能算错，但对于李清照所赋予它的特定含义来说，谓此“蓬莱”为三神山仍不够确切，其原因乃 是把“蓬莱”只作为一般的典故看，而没有看到在那上面沾有李清照的“指纹”。我想这首《蝶恋花》中的“蓬莱”，与李清照前此不久所写的《凤凰 台上忆吹萧》中的“武陵”同义，所蓄之“志”都是妻子担心丈夫有“天台之遇”。同一个赵明诚，既然彼时可以把他称为“武陵人”，此时为何不可 以称为“蓬菜”客呢？不管彼时抑或此时，词人最担心的都是丈夫可能与刘、阮为伍。惟因词写得深婉，怨情被离情掩盖了而已！ （四） 莱州官舍遭冷遇，《感怀》诗里寄隐情李清照寻夫途中驻足的“昌乐”，离莱州不远。她于宣和三年（1121 年） 八月初由青州动身，在昌乐驿馆写了《蝶恋花》不久，于十日即到达赵明诚的菜州任所，事情比预料的还要糟，《感怀》诗并序记载了李清照在莱州所 受到的冷遇，诗云：“寒窗败儿无书史，公路可怜合至此。青州从事孔方兄，终日纷纷喜生事。作诗谢绝聊闭门，燕寝凝香有佳思。静中我乃得至交，乌 有先生子虚子。”由于人们总以为赵明诚和李清照的婚姻十分美满幸福，所以对这首诗的理解很难到位，倒很容易南辕北辙。我想这首诗的写作契机应 该是这样：当李清照受到赵明诚不应有的冷遇后，自然很生气，却又寄人篱下，无可奈何，便隐括了苏拭的一首题作《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 戏作小诗间之》的诗和陈师道《后山诗话》的：“东坡居惠，广守月债酒六壶，吏尝跌而亡之。坡以诗谢曰：‘不谓青州六从事，翻作乌有一先生’”， 而成这首《感怀》诗。别看苏、李二人诗中都戏谑般地借用了《世说新语·术解》篇的典故，以“青州从事”指代好酒，但含义却有所不同。对苏拭来说， 主要是借六壶酒的跌撒而戏谑一番，但在李清照诗中却饱和着无限酸楚。 诗前有这样一段小序：“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 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 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诗又劈头便说：“寒窗败几无书史”， 这就不能不使人陡生担心和不平，李清照冒着“秋老虎”赶到莱州后，可能被赵明诚打入了“冷宫”。诗序与首句所说的她一个人坐在既“无书史”， 又陈设破旧简陋、寒气逼人的屋子里，其深层语义不就是被打入冷宫的意思吗？诗的第二句则证实了上述担心和不平不是多余的，所谓“公路可怜合至 此”，是隐括了这样一段记载：“（袁）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斜。时盛暑， 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棂床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因顿伏床下，呕血斗余而死。①”诗中的“公路”就是袁术的字，这里李清照 是以袁术的遭遇自况。 看来，深入理解此诗对有关袁术故实的使用，是正确懈析此诗的关键。 这个典故的应用，无异于奉告读者——诗人的遭遇就像当年的袁术一样狼狈不堪，具体情景大致是：李清照既来之，赵明诚则拒之，拒之下去，则留住 数日，粗茶淡饭，既不果腹，又难御余暑，轻慢之举使她难以忍受。但如果为此与他怄气，岂不把自己置于死地，走上袁术的老路！李清照既是一个倜 傥有丈夫气的女性，也是一个机敏智慧的诗人，她把如同袁公路的悲惨遭遇，以苏拭式的幽默、达观方式出之，一则借以宣泄、化解胸中块垒，二则或可 感化一下赵明诚。从莱州以后的赵、李关系看，似有所好转。想来，只要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都可能被李清照借袁术之事的自诉所感动，何况李、 赵又是曾经沧海的好夫妻！ 第三句的“孔方兄”，指钱。此句在苏轼诗中虽单指酒，而未涉及钱， 但已含有对于时运不佳的自嘲成分；在李诗中接之以“终日纷纷喜生事”，立意更高了一截。这很可能是诗人对其夫借计陀于应酬，终日在外，对“独 坐一室”的她不管不顾的一种嘲讽和埋怨。后面的“燕寝”，原指帝王休息① 见《三国志·袁术传》裴注引《吴书》，《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 1982 年影印本。 安寝的一种所在。按周制王有六寝，一是与王后对应的正寝，余五寝分别与 夫人、世妇、嫔、妻、妾相对应，统称燕寝。这里与“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①中的下句，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却不是袭用韦句而单指赵之莱州公廨， 应更有承接古训，以指作为正妻（等于王后）应享有正寝的她，遭到冷落而闭门作诗以自娱之意。当然，李清照的这句诗是否只能如此解，笔者尚不敢 很自负，但至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李清照诗词中的典故，不宜只作简单注释，也不宜停留在表层语义上。 最后一句的“乌有先生子虚子”，是一无所有的意思，语见司马相如《子 虚赋》，其与首句相照应，说明李清照在莱州被冷落到何等地步！ 遗憾的是此诗曾被长期误解，而误解最严重的是这样两点：一点是对“青 州从事”的错误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关于赵明诚仕履的讹传。由于有释者不了解这首《感怀》诗与上引苏诗的渊源关系，也不知道李诗中的“青州从 事孔方兄”是指酒和钱，从而由此想当然地认为赵明诚曾知青州。这一理解看似锗在对赵明诚仕履的系年和对故实的误解上，实际上更关系到对传主中 年时期诸多词作的系年和理解。如果赵明诚在屏居十年后，就地居官于青州郡舍简政堂，那么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萧》一词，即为其到菜州赴任送 行，这样一来，“青州从事”就成了双关语。把“青州从事”只解作赵明诚曾知青州，至少是对这一典故和此诗的表层语义的误解，必须加以纠正；二 是同样出自传主的笔下，其《后序》对赵明诚居莱时的记载与《感怀》诗的基调有所不同：“今日忽阅此书（指《金石录》），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 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 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当是基于时空的移易和主体心态、情感的变化所致。试想，一个尚在编织爱情之梦的正值盛年的女子，在她受到心上人 的疏远和冷落时，其心境和态度该是怎么样；而当大夫故去、自己已步人老年且刚刚吞下了再嫁遇人不淑的的苦果后，其对与其共经沧海的前夫，又会 是什么样子？基于这样的心理背景，传主在五十一岁时所写《后序》中所表现出的对亡人的痴心，并不能说明当年丈夫对她无负心之举。所以在现存《漱 玉集》中，纯粹表达离情的诗词可以说一首也没有，尤其是在作者的中年时期（或称青、莱时期）所作词中，主要是表达人生中最个人、最高尚的爱情 失落后所造成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当然这里说的《感怀》诗不同于“别是一家”的词，即使诗人正在经受着爱情的折磨，也往往不把这种感情写进诗里， 而转弯抹角地写到别的事情上去，甚至以超脱出之，《感怀》诗不正是作者的这种诗、词创作主张的具体体现吗？可以说这首诗既是《漱玉词》特定思 想感情的硬化处理，同时也是清照诗的特有思想内容的“软着陆”，其倾向特别隐蔽，其味道特别难以辨别，必须反复咀嚼，以免继续误解。 （五） 小照题词未必真，淄州任上，赵明诚转意回心以上关于赵明诚对李清照感情疏离的评说，或许有人不以为然，从而举① 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诗。 出这样一个事例来证明赵、李间仍然是“夫妇擅朋友之胜”。此例就是在王 鹏运四印斋本《漱玉词》前的李清照画像的题词“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并有赞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落款是“政和 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对此，王鹏运亦煞有介事他说：“易安居士照，藏诸城某氏。诸城古东武，明诚乡里也。王竹吾舍人以摹本见赠，属刘 君炳堂重橅是帧。竹吾云：其家蓄奇石一面，上有明诚、易安题字。诸城赵李遗迹，盖仅此云。光绪庚寅二月，半塘老人识。”这里有一系列伪痕：其 一是，赵李，尤其是李，她恐怕压根没有到过赵挺之的原籍诸城，只偕明诚在赵家迁徙后的青州私第屏居；其二是，称画像为小照，当非宋人语；其三 是，像主所衣非宋人服式。所以这是一件赝品，不能以之说明赵、李关系之谐美。唯一可取的是其赞语“清丽其词，端庄其品”，体现了后人（包括作 伪者）对传主的极为恰切的评价。 当然，笔者也不是说赵、李关系自屏居结束后，一直处在危机状态，而 是“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莱州卸任后，在赵明诚作淄州大守期间，由于其专注于《金石录》的撰著，便为其夫妻关系带来了新的转机，较为典 型的一个例子是，当赵明诚得到了“庸白居易书《楞严经》”时，尝云：“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赵明诚指其妻李清照）共赏。时已二鼓下矣，酒渴甚， 烹小尤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①。关于这一《楞严经》的真伪及此事的详细经过，将在本书所附的《赵明诚传》的有关章节 中详叙，此处只拟据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当赵明诚专注于金石之学时，其夫妻之间就相得相爱，当他由于官场得意忘乎所以而寻花问柳时，就有一 种从感情上拒其老妻于千里之外之嫌。看来古代女子的“悔教夫婿觅封侯”，绝不是矫情作态之辞，而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只是那时“夫婿”的是否“觅 封侯”，根本不取决于妻子的意愿，而妻室大多只有独守空房、充作恩妇的份，苟有富贵极易相忘。 ① 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卷二录赵明诚跋《愣严经》，古学汇刊第二集。 七、风云巨变，汴京失陷正当李清照在淄州协助赵明诚继续搜集和考订金石文物时，金兵已对汴 京形成了包围。不久京城失陷，赵明诚亦因奔母丧南下金陵。此时，如何处理青州书库巨额收藏的重担悉数落在了清照的肩上。从此，战乱和其它灾难 给传主所带来的打击和损失便接瞳而来。首先是： （一） 青州书库化云烟在赵明诚南下后，时局更加紧张，李清照亦当随即由赵明诚的淄州任所 回到相隔不远的青州归来堂，从而着手整理、遴选收藏准备南下：“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 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 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①，其时在建炎二年（1128 年）三月 十日之前②。大约在清照离开归来堂书房不几天，青州发生了一次兵变，杀死了郡守曾孝序。传主在《金石录后序》中是这样记载此事的：“青州故第， 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陈按：此处文字当因在传抄中或夺或衍而臻误，史实非为“金人陷青州”，而 应为青州兵变。对此，《续资治通鉴》卷一○○建炎元年十二月记云：“王戌，资政殿学士、京东东路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为乱兵所杀。先是临胸上 兵赵成，聚众为乱，夺门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据厅事，瞋目骂贼，与其子宣教郎计皆遇窖，时年七十九。诏赠光禄大夫，说曰威。”），凡所 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因为现存之《后序》有所闭衍和字句舛误，上述引文中的“十五车”书， 很容易被理解为赵明诚奔母丧时带往金陵之物，实际当系后往金陵的清照所带，她等于从兵燹中抢救出了十五车文物，其贡献非同小可。当清照押运这 十五车器物“连炉渡淮，又渡江”，行至镇江时，恰遇张遇陷镇江府。初时，张遇自黄州引军东下，遂犯江宁，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追击之，张遇便以舟数 百绝江而南，将犯镇江，又回泊真州（今江苏仪征），士民皆溃。将作监主簿马元颖妻荣氏为张遇所得，遂遇害，镇江守臣钱伯言弃城而去①，而我们的 传主却以其大智大勇将这么一大批稀世之宝押抵江宁，名副其实地做到了“完壁归赵”。为此，赵明诚对其“老妻”颇有感戴之意②；岳珂对清照此举亦尝 有褒美之词：“德甫之夫人易安，流离兵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①。 这里赵、岳称道清照的是具体指她在途中遇贼尚能将《赵氏神妙帖》“负之 不释”，实际上，我们的传主在长途水陆兼程中，所遇艰难险阻是一言难尽的。没有她的虎口夺书，这“十五车”就得同青州的“十余屋”“书册什物” 一样，化为“煨烬”和“云烟”。 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② 赵明诚《跋蔡襄书<赵氏神妙帖>》。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一。 ② 赵明诚跋《蔡襄书<赵氏神妙贴>》。 ①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武英殿聚珍本。 （二） 李清照循城远览寻诗篇此事的根据和时代背景，就是本书第一章“改二期说为三期说”一小节 中征引的，周烬《清波杂志》所云清照在建康雪天循城寻诗之事。如果把清照的远览寻诗理解为其在“雪天”的一种风雅之举，那么这只能发生在她建 炎二年正月或二月到建康后，当年的春、冬至次年的春天，短短三、四个月的事，因为建炎三年秋她离开建康后，再没有回到这个令其不堪回首的地方。 清照“雪中”寻诗时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装柬，不是什么穷极无聊和闲情逸致，而是传主为其思乡念阙心情所驱使的犹如“夜鹊未安”的一种爱国“诗 情”②的宣泄。在现存系于这段时间的清照作品中，绝无“风月”之作，有的是清一色的《乌江》、《咏史》及“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等讽谕刺世之作。她之所以写作此类 作品，首先是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而“靖康之变”后一、二年的有关史实，就是李清照此类作品再好不过的注脚。 传主前脚离开青州，后脚这里和潍州就被金兵攻破。不久抗战派的中流 砒柱宗泽病卒，他的死使抗金力量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曾先后上疏二十次请高宗还京抗敌，但始终未能如愿，遂忧愤成疾，疽背已甚而叹曰：“出 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①语毕遂卒，无一语及家，但连呼“过河” 者三。遗表犹赞帝还京，以出民水人之中。在宗泽卒后，承议郎赵子砥亦慷 慨奏曰：“金人讲和以用兵，我国敛兵以待和。往者契丹主和议，女真主用兵，十余年间，竟灭契丹，今复蹈其辙。譬人畏虎，啖虎以肉，食尽终必食 人。若设陷阱待之，庶能制虎。”②对于这样一些旨在恢复的深谋远虑者，高宗虽然尝以“嘉奖”、“赐对”、“赠官”等加以笼络，但对其抗金主张和 措施却置之不理，一味坚持其“屈己求和”之策。这位向以果敢聪敏著称的康王，在嗣位后，号称中兴之主，其某些举措确有感人之处，比如他不以口 腹劳人，物至则食，未尝问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什么吃什么，膳食非常简朴。有时在荒郊野外，烧柴温饭，用瓢酌水；有时与辅臣于茅舍下同食， 奉行“思艰崇俭”之策，“以济斯民”，又如其在行在建康的住处简陋到了破损的程度，令朝臣感动不已。外出时唯带书籍，别无长物。遇有向他进奉 贵重侈靡供物者，他不是当场令人将珍宝投之沛水，就是下令碎之通衙。然而他却不事恢复，罢李纲、杀陈东以谢金人，使爱国者有志难酬，甚至因坚 持抗金而得咎，遂造成帅守之弃城者习以成风的局面。在一切“北来消息” 中，当莫过于济南守臣刘豫的投敌更使传主为之痛心疾首。这个怀有邪谋的 刘豫，当金人啖之以利时，他就乖乖地充当了马前卒。刘豫的助纣为虐和黄潜善的作左相、汪伯彦的作右相，更加速了金兵的长驱南下。徐州、泗州接 连被攻破，韩世忠亦兵溃沐阳。继之，瓜州、扬州失陷，及至天长军被攻破后，高宗闻报，即介胄走马出门，跟随他的只有五、六骑。城中大乱，高宗 与行人并辔而驰，军民争门而死者，不可胜数，卫士对他亦出语不逊。从水上逃跑的，因潮不应闸，尽胶泥淖中，悉为金兵所取，乘舆服御，官府案犊， 无一留者；有的相抱沉江，来不及者，被金兵掠之而去，金帛珠玉，积江岸② 《风月堂诗话》载有李清照诗句云：“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 ① 《宋史》卷三六○《宗泽传》。 ② 《宋史》卷二四六《宗室》四。 如山。高宗则弃吴江不守，仓皇逃往有重江之阻的安全地带杭州①。所有这些 正面、反面的史实，岂不都一一印证了清照上述诗作的现实针对性之强烈，简直就是一一针对具体事实的“缘事而发”之作。 用心良苦的李清照，她既想用自己这种爱国情操去感染“国人”、鼓励 士气，更希望在抗敌前线身居建康知府要职的丈夫赵明诚能够克尽职守，为抗金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写出一些志在恢复、蒿目时艰的诗篇流芳后 世。可惜的是在她“得句必邀其夫康和”时，明诚却“每苦之也”，无传世之作可言，对此，有论者尝以明诚专事“金石”之学不擅诗词加以回护。这 尽管可以作为某种口实，因为签题考古或著书立说与写诗、填词的思维方式毕竟有所不同。作为金石大家的赵明诚，写不出以词名家的李清照笔下那样 的佳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赵明诚又不是一个根本不能写诗填词的人，即使《琅嬛记》所云“三日夜，得五十阙”，不尽可信，那么清照亲口所云，“十五年前花月底，相从曾赋赏花诗”①，和“取笔作诗，绝笔而终”②，就 是指赵明诚不仅具有诗情画意般的作诗才能，还一直不忘此道，最后以“绝笔诗”终其一生。看来赵明诚此时对妻子的前述忧世之作苦于赓和的原因， 主要是他没有具备清照的那份炽热的爱国情感。这样评价膺任建康知府的赵明诚，对他一点也不冤枉，因为其所作所为尝有甚于此。 （三） 赵明诚缒城宵遁被罢官约两年多之前，赵明诚因勤政和斩获逃兵曾转一官，到了建炎三年（公 元 1129 年）二月，他自己却临乱作了“缩城宵遁”者。此事的详细经过将在作为本书附录一《赵明诚传》的有关章节评述，这里只作一简略交代：御营 统制官王亦将在江宁谋变，江东转运副使李漠得知后，驰告赵明诚，时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李谟采取了紧急措施，使王亦不得不斫开南门逃走。 将近天明时，李漠去探望赵明诚，他竟与通判毋邱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用绳子系住从城墙上逃跑。后来毋、汤皆抵罪各降二官。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 中涉及此事时，尝云“己酉春三月罢”，当是基于所写为书序，故未及“缒 城”之事。 发生“缒城宵遁”之事，对身为东南形胜重地要职的赵明诚来说恐非偶 然。看来，是“六朝金粉”的靡丽繁华之景，使其犹坠销魂之乡，遂变成了有甚于“武陵人”的“章台”“游冶”者。这当无异于在传主被疏无嗣尚未 痊愈的疮日上，又撒上了一把咸盐，使其再度陷入了极度的爱情痛苦。或为排遣自身隐忧，或为规劝丈夫转意，李清照于建炎三年元宵节前后写了一首《临江仙》词并序，序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语， 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其声即旧《临江仙》也。”清照此词之“文本”云：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扁。柳梢梅粤渐分明。春归袜陵树，人老建康城。感月吟风多少 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一○一。 ① 《偶成》。 ② 《金石录后序》。 如果只联系此词的时代背景而不问其作者的心理状况，这首词将无法解 读。因为人们很难捉摸，作为江宁重地第一夫人的传主，其情绪为何这么低沉，地不但感到预赏元宵花灯“无意思”，就连她一向喜欢的“踏雪”，也 感到无精打采，这究竟是为什么？要想进一步了解这首《临江仙》词的思想心理背景之所在，就必须先弄清欧阳修《蝶恋花》词的主旨何在，欧词云：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 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看来打开李词《临江仙》的钥匙，当是放在对这首欧词的正确解读之中。 传主绝不只是“酷爱”“欧阳公”的“‘深深深几许’之语”，而是因为与欧词中的主人公有着同样不幸遭遇的缘故。欧词中的妻子被长年关在浓密的 杨柳和“无重数”的帘幕遮掩下，极为深邃的庭院之中，而丈夫却乘坐着华贵的车骑随意寻花问柳。她想登上高楼看一看大夫所迷恋的歌楼舞榭（章 台），然而看不到。词的结拍二句更是形象地道出了“弃妇”的怨恨莫诉的感情。换句话说就是欧词道出了李清照对赵明诚的章台冶游的不满，而又不 敢直说的幽怨心态。这既是传主由对欧公“小歌同”有所不满①到“酷爱”欧句的原因所在，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普遍的爱情痛苦。这时的赵明诚大致 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对于公务，他至少是一个失职胆小的“逃兵”，对于妻子，他至少在感情上已成了朝三暮四和心猿意马者。而此时的李清照面临 的苦难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否则何以会写出“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如此沉痛的词句！ ① 李清照《词论》有句云：“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 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 八、赵明诚感疾身亡，李清照独当薏苡谤赵明诚守江宁仅一年多被罢当系咎由自取。他自二月罢守至五月奉旨知 湖州，约三个月当中，辗转于芜湖、姑孰（今安徽当涂）等地。建炎三年六月中旬，刚刚定居于池阳（今安徽贵池），赵明诚就离家独往行在建康领命 以赴湖州任。与大夫分手后，在他生前，她就独自担当起了保护文物的重任。 在他卒后，她便遭到了一种难以承受的恶谤，其实质酷似当年马援所遭“薏 苡之谤”①，这就是给流寓中的嫠妇李清照的不幸遭遇雪上加霜，令其有口难言的“玉壶颁金”之诬，此系后话，兹先叙其生前之事。 （一） 遵夫嘱宁死护文物关于赵、李的池阳之别，《后序》中有一段既感人肺腑，又形象生动的 记载：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中，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乾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李清照既没有忘记丈夫的嘱托，还不只是做到了“与身俱存亡”，她为 保护明诚生前的珍贵收藏，可以说付出了比生命本身还要沉重的代价，这在以后的章节有所详叙。 （二） 日夜兼程探夫病在赵。李关系的微妙演变中，有一种现象很发人深思，即当赵明诚处于 顺境时，往往对其妻表现出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以致结出了赵李无嗣的苦果；相反，在赵明诚处于逆境时，李清照却总是甘愿与其共患难。这也是中 国女性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既可贵又可叹的品格。不管是象赵明诚那样，或比赵更令人失望得多的丈夫给她们带来过多少痛苦和伤感，她们绝大多数不会 以牙还牙，李清照就是这其中典型的一例。在莱州时，他曾一度把她置于那么难堪的境地，如今他有了病患，她不但不记前嫌，而且急其所急，表现出 了她对人对事的无比关切和惊人的识见，缓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了这样感人 的一段：（明诚）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恒。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 且痢，病危在膏胄。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 ① 《后汉书·马援传》云：马援在交趾，其地产薏苡，可治瘴气，遂取一车将还，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 怀疑其前载还者都是明珠。 文中的“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短短数 语，不仅表现了作者对丈夫的体性了如指掌，又懂药理，更说明平日她对他当照料得无微不至……这一切都体现出在赵明诚生前，李清照对他仁至义 尽，他死后她所写的《祭赵湖州文》，不仅是“妇人四六之工者”①，主要在于其对丈夫的一片真情：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②。 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 （三） “玉壶颁金”之始末“颁金”，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作“颂金”，疑“颂”字系形近而 误，应从各本，以“颁金”为是。“玉壶颁金”可直译为以玉壶投献金人，即以贿赂通敌之意。有云“初，学士张飞卿者，于明诚至行在时，以玉壶示 明诚，语久之，仍携壶去。时建康置防秋安抚使。扰攘之际，或疑其馈壁北朝也。言者列以上闻，或言赵、张皆当置狱。”③这一说法与《后序》的有关 记载是相符的，俞说当系据此衍义而来：……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候，便携去，其实氓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庭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判。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先前赵明诚病危时，有一个被称为学士叫做张飞卿 的人，携带一把玉壶前来探望。他把所谓玉壶给明诚看了一下便带走了。其实这不是真玉壶，只是一把样子象五实际是石制的壶。不知什么人将此事传 开了，井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明诚）将玉壶送给金人的谣言；还传言有人秘密弹劾此事。我非常惊惶恐惧，又不敢说什么。就把家中所有的铜器等物， 想赶到皇帝驻跸的地方去进献。我赶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后，皇帝己转到四明（今浙江宁波）。这些铜器等物不敢留在家中，就与手抄本一并寄存在 剡（今浙江嵊县）。后来官军平定叛乱的兵卒时，把这些铜器、写本，全都拿走，听说全部到了原来的李将军的家里。关于“玉壶颁金”之事，至今未 再发现新的材料和线索，看来此事最终是不了了之了。 （四） 赵明诚卒于建康，李清照大病一场《金石录后序》在记叙了赵明诚于建炎三年（公元 1129 年）八月十八日 病重将亡，取笔作诗，绝笔而终之后，又云：“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关于① 谢伋《四六谈塵》.学津讨原本。 ② 《景德传灯录》卷八。“白日”指人的死亡：“机捷”，犹机锋。佛教用涪，指问答迅捷、不落迹象、 含意深刻的语句。 ③ 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 “分香卖履”的出处，已在本书第一章的有关章节中作了交代。此处尚需略 加提及的是这一典故不只是有一种含义，即除了作为家事的遗嘱外，还含有专对妻妾的恋念之意。这两层意思对李清照来说还都是表层语义。在涉及遗 嘱的问题上，必然联想到子嗣问题，传主之所以在遗嘱的前面加上“殊无” 二字，其中即含有“赵、李无嗣”的隐衷。此系李清照作品中的特有用典方 式，其与“晓来风急”的用法有相似之处。对此，在第一章中已有所涉及。 赵明诚死后，李清照走投无路。时局更加紧张，《后序》所云“朝廷已 分遣六宫”，即指哲宗赵煦后孟氏，亦即隆祐皇太后率六宫往豫章（今江西南昌），又传江当禁渡，此时传主所关注的并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因“时 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及其他长物的如何存放，成了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这既是亡夫对她的嘱托，也是作为未亡人应尽的责任，何况这些书册 金石中，不仅有她“笔削其间”①的劳绩，她更为之付出了“与身俱存亡”的代价。但在“事势日迫”的情况下，收存好诸多贵重文物谈何容易，加之对 赵明诚逝世的悲恸，所以李清照在四十六岁时大病一场，到了仅存喘息的严重程度。这一场病给传主后半生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此病本身给她带来的躯体痛苦。“病”字对李清照来说，其含义不仅是失去健康状态的问题。 这个“居盲之上、膏之下”旧称“二竖”②的病魔给传主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痛苦，主要的是终其一生而难以痊愈的精神创伤。 ①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 年版。 ② 《左传·成公十年》。 九、病中再嫁，所遇匪人为了避免可能在部分读者中产生的误解，先对“匪人”一语略加解释。 这里是取义于李朝威《柳毅传》的“不幸见辱于匪人”。李清照的再嫁酷似洞庭龙女远嫁径河小龙的不幸，所遇均为行为不正当的“匪人”。 （一） 后夫名曰张汝舟，“妄增举数”自取咎绍兴二年（1132 年），清照四十九岁时到了杭州。这一年的四、五月间， 她曾再嫁张汝舟。兹将宋人的有关记载依次缕述如下：约撰于绍兴十七年（公元 1147 年）或稍前的《诗说隽永》云：“今代妇 人能诗者，前有曾夫人魏，后有易安李，李在赵氏时，建炎初，从秘阁守建康，作诗云……”①，意谓李易安后适他姓。 撰于绍兴十八年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丽人杂记》条云：“（李）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 撰于绍兴十九年的王的《碧鸡漫志》卷二，谓清照“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 约稍后于王灼的朱或，其《萍洲可谈》卷中云：“（李清照）不终晚节，流落以死”，亦诟其再嫁事。 约撰于绍兴二十一年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云：“格非之女，先嫁赵”，言外尚有再嫁事。 约撰于绍兴二十一年前后的洪适跋《赵明诚（金石录）》云：“赵君无嗣，李又更嫁”②。 成书于李清照下世后的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初名《拥炉闲纪》）卷十四录有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此启载有作者自述：“以桑榆之晚 节，配兹驵侩之下才”、“友凶横者十旬”、“居囹圄者九日”，即再嫁、离异、系狱等事。 上引《丽入杂记》条亦云：“（易安）有《启事》与聂处厚（崈礼字） 云：‘狠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胡仔此说可从反面证明李清照此启及其所载作者再嫁、离异的真实性。李清照的这一《投 内翰綦公崈礼启》不仅是她再嫁的“证明材料”，也是一篇写得很成功的“四六文”，本书将在第五章设专节评述，其为清照所作的真实性将可得到进一 步证明。限于本书体例，此处不予赘述。 成书于李清照下世后的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八：“右承奉 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人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十月已西行遣）。李氏，格非女， 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 成书于李清照下世后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谓清照“晚岁 颇失节”，即指其再嫁事。 ① 转引自胡仔《茗溪渔隐丛活》后集卷四十。 ② 洪适《隶释》卷二十六。 以上述材料证明李清照的后夫名曰张汝舟，当无可怀疑。至于其中的“汝 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简而言之就是李清照指控张汝舟因谎报举数而获得官职。由这一问题所涉及到的宋代诉讼、科举之详情，可参见拙文《关 于易安札记二则》的“‘妄增举数入官’解”。 （二） 身系大狱何所惧，不与“下才”同流污尽管赵明诚生前在夫妻感情方面，曾给李清照带来许多难以言传的苦 衷，赵之“缒城宵遁”，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亏缺，而李清照对其不仅怨而不怒，还曾不时地加以回护；对于张汝舟她却宁可身系大狱，也要与其一刀两 断，这到底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可能有现成的标准答案，笔者 试作绎释如下：第一，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李清照，在她身上仍留有某些封建传统思 想的烙印，诸如为旧礼教所沾染的男儿爱新人，女子重前夫；仰慕门当户对的“贵家子弟”和荫封高官等等。但这些却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第二，赵、李二人志趣相投，才学既相抵又互补，其结合主要是以爱情 为基础的。一部《金石录》仿佛就是导致他俩相互吸引的强大磁场，它比月下老人的神秘红线更牢靠、更坚实。而李清照与张汝舟的结合却谈不上以爱 情为基础，同时两人的素质也相差大远，差异就是矛盾，此二者当是造成李、张婚变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对于后世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如果说赵明诚的“天台之遇”和青楼冶游尚属时尚、其“缒城宵 遁”还只是一种胆小失职的话，那么张汝舟却是一个有多种道德缺陷的人，他除了向朝廷骗取官职，其与清照的结合则是出于觊觎她的珍贵收藏，他在 她病中乘人之危，巧舌如簧地骗了婚，其所作所为用清照的话说是一个“驵侩之下才”，即小人、掮客之流。他毒如蛇蝎，婚后一心想杀人越货“彼素 抱壁之将往”①，便对清照拳脚相加，“遂肆侵凌，日加欧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是可忍， 孰不可忍！所以清照情愿依法系狱、蒙“败德败 名”之讥，也要与其讼而离之。 第四，这场婚事纠葛本身，从诸多方面证明了李清照的举动何等光明磊 落！其爱情观、道德观、价值观的主调又是何等先进、超前！不错，宋人讥其“晚节流荡无归”者有之， 击其“晚岁颇失节”者亦有之，但那只是极少 数站在陈旧腐朽的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上而口出不逊者，绝大多数较通达公正的宋代学者并不以女子再嫁为非。卒于青州知府任上的范仲淹就是由再嫁的 母亲抚养成人的，其母子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还有数不胜数的类似事例均可说明，在两来不存在为再嫁之事本身辩诬的问题。出面为清照再嫁“辨诬” 的不是宋人，而是明朝的徐 ，他针对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关于清照再嫁的记载说：“殊谬妄不足信……清献公之妇，郡守之妻，必无更嫁之理…… ① 见李清照《投内翰綦公主崈启》。其中“彼素”句系化用《左传·哀公十八年》的这样一段记载：己氏欲杀卫庄公，庄公曰：“活我，吾与汝壁。”己氏曰：“杀汝，壁其焉往？”遂杀之而取其劈。清照以此 指斥张汝舟意在杀人越货。 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大诬贤媛也”②。如果这种所谓辨诬，由于辨诬者 对清照的身世缺乏了解，尚属臆度的话，那么清代的“辨诬”者则是站在比宋、明等朝代更加强化的封建的“伦纪”，“庭训”和“礼义”③的立场上， 是一种很大程度上的倒退。至于近、现代有的学者仍把再嫁视为厚诬，则更叫人难以理解。且不说在现代社会中，几乎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离婚率， 他们无法解释，就其衡人标准来说，岂不是把明明具有一定叛逆性格的李清照完全看成了旧礼教的维护和迁就者，这无疑是对她的误解甚至曲解，是帮 倒忙，也不能不说是李清照研究的一种倒退。 ② 《徐氏笔精》卷七。 ③ 《续修历城县志》引《历下咏怀古迹诗抄》。1924 年续修历城县志局排印本。 十、晚年的流寓和思想的升华赵明诚逝世那年恰好闰八月，李清照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她并没有追随 皇室女眷的去向，到豫章投亲，而是先遣故吏送行李投奔从卫在洪州（今江西南昌）的赵明诚的妹婿。她离开建康，大约是建炎三年（1129 年）九、十 月份的事。其投奔方向基本是追随高宗的逃遁路线。她之所以这样做，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如其在《后序》中所明言的，尽将家中铜器等物投进外庭， 以昭无“颁金”之事；二是追随御驾当较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 （一） 向往“三山”未曾去，晚年挥泪写《后序》 关于传主可能产生前往“三山”之想的来龙去脉，已在第一章引论中作 了较详细的交代。后来惟因御舟返回浙西，清照遂尾追而还。先后由越州至杭州，从而定居于此地。 如果说在李清照的时代，再嫁尚不乏其例亦不足为奇的话，而女方提出 离婚和状告亲人，在当时却是触犯刑律的事。李清照与张汝舟的离异，曾在上层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多亏得到赵家的远亲、翰林学士綦崈礼的援手，才 止息了其所受“无根之谤”。此后传主的心情逐渐平静，生活亦趋稳定，遂重新投入了关于《金石录》的未了之事。其《金石录后序》当是在这一背景 下，挥泪完成的。这既是一篇书序，也是一篇对亡人充满深情的悼文，如“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己拱，悲夫”诸句，不要说 当事人和当时人，至今读来仍催人泪下。撰罢此序后，又经过约十年的苦心劳作，于绍兴十二年（1143 年）前后，清照将《金石录》表进于朝。待此著 约于绍兴二十五、六年版行于世时，受到朱熹“煞做得好”①的称赞。朱熹只认为这是赵明诚的文笔高超所致，殊不知这部《金石录》里也渗透了我们传 主的心血，可以说这是赵、李之间相得相爱的感情结晶。 （二） 捉刀代笔依人意，心系家国是真谛绍兴十二年，六十岁的李清照，或因其将《金石录》表进于朝后，文名 益高，这一年她有为人代笔撰《端午帖子词》等事：“李易安，绍兴癸亥在行都，有亲联为内命妇者，因端午进帖子。《皇帝阁》曰：‘日月尧天大， 漩玑舜历长，侧闻行殿帐，多集上书囊’；《皇后阁》曰：‘意贴初宜夏，金驹已过蚕，至尊千万寿，行见百斯男’；《夫人阁》曰：‘三宫催解粽， 妆罢未天明，便面天题字，歌头御赐名’。时秦楚材在翰林，恶之，止赐金帛而罢。”②贴子本身自然是投合圣意，福寿吉利之词，既不同干其诗文，更 不同于其词赋，说明传主有多副笔墨，写什么象什么、做什么成什么，足见其才华能力之不凡。只因她没有为秦桧之兄秦梓（字楚材）代笔，而因内命 妇进之，得罪了这位沾亲带故的翰林学士，所以清照所得到的赏赐只有金帛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② 周密《浩然斋雅诙》卷上，武英殿聚珍本。 之类而已。此类捉刀代笔之事，本系翰苑本职，清照之代扈当因其文名之高 所致，古人对此未曾非议，今天更不必上纲上线，把传主推到御用文人行列。 李清照在饱尝了爱情、婚变给她带来的比酸甜苦辣四味更全的味道之 后，到了晚年，她对于爱情犹如枯井无波，从而把属于个人的情爱，扩大和转移到对江山社稷的关注上。此时不但其所作诗文无一不心系家国（详见本 书第六章《嫠不恤纬，唯国是爱》），就是约在她六十四、五岁时所作《永遇乐》和《添字丑奴儿》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她早年为诗、词所立下 的界碑，从而把满腔的家国之情诉诸于她早年称之为“小歌词”的长短句，致使南宋末年最著名的爱国词人刘辰翁每读她尝怀京洛旧事的《永遇乐》等 词，就“为之涕下”，甚至“辄不自堪”①。由此可见，传主晚年作品产生了多么深挚的异时相感的爱国效应。 （三） 春蚕到死“思”不尽，仍以其学传后人李清照自己没有亲生子息②，但她对“儿辈”的关心却没有因此而稍减， 这其中既有她本家侄、孙，也有异姓女弟子韩玉父①等。对于侄、孙，她常以博弈打马的游戏方式，向他们耐心讲述这样一些道理：“慧则通，通则无所 不达；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②，她告诉“儿辈”，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既要靠聪明才智，更要具备专心致志的精神。惟其如此，才能触类旁通，掌 握各种精湛的技艺，也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以臻于妙境。这些道理无疑是极为精深有益的。但如果只是空洞抽象地灌输，也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 李清照则运用自己富赡的才学，旁征博引，通过庖丁解牛、郢人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尧舜之仁、桀纣之恶、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等故事，既生 动他说明“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的道理，又很自然地告诫人们不管做什么事，那怕是博弈游戏之类的小事，也不应该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她一面 讲道理，一面身体力行，寓教于乐。棋局犹课堂，棋盘似战场，在小小的棋子上，做出了望乡、复国、育人的大文章。至于对传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教 育思想的具体了解或借鉴，可参阅本书第六章《嫠不恤纬，唯国是爱》，其中“寓报国之志于‘深闺雅戏，”一节讲到的传主以小见大的教育方式，至 今仍然发人深思。 然而，更发人深思的是发生在李清照生命最后几年的一件看来不大，但 却寓意深邃的事情。那时她虽已年逾古稀，但对于人生、对于才学仍不改初衷，自己逼近黄泉之路，遂将厚望寄于后人。于是便欲将其学传授给一位姓 孙的妙龄少女，不料却引出了这位孙小姐的一番极为迂腐的酸话，说什么“才藻非女子事也。”对这种深受封建礼教沾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论调，① 刘辰翁《须溪词》卷二。 ② 这里之所以称“于息”而下称“子女”，系因目前只确知“赵李无嗣”，即没有作为传宗接代的儿子，而不能断定连女儿也没有。因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人，在我国古代也同样被称为无嗣者，蔡玫之父蔡邕 亦被叫做无嗣者。 ① 宋椠《醉翁谈录》乙集卷之二载有：“易安居士教（韩玉父）以学诗……”之说。 ② 李清照《（打马图经）序》。 直到陆游仍不以为非，称这位“孙氏”“幼有淑质”①。当然，笔者这里无意 对陆游加以非议，只是想借以说明，与这位“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语） 相比，李清照的胸襟和见识不也足以“压倒须眉”吗？ （四） 何处青山埋才人，瓣香一柱敬献藕花神“才人”通常有三种含义：一如《论衡·书解》所云指有才华的人；二 是自汉至宋、明所置的宫中女官名；三是宋元称杂剧话本的作者或说话艺人为才人。这里是取第一种含义代指李清照，自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也就是李清照七十三岁之后，再没有发现她的任何作品和有关她的任何记载。那么，这一年大约就是她溘然长逝之年。她逝世后，尸骨或许就地 留在杭州西子湖畔，与孤山上的闲鹤香梅为伴，而赵明诚的遗骨则很可能一直掩埋在建康城的郊野。看来，赵、李袝葬的可能性很小。或许古人已体察 出传主的孤魂难以在异乡安息，于是就把她作为藕花神祀，供奉于济南大明湖畔的“藕神伺”，意欲借明湖之水：……漱其余芳，且换凡骨，受居士之益素深，爱居士之心因益甚。生平烦恼，聊仗千佛为之忏除，无数谤诬，亦借明湖为之湔雪。而他日寻诗湖上，蓉裳尊带，不叉想见其姗姗来迟耶？①虽然这里仍把清照作为历城人而不知她是生于明水的绣江人，使笔者略 感遗憾，但其字里行问对传主的一片拳拳之情，足使其在天之灵深受慰藉。 此处曰“在天之灵”，绝非迷信，犹如本书开卷所云，本世纪八十年代，我 们传主的名字即已升涉太空，邀游四极。笔者在溺管疾书此传的过程中，每当遥望夜空时，总感到在群星闪烁间，有一帧首无明珠翠羽之饰、粗服简妆 而不掩其神韵的传主自画像②，又仿佛由此幻化成了她本人。这个“蓉裳蕙带” 的藕花神，无时不在俯视人间忧喜，她将永远为后世所爱戴和礼敬。 ① 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渭南文集》卷三十五，商务印书馆影印明本。 ① 《续修历城县志》引《历下咏怀古迹诗抄》。 ② 张丑《清河书画舫》已集引《画系》，云易安小楷和则天图画“皆精”。宋濂《芝园续集》卷十云：“李易安图而书之，其意盖有所寓。”陈继儒《妮古录》卷三、《太平清话》卷一云：“莫廷韩云，‘曾买易安墨竹一幅。’余惜未见。”《清河书画舫》申集云：“李易安、管道升之竹石。”清人编《玉台画史》 内有清照之名，可见其擅画。 第三章词学思想和“易安体”的特点一、《词论》的著录和“别是一家”说的创立集中反映李清照词学思想的《词论》的篇名是后人命名的。此文最旱由 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著录时，称“李易安云”。胡仔所引是否全文，至今尚有疑议。鉴于此文不仅是李清照唯一的 词学论著，也是词史上最早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篇词论，篇幅又很简短，兹将胡仔所引之全文迻录于下：李易安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未’，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位下，罗拜日：‘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 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终、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鸯》，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 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①继胡仔之后，第二位著录《词论》的是南宋人魏庆之，见于其《诗人玉 屑》卷二一《诗余》条，在《晁无咎评》之后， 题作《李易安评》，又另作《李易安云》，文字除将胡仔所引的“虽极妍丽丰逸”句作“非不妍丽”， 又将胡仔所引的“皆摘其短”句作“皆指挝其短”外，其他悉同胡仔所引，并将“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正为此辈发也”一段全文引录。 第三位著录《词论》的是清人徐釚，其《词苑丛谈》 卷一《体制》题作《李易安词评》，文字系据《诗人玉屑》，而未引“苕 溪渔隐曰……正为此辈发也”一段。②① 此虽据人民文学出板社 1962 年 6 月版《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录载，但却参照多种版本，对文字、 标点作了订正。 ② 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4 月版第 3—4 页，其不同于别本的文字分别为，“使易服隐名姓”作”易服隐姓名”；“日烦”作“日繁”；“已有”作”亦有”；“遍举”作“遍也”；阙“四侮瓜分豆剖”句；“富贵态”作“富贵”，”譬如良玉”作“如良玉”。 上述引文中的“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就是李清照首次为诗、词 之别立下的界碑，也是后世论者常常引用的“词‘别是一家，”的原始出处，如引作“词别是一家”，则不是现存李清照《词论》的原文。 二、《词论》的贡献以往人们对《词论》所作出的贡献，大都只就其“文本”涉及到的诸如 词史、词律、词评等问题加以论列，而对其贯穿全文的一个尽在不言中的重要问题，至今仍被忽略，这个问题就是《词论》堪称： （一） 为“小歌词”“补天”之作 把宋代的这种特定的文学体式称之为“宋词”无疑是后世的事，李清照还不时把它叫做“小歌词”，在她之前，词更被叫做“曲子词”、“乐章”、“乐府”、“琴趣”、“长短句”、“诗余”等等，别名很多，但没有一个 能作为其独立“人格”的揭橥，名字也不够响亮。这都是因为那时的词尚处在诗的附庸和弃儿阶段的缘故。到了北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歌楼舞榭遍及城市，官伎、私伎比比皆是。这种被叫做歌词的创作权，不仅从民间转到了一些文学大家的手里，甚至还有一些名公大臣加入了“小歌词” 的写作行列，从而给这一畔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时李清照挺身而出，为“小歌词”的纯洁和独立，大声疾呼。上引《词论》的第一段是说词应象唐朝开、 天盛世时的“乐府、声诗”一样，是供歌坛名星演唱的；第二、三段分别指出“郑、卫之声”和“亡国之音”都不合时宜，前者则更是被指摘的对象； 第四段是全文的核心，它以实例说明，象柳永《乐章集》那样“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不行，象晏、欧、苏等人那样写一些“不协音律”的“句读不 茸之诗”也不行。不论是晏、欧、苏，还是王安石、曾巩，他们所作“小歌词”之所以“不可读”，主要是他们不知诗、词之别，或“知之者少”。而 对诗、词之别“始能知之”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又各自有“无铺叙”、“少典重”、“专主情致”、“少故实”等缺久。总的看李清照的 这篇《词论》，对时弊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建树是独特的，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词这一体式之所以能够膺任宋代文学的代表，被光荣的称为“宋 词”，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词的本质的确立和流弊的匡正，李清照几有“女娟”“补天”之功。 （二） 对词之为体要义的建树李清照对于诗、词之别的划分，应该说是首先着眼于诗、词不同的社会 作用的。诗的社会作用已为人们所共认，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 鸟兽草木之名”①。从李清照的诗歌实践看，无疑她对孔子此说是身体力行的。 关于词的社会作用，《词论》中虽亦无直接论述，其赞成曹元谦、念奴、李 八郎等“歌坛”高手，在曲江宴上大显身手，就说明她是格守《花间》、南唐之风习，也把“小歌词”看成“娱宾遣兴”、侑筵佐筋的工具。既如此， 在她看来，“小歌词”要想唱得“众皆泣下”，除了要有象李八郎那样的“擅天下”的“能歌”者，歌词本身不仅要摒除“郑、卫之声”，“亡国之音” 和“词语尘下”者，还要有与诗文大不一样的、为词所特有的音韵格律，她① 《论语·阳货》，朱熹《四书集注》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认为诗文只讲究平仄即可，而歌词则既“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 分清浊轻重”，如不烙守音律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严格规定，那么所作歌词“则不可歌矣”，这样的人作为歌词作者，即使“学际天人”，也是不称职的。 要想称职，必须首先弄清词是”别是一家”的，与诗很不一样，它们必须各立门户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强调，词还要有“铺叙”、要“典重”，既不能象秦观那样“专主情致，而少故实”，也不能象黄庭坚那 样“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价自减半矣。” 以上是李清照在其《词论》“文本”中直接论述到的关于诗、词的主要 区别之点。对此，她从理论上作了明确的、反复的强调。但对于诗和词别一方面的主要区别，即二者在题材内容方面的差异，在现存《词论》“文本” 中，没有明确的、直接的论述，但在李清照的创作实践中，其诗、词的题材内容则敻不相埒。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设想，即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 话》中所录“李易安云”，并非全文。其阙文一则可能在论述诗，词题材之别的段落上；一则又可能在“价自减半”的戛然而止处。后者的内容，显然 不便妄测，试对前者拟补如下：诗、词之间，除了《词论》中着重强调的音律，即形式方面必须严加区 别外，后面提到的对于词在情致、铺叙、典重、妍丽、丰逸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均取决于内容，而内容如何又往往取决于题材。实际上李清照对于诗 和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规定十分严格，可以说她为二者划了一条很深的鸿沟。比如她的诗的题材内容几乎都是关系到社稷江山和兴观群怨的，偶尔写 了一首被认为“甚工致，却是词语”①的《春残》诗（诗云：“春残何事苦思乡，梦里梳头恨最长。梁燕语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基本也没有 超出《论语·阳货》所规定的兴观群怨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范围。 至于其词的题材内容，所涉及的或是伉俪亲情，或是离怀别苦，或是私生活 方面的隐衷。即使后期的个别词中带有一定的家国之念，她也将其托之“酒朋诗侣”、闺事闺情出之，绝无直抒壮怀之篇。至于李清照在词的题材内容 方面，严把私房门的做法是否完全可取，那是尚须另外探讨的问题，但如果在《词论》中，读不出作者对于诗、词题材的严格分工，那就势必造成对其 作品（主要是词）的误解，甚至曲解。比如她的《声声慢》，如果把它理解成借惟悴的黄花、雨中的秋桐和不再为她捎书的鸿雁，表达其中年被疏无嗣 的隐衷，就很符合作者对于词的题材规范，而象以往那样，大都把这首词说成是表达恢复无望的苦闷，从而把“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三句， 等同于朱敦懦南渡以后写的“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②等句，把“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诸句，说成与张炎 的“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③一样，都是表达对时事的忧伤云云，这种种说法，无疑都是牵强附会的，因为这远远超出了李清照为其词所规定的 题材范围。如果细读一下其《词论》，就会知道，这样人为地拔高李清照，恰恰违背了她对于词的理论主张。 同时还应该看到，《词论》对于词在格律方面迥异于诗的独特要求，无 疑是基于时人对于词合乐、应歌的现实需要；而李清照对于词的题材内容的① 陆昶编《历朝名媛诗词》卷七，红树楼藏版。 ② 朱敦儒《临江仙》。 ③ 张炎《清平乐》。 界定，则无异于强化了词的自身特色。她从两个方面所花费的苦心，集中到 一点，就是她不遗余力地为词争取生存权，如果没有李清照对于词之为词的特质的强化，那么在已经出现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及对词的 格律屡屡有所突破的现实面前，词不但会处在作为“诗余”的名实相当的附庸地位，久而久之，随着其自身特点的弱化和消失，在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必 要性之时，也就是其被诗取代之日，然而词在以后的岁月中，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为李清照所始料不及的生存环境，它不仅没有消融于诗，反而在面对 着比唐诗更加纷坛势众的宋诗面前，出“人”头地。宋词的出息，固然非借助于清照一人之力，但在它争执牛耳的过程中，李清照以其理论和创作的双 重业绩，立下了头功。 三、《词论》的偏颇以上对《词论》的肯定，并不意味着看不到它的偏颇和其它不足之处， 又因为现存《词论》非系原貌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其理论与创作之间的扦格不入之处、其“文本”自身不尽密合之点，以及包括现存“文本”的主要论 点、论据在内，均有可议之处，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两方面： （一） 对音律的要求有细琐过苛之嫌在第二章中已论定，《词论》系作于大观年间（1107—1110 年），当时 李清照只有二十六、七岁，又身处远离汴京的青州，其论著中对于音律的理论要求，与其作品的能否及时付诸管弦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系两回事。她在 词的音律方面提出了一些他人未曾有过的严格要求，不仅一般词家难以做到，就是《漱玉词》也只能做到讲究平仄，而无法处处烙守阴阳四声，甚至 有的词协韵颇宽，以至采取通叶。如她的《瑞鹧鸪》词，上片三韵“都”、“奴”、“枯”属虞部；下片二韵“真”、“新”属真部，被认为与词体不 合。还有她说晏、欧、苏的“小歌词”“皆句读不茸之诗”，亦与现存事实不符，比如《东坡词》虽有“曲中缚不住者”①，但那是“豪放，不喜裁剪以 就声律耳”②。至于晏殊、欧阳修的传世之词对于词律则是相当考究的。因此，王国维曾特意从音乐效果方面褒美欧词，称其《蝶恋花》（面旋花落）为“字 字沉响，殊不可及”③。又如她还说：“《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实际作为词牌名的《玉楼春》是因“花间”词人顾敻有“月照玉楼春漏促”句，因以 得名。又名《惜春容》、《西湖曲》等。双调五十六字，上下阕各四句，三仄韵。此调在五代和北宋时，未见有如《词论》所云“押平声韵”者。除了 这类或疏或脱的问题外，《词论》对音律的过分强调，还说明作者只看到音律在歌词传播中相辅相成的正面作用，而尚未认识到它对歌同的束缚，从而 把苏拭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尝试，说成是“皆句读不茸之诗”，这不仅表现了在传统面前的不应有的拘泥，恐怕还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北宋有无谓之词以 应歌”①的偏重形式的倾向。在这种词学思想指导下，清照有的词作，如寿词和个别咏物词，几近“无谓”之什。 （二） 对词人的批评有挑剔不实之处应该说《词论》对其所涉及的问题，所抱态度，基本正确，如对“郑、 卫之声”的批评、对柳永《乐章集》得失的判断，尤其是批评黄庭坚“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可谓切中要害，极有见地。 这是《词论》的主流。但是它在非主流方面也存在着不应忽视的问题。梁启超曾针对李清照《词论》对王安石的批评，以其《桂枝香》（登临送目）为 例，提出了不同看法：“李易安谓介甫文章似西汉，然以作歌词，则人必绝①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晁无咎语。 ②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③ 王国维《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① 周济《介存斋论伺杂著》，见《词话丛编》，第 1629 页。 倒。但此作（指《桂枝香》）却颌颃清真、稼轩，未可谩诋。”②李清照去世 时，辛弃疾只有十四、五岁，她无缘读到《稼轩词》。但在她写《词论》时，对于王安石和周邦彦的词作，她应该是熟知的。既然她对周邦彦的歌词未提 出异议，而批评与周作不相上下的王作，在梁启超看来，李清照对王安石不应该如此轻慢地加以批评。应该说梁启超对李清照持论偏颇的这一反驳是必 要的。类似的问题还表现在《词论》对秦观的批评上，“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平心而论，李清 照的这段话既无分寸，也不符合事实。如果把“专”字去掉，以“主情致” 评骘秦词，就较恰切了。“情致”，本来是指风味、意趣，本身是抽象虚泛 的，其规定性要通过一定的事态和景物来体现，比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称清风朗月。江诸估客之咏为“甚有情致”；颜之推谓：“《诗》云：‘萧 萧马鸣，悠悠筛施。’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①。此处所说的“有情致”，是指“清风朗月”、“悠悠筛旌”之景和咏诗、马鸣之 声交会产生的静谧、肃穆的意趣。但细审《词论》的上述语意，它所指的“情致”当与“风情”相近，即指男女相爱的情怀，也就是说李清照认为秦观专 写爱情词。实际上，《淮海词》中约有半数以上的篇目其旨趣不在异性之恋。 所以《词论》在此下一“专”字，是失据和武断的，秦观词的“情致”是由 其摹写的景象派生的，是情景交融，“意境两浑”②者。秦观是注重形象的，他善于“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③即以其“恋情”词中所写的与“玉楼” 女和“东邻”的关系，也大都是比拟性的，秦观并不是真有那么多儿女情长，说他“专主情致”是不应该的。 再说，“少故实”未必不好。在词中“祭鱼”或弄成掉书袋并不可取。 粗服乱头而下掩国色的贫家美女，未必不及珠翠满头的富家千金。问题还在于秦观词也并非不用故实，且不说他的一些登临怀古词所用“故实”，几乎 多到“无一字无来历”的程度，就是在其它一些“主情致”的词中也不乏“故实”。比如在《淮海词》中有这样一首《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春人 柳条将半。桃李不禁风，回首落英无限。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乍一看这是一首常见的春景词，包括李清照在内的以往的《淮海词》的论注者， 均未发现此词中的深长寓意，其中的“桃李”既是春日即景，又借喻门生。 秦观是苏轼荐拔的“四学士”、“六君子”之一，自称“桃李”非常贴切； 用在这里又极为自然，以致使人不易发现是在使用“故实”。秦观写此词时，苏拭的“门墙桃李”大都因被诬为元枯党人，或被贬滴，或归乡隐居，先后 离开朝廷，飘零云散。秦句之“不禁风”和“回首落英无限”，不正是政治风云变幻和人物不幸命运之象征吗？秦观不仅常常使用“故实”，还能加以 改造使其更契合于自己的身世，其用事用典的功力，可谓达到了“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①的地步。总之，《词论》以“少故实”云云 诟病秦观，并不符合事实。 ② 梁启超《饮冰室词评》，《词话丛编》第 4306 页。 ① 《颜氏家训·文章》王利器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 ③ 范晞文《对床夜话》卷二引周伯弜《四虚序》。 ① 黄庭坚《跋高子勉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四部丛刊本。 四、为《词论》一辩《词论》是一篇首次系统论述词体特点的很有锋芒的好文章，又是出自 一位年轻女性之手，本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它却“生”不逢时，长期沦为“弃儿”，无人问津。后来遇到了胡仔，它的幸运和不幸，都得从这 位“苕溪渔隐”者谈起。 （一） 胡仔及其与《词论》有关的功过胡仔，字元任，大约比清照晚生十一、二年，比她后卒十四、五年，二 人基本同代，所以胡仔有关清照的记载是值得重视的。他是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其父舜陟，字汝明，号三山老人，官至徽猷阁待制、广西经略。 《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载《三山老人语录》，即述其父语。胡仔少时以父荫 授迪功郎。绍兴六年（1136 年）侍父赴广西七年。父母丧后，曾赋闲 20 年。 休官后退居吴兴苕溪，自号“苕溪渔隐”，并以此作为其论著的名称。 《苕溪渔隐丛话》是继阮阅《诗话总龟》而纂辑的前、后两集诗话选本。 前集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 年），后集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中间相隔整整 20 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胡仔此著云：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 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证，此则多附辩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 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 今天看来，胡著不仅以其择取谨严、条理明晰、载有撰者评语等方面优 于阮书，前者的更为可贵之处是它补辑了元祐党人的有关资料。《诗话总龟》 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年），是时元枯党禁虽已多次下诏解除，但 在此书纂辑过程中，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元祐党人的一切著作均不得收录，已收录的也要遵诏删除或焚毁。而胡仔则“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 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纂集，庶免重复”①。《词论》就是在胡仔的这种纂集原则下，幸蒙收录， 从而得见天日的。但《词论》和它的作者又是不幸的，竟然遇上了胡仔这么一位重男轻女，处处维护旧礼教的迂腐者。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凡女子都被 列入《丽人杂记》的“另册”。李清照的《词论》之所以得入“正册”，完全是沾了晁补之的光，胡仔对她则是极尽讥讽之能事的。所以说他既是率先 收录《词论》的功臣，也是低毁《词论》的始作俑者。到了清代，裴畅云：“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 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②，则是拾人牙慧而已，不值一驳。至于当代人对《词论》的看法，虽未曾见到比裴畅更加过激的言辞，但也曾有相当一部分论者 一度对其采取了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究其原因大多与维护苏轼的革新词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6 月版。 ② 《词苑萃编》卷九，《词话丛编》第 1972 页。 风有关。所以弄清《词论》对苏轼的态度，是对它作出正确评价的颇为重要 的一环。 （二） 《词论》不满苏词的背后当代的《词论》否定者，如果是基于对苏轼改革词风的拥护，那是无可 厚非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论者只看到了清照对苏轼的不满，没有看到她对苏拭的服膺，更不理解她那颗义无返顾地维护词的纯洁性的赤诚之心。诚 然，从表面上看，《词论》是与苏拭唱反调的，甚至在言辞上对于长辈还有些冒犯。但如果把眼光放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词坛现状之中，恐不难发现清 照对苏拭所采取的是明贬暗褒的障眼法，运用障眼法，对于别个年轻女性来说，可能求之过深，但对于年纪轻轻就深受党争株连之苦的清照来说，不失 为一种可取的自卫之道。写《词论》时的李清照，不仅其自身仍未完全摆脱党争株连的罗网，其时她的丈夫赵明诚也因受到庭争株连被迫回乡。正在偕 丈夫屏居乡里的李清照无疑必须在一些较为敏感的人事问题上或谨言慎行，或避人耳目，而涉及到苏轼，李清照的心境当更加复杂和微妙。对她的父亲 李格非来说，苏轼是一位值得感戴的知遇者，对其翁舅赵挺之来说，苏轼又是一位政敌和死对头。不管赵家三兄弟是否要求李清照在对待苏轼时必须与 赵家保持一致，李清照也不能不有所避忌。因为在当时即使在一些不相干的问题上，说一点被追究的元祐党人的好话，都是违背朝廷的旨意，在风声紧 的时候，十有八九会招致麻烦甚至是祸患。作为早已成了廷争的惊弓之鸟和无辜牺牲者的李清照，她又何苦来呢？再者，本来就把词的音律放在首位的 李清照，看到苏轼对于音律的要求不象她那么严格，遂致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此说来，李、苏的分歧仅在于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内容 放在第一位的问题上。回答这个问题时，今天的论者如果不考虑词的衍变史，就会简单化地把内容说成是第一位的，而把词律说成是束缚思想内容的枷 锁，从而对《词论》采取否定态度。实际上在当时恰恰相反，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的。《词论》的偏颇仅在于它把词的传统因素看得 过于重要，在音律问题上不准“革命”、不准越雷池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批评李清照的词学思想有保守、落后的一面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推尊词体的问题上，李、苏又有着惊人的共识， 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李清照是打心眼儿里佩服苏轼的。《词论》里对柳永和秦观的批评，她所接的基本上是苏轼的话茬儿。词话中有这样两件趣事常 被提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 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 ——黄升《花庵词选》卷二苏轼不仅自己与继承“花间”词风的柳水分道扬镳，也不赞成他的门人 秦观沾染“柳词句法”，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清照《词论》也批评的柳词内容有猥亵低俗之处。由此可见，从内容上维护词的纯洁和尊严，李、苏间 不但无枘凿之乖，还颇有点苏唱李随的味道，但这种随从绝不是指苏轼的“自是一家”与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相反，它们虽只 差之一字，却异之千里。苏说是指自己与柳永的词风不同，而能自成家数。 李清照是说诗、词间应有严格的区别。不难看出，苏拭是针对柳永的，言外 之意，有与柳词比个高低而又坚信其词远胜柳永之意。上引胡仔讥讽李清照“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一步说清照是这样，那么苏轼不是这 样吗？他不仅是这样，他还只着眼于争“我”苏轼一家之长，而李清照是为词这种文体争取地盘和生存权，以求其不被诗所同化和吃掉。如果上引裴畅 批评清照“其妄”、“其狂”成立的话，那么她也只是说自己在对词不同于诗的特点的“知之”上，高出晏、欧、苏等人一筹，而她对知道词“别是一 家”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则只是在“铺叙”、“典重”、“故实”等方面，指出他们各自的不足，其间除了对秦观的批评与事实不够相符 外，对其他人可以说是切中其弊的，绝不是如裴畅所讥讽的妄“开此大口”。 遗憾的是有论者很不理解清照的这番苦心，他们甚至是出于意气用事，对清 照其人其词作出了极不公允的评价。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与清照大致同时的王的。说他意气用事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王的很服膺苏拭，他对《东坡 词》评价极高，同时也就不满于清照《词论》对苏词的非议，从而说了这样一番倚轻倚重的后：“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 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①其中“今少年妄谓”云 云，显然是冲着李清照《词论》来的，又显然是只看到了《词论》拘于传统的不足的一面，而没能看到其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有不怕得罪名公 大臣、舍己为“词”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李清照以其“压倒须眉”的《漱玉词，的创作实绩，作了最好的回答。 （三） 《词论》对欧词的不满和清照对欧句的酷爱这里所谓欧词是指欧阳修词作的总体；“欧句”是指欧阳修《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词中的首句。对于前者，李清照在《词论》中曾表示不 满，而对于后者，她又说“予酷爱之”。对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是不是清照言行不一，或出尔反尔？自然不是。 《词论》涉及到欧词时，是这样说的：“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 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应该说这段话是有问题的，而问题主要不是在观点和事实本 身，主要是话说得过于笼统、表述不够圆满。因为在晏、欧、苏三者很不一样的情况下，把他们放在一起统而言之，难免顾此失彼。苏轼的情况已见于 上文，而时人对于晏殊的看法，主要当不是他的词写得怎么样的问题，有一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知不足斋丛书。 则记载说明晏殊认为自己的词，与柳永的淫冶之曲不能同日而语：柳三变既以词件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于。”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柳永因为其《鹤冲天》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犯了 上颜，吏部不予提升，柳永就到政府去找宰相（相公）晏殊，而晏相公同样认为柳永是那种整日价泡在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的浪子，认为他得不到晋 升是活该。这与李清照对柳词的看法基本一致，所以她对晏词的不满，当主要不在其内容本身，而很可能象王安石那样认为作小词与其宰相身分不符：“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 可乎？’”②这一观点就是在今天，从一定意义上看也不无道理，在当时恐怕是被当作至理名言的。名公大臣即使为了自娱偶作小词，也往往被看成是一 种不光彩的事。欧阳修除了与晏殊一样，身为名公大臣因作小词而受到非议外，其《醉翁琴趣外编》还被认为“鄙亵之语，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①。 这种尖锐的批评，虽出自李清照不可能得知的后人之口，但欧词本身的这类问题却是早已存在了的。对于致力于词的纯洁和尊严的清照来说，针对这方 面的问题对欧词表示不满，说明她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比在晏、欧词的音律问题上寻找微瑕，更为合理而有意义。 关于李清照为什么从不满欧词到“酷爱”欧句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她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完全是借“醉翁”的酒杯浇她自己的块垒，即以欧词中所写的“章台”“游冶”者，来影射和规劝其丈夫赵明诚。这方面的来龙去 脉，已在本书第二章的“赵明诚缒城宵遁被罢官”一节中，作了交代。 ① 张舜民《画墁录》，四库全书本。 ② 魏泰《东轩笔录》卷五，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① 《吴礼部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五、《词论》中捉摸不到的“易安体” 近十多年来，“易安体”仿佛成了李清照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它仍然是 一个任凭谁也做不出标准答案的难度很大的问题。既然在李清照唯一的理论文章《词论》中，捉摸不出一个完整“易安体”，看来只能从与其有直接、 间接关系的问题中加以追寻。 （一） “易安体”的来历及其主要特色与李清照同时而稍晚的诸城籍词人侯寘，他所写的《眼儿媚》题作《效 易安体》，这便是“易安体”的首次亮相。它的再次亮相是在同是济南府人士的辛弃疾的笔下，辛弃疾被贬闲居江西上饶带湖期间，经常到附近的风景 区博山游览，并写了好几首记游词，其中的《丑奴儿近》题作《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为便于对“易安体”的玩味，兹将侯真和辛弃疾的两首效仿“易 安体”的词作，依次引录如下：花信风高雨又收，风雨互迟留。无端燕子，怯寒归晚，闲损帘钩。弹棋打马心都懒，撺掇上春 愁。推书就枕，凫烟淡淡，蝶梦悠悠。 ——侯＃《眼儿媚·效易安体）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 ——辛弃疾《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可以说这两首词所体现的思想艺术特色，就是侯、辛心目中的“易安体”。 具体说来，借翎毛花卉隐括身世、倾吐心事，是“易安体”的特点之一。李清照早期所写的风景和咏物词，则是侯、辛“易安体”的主要效仿对象。 在上引辛词中，有许多语句是出自《漱玉词》，如“骤雨”见于李词《转调满庭芳》；“霎儿”见于李词《行香子》；“怎生”见干李词《声声慢》。 “只消山水光中”以下诸句，不仅与含有“水光山色与人亲”字句的李词《怨（忆）王孙》用语相近，意境亦多有牵合。即使在辛弃疾没有标出效李易安 体的《水调歌头》的“有时三盏两盏淡酒醉蒙鸿”，则更进一步以李同《声声慢》的“三杯两盏淡酒”为典。还有辛词《西江月》的“一川落日熔金”， 用的是李词《永遇乐》的成句，而辛词《行香子·三山作》结拍的“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又用了清照同调词中的类似语句。通过以上的探究 可以看出，辛弃疾“效李易安体”的《丑奴儿近》，虽然不失其风趣幽默、高远冲淡的《稼轩词》的自身风貌，但它又与作为獭祭鱼和掉书袋的稼轩词 很不一样。此词对于白描和口语的运用，俨然是《漱玉词》的模样。对“易安体”的这一特色古人已作了精辟的概括：“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①。 ① 彭孙遹《金粟词话》，《词话丛编》第 721 页。 当然侯、辛的以上两首词不可能反映出“易安体”的全部内涵，但却体现了 它的基本特点。 （二） 研究“易安体”的价值所在“易安体”的价值是由它的特点决定的。它的特点除了上文已提到的两 点外，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谓李清照“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人调音难。”在《漱玉词》中，这两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到：“绿 肥红瘦”（《如梦令》）、“宠柳娇花”（《念奴娇》）等堪称“炼句精巧”；而《念奴娇》的“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声声慢》的“梧桐 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永遇乐》的“如今惟淬，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等等，既是“寻常语”，又极富表现力，它们淋漓尽致地揭示了 词人的心灵重负，创造了既是“铺叙”的，又是“典重”的“别是一家”的词境。这既体现了“易安体”的最主要的特色，也是《漱玉词》的魅力所在。 以上提到的“易安体”三方面的基本特点，远非标准答案。因为“易安体”所体现的当是《漱玉词》的总体特点，它既应有婉约的一面，也应有豪 放的一面。鉴于今天已无法窥见《漱玉词》之全貌，所以对“易安体”的特点的探讨，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约年长李清照三、四岁的朱敦儒，在他 的词集《樵歌》里，有一首《鹊桥仙》题作《和李易安金鱼池莲》，由于李词已快，便无法得知其特点，我们只能由此推想李清照的作品在当代和稍后 就曾受到人们的重视，否则谁会与她唱和，至于其被尊为“易安体”，固然可说明她在词坛上的重要地位，但更主要的是说明她的词极有个性、自成一 体、独立名家。这是创作中最可取的一点，也是研究“易安体”的出发点和归宿之所在。 至于除上述“借翎毛花卉隐括身世、倾吐心事”；“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以寻常语度入音律”三个基本特点外，关于“易安体”的第四 个特点，笔者拟定其为“表层从容柔曼，内里筋骨峥嵘”，这将在第四章第三节“传写心曲的身世词”的有关段落加以论述。 （三） “易安体”的最初标本在孔凡礼所辑的《全宋词补辑》的第 26 页上，有一首新发现的调名为《新 荷叶》的“宋李易安词”，词云：薄露初零，长宵共、永昼分停。绕水楼台，高耸万丈蓬瀛。芝兰为寿，相辉映、簪笏盈庭。花柔玉净，捧觞别有娉婷。鹤瘦松青，精神与、秋月争明。德行文章，素驰日下声名。东山高蹈，虽卿 相、不足为荣。安石须起，要苏天下苍生。 ——《诗渊》第 25 册 从李清照的行实推断，在她偕赵明诚“屏居乡里”的第二年，也就是大 观二年（1108年），恰好是晁补之闲居金乡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晁氏重修 了他在金乡隐居的松菊堂。可能就在这一年，或是下一年晁补之五十六岁生日时，清照偕明诚亲往金乡向晁氏祝贺，从而写了这首从内容到形式都能体 现“别是一家”的寿词，并很可能是她在《词论》中提出词学主张后的第一次创作实践，但在《漱玉词》中，这类作品不多，加之没过几年，她便亲自 尝到了“长门陈”和“临邛卓”所吃的苦头。将这种苦衷隐括入词，就无法完全遵循她原来对词的“别是一家”的规定，从而产生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 均可“压倒须眉”的、风格独特含义接近于苏轼的“自是一家”的、以《声声慢》为代表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词中别调。再以后，当她将家国之思摄之 人词时，其《渔家做》（天接云涛）和《永遇乐》再也没有作茧自缚的痕迹了，并以其题材内容和语言风格的独特性，遂使《漱玉词》成了独树一帜的“别是一家”之作，但这个“别是一家”的含义已有所变化。 （四） 诗中有无“易安体”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只是诗中的“易安体”不曾为他人所标榜和摹拟， 代表性篇目也较少罢了。本章第二节所举清照《春残》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首诗很象秦观笔下的被称为“诗似小词”的“女郎诗”，由此可以 看出，将具有家国之思的诗材加以软化，便可成为诗中的“易安体”。 诗中“易安体”的另一种类型，可以传主乍到莱州所作《感怀》诗为代 表。此系“缘事而发”之作，所缘之事是丈失对妻子的冷遇，按清照的词学观点，这当被视为词材。要把它写成诗必须经过一番硬化处理，即把本来是 儿女私情，以与袁术和苏拭等人有关的掌故出之，既抒发了其与袁术有某种共同点的悲苦之遇，又能象苏轼那样以达观幽默的态度处之。这比求人写《长 门赋》的用心更加良苦百倍千倍。所以心猿意马的“武陵人”赵明诚，当曾为清照此举所感动，他在莱州一度不再过那种寻花问柳般的夜生活。白天勤 于政事，晚上在静治堂，专心致志地进行《金石录》的编撰。此事给李清照留下了极为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以致赵明诚逝世五、六年后，在她所写的《后 序》中，还充满感情地叙及此事。在其悼亡词《南歌子》中，也仿佛暗含着此类难以忘怀的事情。 以往人们对清照这首《感怀》诗的解读，即使知道其中的某些故实，也 未曾深究诗人为什么要使用这类故实，对其中含有关于苏拭的掌故从无人发现不说，有的竟说此诗表达了李清照对官场和金钱的厌烦云云。这种捕风捉 影般的拔高，一则可能因为对李清照的身世一知半解，二则当是因为不了解李清照的文学思想和她对于诗、词界限的划分有关。这里之所以为李清照的《词论》和被后入效仿的“易安体”之间，“明修栈道”，指出它们的联系、 沟通之点，主要是为了对李清照的文学思想有个系统了解，以对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有个总体和实质性的把握。因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 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①这也应该成为李清照研究中的一把钥匙。 ① 毛泽东《实践论》。 第四章“压倒须眉”的《漱玉词》 对于李清照词的看法曾有霄壤之别。爱之者除了第三章所谈到的侯寘、辛弃疾、朱敦儒，或效仿易安体，或与之唱和外，在评论方面，对《漱玉词》 的褒美者尝说：“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①，“小词多脍炙人口”②云云；憎之者可以王的为代表。本来王的对李清照的诗评价很高，谓 其“才力华赡”，“当推文采第一”③等等。同一个王的，一谈到《漱玉词》，他竟说：……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间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措绅之 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其风至闺房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①这段话全文的主要意思是说，李清照的词比历来被看作“淫言蝶语”、“侧词艳曲”者，更不可取，甚至更加可恨。这种极端看法产生的原因，在 本书第三章已有所涉及，就是因为王的意气用事，所以此论不值一驳。另一种很有代表性而又发人深思的是这样一种看法：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 其丽处直参片玉之斑。盖不徒俯视中帼，直欲压倒须眉。②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李清照的词自成一家，不在秦观、黄庭坚之下，它 的凝炼超出吴文英，它的清丽可与周邦彦的《片玉词》媲美。她不仅在女子中首屈一指，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堂堂的男子汉。李调元对李清照及其《漱玉 词》，之所以能够作出如此令人信服的中肯评价，绝不是偶然的。他本人既是剧作家，又是清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他自幼好学，其父在浙江作官，他 省亲遍游浙地山水，录金石，访求遗书约万卷，学识渊博，与赵明诚和李清照多有同好。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中进士，历任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 惟因弹劾永平知府得罪权相和珅，曾被充军，历尽坎坷。后以母老回乡，居家二十余年，专力写作。其著述之宏富，冠诸蜀中。就李调元的学殖和人生 体验看，他很有条件对李清照其人其作作出切中腠理的评价，遗憾的是他的上述评语还不够具体，其用语尚有某种陈旧之嫌。以下拟从四方面对《漱玉 词》作一番新的探究。 ① 《萍洲可谈》卷中，转引自《李清照集校注》310 页。 ② 《云麓漫抄》卷十四，别下斋丛书本。 ③ 《碧鸡漫志》卷二。 ① 《碧鸡漫志》卷二。 ② 字调元《雨村词活》卷三，《词话丛编》第 1413 页。 一、豪迈调傥的风景词本书第二章提到，李清照在原籍明水曾乘船作溪亭之游。这是当时的风 俗，女子十五岁用簪束发叫“上头”，上头日要选在天气温和的时节，以便于外出游乐。“婉娩新上头，湔裙出乐游”①。看来李清照的溪亭之游，就是 这一古老风俗的沿袭，但对溪亭的方位历来其说不一。一说在今济南大明湖，那里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它不仅堪与柳永笔下的“有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西湖媲美，还有着解不开的生态之谜，即那里至今有草无蛇、有蛙不鸣。如这一奇观彼时己出现，很可能引起天性好奇的 李清照的兴趣，大明湖离明水不很远，所以不必完全排除其前往一游的可能性。但可能性更大的是“溪亭”当座落在这样的去处：“历城北二里有莲子 湖，周环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又渔船掩映，署罾疏布。远望之者，若珠网浮杯也。”②此间远望泰山，近眺千佛，面向黄河，背 倚历史名山华不注，地当李清照的原籍章丘明水东南不远处。这里的景观太诱人了，以致不仅使少年李清照一游再游，还使她获得了最初的词作素材和 创作灵感。 素材和灵感之于创作固然十分重要，但一篇佳作的问世，还要有其他种 种不可或缺的因素和条件。对于李清照来说，她虽然有无师自通的天才，但名师出高徒这一点也不可否认。那么在李清照的填词生涯中，她的第一位老 师是谁呢？看来是晁补之的可能性最大。那还是李格非举家由原籍迁往京都的前夕，正在绢城（今山东金乡）守母丧的晁补之，或就近到明水去探望回 乡接家眷入都的老友李格非，同时见到了少女李清照。这时的传主，神态就象曹子建笔下的应妃，生得“秋纤得衷，修短合度”，“的若芙蓉出渌波”①。 然而，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的不仅是她的外貌，晁补之对清照之所以“多对士大夫称之”，主要是因为她“善属文，于诗尤工”②、“少年即有诗名，才力 华赡，逼近前辈”③。此处所谓前辈，除了她的善诗文的父母舅爷，还当包括苏拭、晁补之、张耒等人。李清照一方面学习他们，另一方面日益“逼近”， 甚至可能超过他们。作为既是家长又是伯乐的李格非，当早已从女儿写给他的信函中发现其才华是多方面的，对时下风靡京师的长短句她更是心领神 会，跃跃欲试。在这方面李格非则无专长，不能满足女儿的求教愿望。而擅长“琴趣”，又熟悉济南风物的晁补之此次诣李府，对于清照成长为著名的 词人意义非同寻常。对于长短句，李清照有着超常的兴趣，这兴趣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师，加之她有着极高的悟性，自学己使她接近了长短句的堂奥，一 经指点便可很快升堂入室。到了沛京不久，大约在元符二年（1099 年）前后，她十五、六岁时，便写出了一鸣惊人的两首风景词。 （一） “有丈夫气”的记游词① 梁简文帝《和人渡水》诗。 ② 段成式《西阳杂俎》前集卷十一，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① 曹植《洛神赋》。 ② 朱异《风月堂诗话》卷上，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③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尝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如梦令》 李格非当是这首词的第一位读者，他为女儿的才华喜不自胜，便故掩女 儿之名，将词带到外面请友人和同僚传看。结果众学官以及有此同好的其他官员，无不为之伸出了大拇指，但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这是出自一位十六岁少 女之手的。有的认为是当年知密州的苏拭所作①；有的则认为词中带有仙气，当出自吕洞宾之手②。后人关于“易安惆优，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③，当是这类作品的好注脚。 李清照惟其有丈夫之气、文士之豪，她的词风总的虽属婉约派，但她的全部词作不仅没有那种“雌男儿”笔下的脂粉气，有些还可以划人豪放之列， 除了公认的《渔家傲》（天接云涛）之外，一些写山川风物的词，有的也与这首《如梦令》差不多，也是词人豪情逸兴的写照。此词虽是小令，但景象 开阔，情辞酣畅，“尝记”以下二句，很象取意于“访读搜渠”的郦道元的“日暮倒载归，酪酌无所知”①。同是诗中有画，“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 渡！惊起一滩鸥鹭”的画面，比起王维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②，于静谧中，不是更给人一种飞动之感吗？ 作品的豪迈之气，固然与作者的气质有关，但气质也不完全是天生的。 壮阔的齐鲁山川，为词人提供了驰骋豪兴遐思的前提，涵育了她的胸襟怀抱。 李清照的那种投身大自然、钟情于山水风物的童心和志趣，与其壮怀激越的 作品，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通过这首小令，还可以获得对词人思想性格的更为全面的认识，即使她的早期作品，也不都是表达所谓怜花惜春的闺情。 她的生活视野有时也在闺房以外，当她的小舟驶入“藕花深处”时，也会象“惊起一滩鸥鹭”一样，给当时的词坛带来一股清风。实际上，李清照有一 些体物、记游、抒怀词，不论就题材的选择，还是由此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被誉之为“独树一帜”③。 此词的另一特色是语言明白如话，可以说一读就懂，但词本身却又有令 人百读不厌的魁力，由此所体现的“易安体”的又一基本特色，似可归纳为，它创造了一种比人籁更进一步的天籁境界，也就是不事雕琢，得自然之趣。 人籁、天籁，原是《庄子·齐物论》的用语，前者指由人口吹奏管禽发出的声音，后者是指自然界的音响。你看，天黑下来了，人也沉醉了，当小舟在 黑暗中漂离航道，误入荷丛时，在万籁俱寂而又空阔的水面上，猛然看到一群水鸟，朴棱棱，惊飞四散，刹那惊悸之余，又会令人感到多么欣喜有趣， 以至隔了约一年还深印在游者的记忆中，到了京城，与“酒朋诗侣”唱和时，兴文成篇，为后人留下了这一豪迈倜傥之作。 （二） 别具一格的秋景词① 杨土本《草堂诗余》当据此类传说误作苏轼词。 ② 《古今词话》等谓此词为吕洞宾作。 ③ 沈曾植《菌阁琐谈》，《词话丛编》第 3605 页。 ① 郦道元《水经注·沔水》。 ② 王维《山居秋瞑》。 ③ 陈廷伸《白雨斋词话》卷六，《词话丛编》第 3909 页。 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己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 清露洗、蘋花汀草。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 ——《双调忆王孙》① 此词的上下片分明抒发两种心情，上片写游赏秋景的喜悦，下片写归去时的依恋不舍。全篇的中心意思是通过对秋景的描绘，表达作者热爱自然的 心情。第一句写广阔无际的水面给人的感受。接下去写晚秋景象，荷已萎谢，只剩下残存的点点红花，余香淡然，但湖水潋滟、秋山点翠，与人格外亲呢，此情此景使人感到无限美好。下片对秋色的描绘饶有风趣，颇有现代相声中 的逗哏的意味：莲子成熟，露洗花草，秋色如此诱人，那么沙滩上的鸥鹭为什么象在赌气，扭过头去，不与作者道别，嗅，原来是恨她归去大早。这既 是对前篇“兴尽晚回舟”的照应，也是一种拟人的修辞方式，一切都那么轻巧自然，天衣无缝。 自从“悲哉秋之为气也”①和“万里悲秋常作客”②的名篇名句问世后， 有多少人相继写过悲秋的作品。不说别人，就是李清照本人的名句“人似黄花瘦”，虽然主要是怀人，却也包含着浓重的悲秋成分。这首《双调忆王孙》 完全不同，写的既不是篱边黄花，也不是秋雨梧桐，词人选择了秋莲。如果说出水芙蓉是明净纯洁的象征，那么“莲子已成”的秋荷，便给人以丰盈充 实之感。由于作者乐观情绪的点染，词中的“水光山色”、“蘋花汀草”，以及“眠沙鸥鹭”，无不使人感到可亲、可爱、可喜。通过对秋景的描绘， 抒发作者的欢快情绪，这在北宋词坛上，虽不能说绝无仅有，却也不多见。 从风格看，此词基本保持了婉约词的当行本色，比如作者把自己爱湖山 的感情，说成“水光山色与人亲”，把留恋美景的心愿，用“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来表达，可谓曲尽人意。但此词又不同于一般婉约词 的缠绵蕴藉，而直说“秋已暮”，径夸“无穷好”。如此写来，既不隐晦，又不直露；既有景物的描绘，又有感情的抒发。这种含意明白，而不一一点 破的写法，丰富了婉约词的表达方式，使其既有隽永深长之味，又有畅亮欢 快之情。 本书第三章已谈到“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是“易安体”的基本特 色之一，此词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其用语极为浅显通俗，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却很新颖，毫不落窠臼。比如词中写秋风无萧瑟之气，状秋情无悲伤 之意。在“红稀香少”、“莲子已成荷叶老”、“清露洗、蘋花汀草”等一连串明白省净的语句中，人们看到词人不是在为“秋已暮”、“荷叶老”而 伤感，而是在为“水光山色”、莲子荷叶和“蘋花汀草”而欢歌不已。这首词不仅比被作者批评的柳永的某些“词语尘下”的作品，要清新健康得多， 就是在全部《漱玉词》中，也是别具一格的。 ① 《乐府雅词》虽是现存《漱玉词》的最早最好的版本，但对于此词的调名却误作《怨王孙》，此后便以 讹传讹。巴蜀书社 1992 年 9月版《李清照作品赏析集》第 10 页，周笃文所撰此词析丈首纠其讹，作《双 调忆王孙》，兹从之。 ① 宋王《楚辞·九辩》，《楚辞补注》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② 杜甫《登高》诗。 二、娇嘻优雅的闺情词与少年时代一度兼得“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①的谢灵运相类似， 李清照也曾一度享受到这种人生最美好、最难得的境界。那大约是在她从十六岁到十九岁结婚前后三、四年的时间。这期间她的现存词作有十多首，大 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 假借惜花怜草的怀春之什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第二章“待字汴京，词名轰动”一节所提到的咏 海棠的《如梦令》。此词的表层语义是主人公对海棠的关切，而海棠在古典诗词中是妙龄女子的象征。其所谓“绿肥红瘦”的深层语义当是：“昨夜雨 疏风骤”。过后，春天也被风雨送走。随着大好春光的消逝，年龄又增长了一岁（绿肥），而容颜却相应地减却几分（红瘦）。这对“待字”者来说， 可能由此生出几分惆怅。类似的心情还表现在《浣溪沙·春景》一词中：“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倚楼无语理瑶琴。远蛐出云催薄暮，细风 吹雨弄轻阴，梨花欲谢恐难禁。”打开天窗说亮话，她“倚楼无语理瑶琴” 时，想的是什么、令其“难禁”的仅仅是“梨花欲谢”吗？她的另一首同调 词也是从中窥视其闺秘的窗口：“淡汤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钢。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干”。一年 中有两个节日是完全属于女儿的，一个是七夕，另一个就是清明。此词所写的“寒食天”，离清明佳节只有一或二日，寒食到了，清明还会远吗？何况“寒食天”已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美好季节。在主人公的卧室里，名贵的香料 快要燃尽，只有残烟袅袅。她一觉醒来，贵重的首饰已脱离秀发隐藏在凹字形的枕头里。春日昼眠，竟睡得这样香甜，“梦”自然也是与美好爱情有关 的“昼梦”。词的下片写少女生活的悠闲自在。早春的天气寒意未消，海燕还没有从南方飞来，她就和女伴们作“斗草”①、过家家之类的游戏，尽日快 乐无比。下句的“江梅”，不是象有注者所云指生于水边之梅，而是指梅中的一种上品。从室内到室外，凡是与主人公有关的东西大都是贵重之物，其 身分和心情之自矜自怡，可想而知。结拍的“黄昏疏雨湿秋千”，是常为人提及的好句，它好在与清明时节的应景上。试想，一个少女在润物细无声的“疏雨”中，或是荡秋千，或是站在秋千旁边若有所思，二者均有可能。这 情景即使如有学者所说含有一丝淡淡的哀意，如同下片起拍所暗含的双飞燕的象征之意，那么主人公的这一丝哀意，也无非是“幽居之女，非无怀春之 情”①，只是在婉转俏丽的“易安体”中，托之花草、翎毛、闺物出之罢了。 （二） 以好花明月自况的咏物词在现存四十多首漱玉词中，咏物词约占四分之一。伴随着词人的生命途 程，其咏物词大致可分前中后三期。如以花为喻，前期所咏是含苞待放的“嫩①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 ① 斗草：竞采百草，以比优胜。白居易《观儿戏》诗：“抚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 ① 陆机《演连珠》。 蕊”②；中期所咏是将要被“雨”“催”谢之“花”③晚期所咏则是已化作香 尘的落花④。这一小节涉及的是前期的好花嫩蕊，其代表作可推出以下三首：第一首是《渔家做》：“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 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此词是咏“寒梅”，还是赞娇 娃，实难中分。这树与“明月”相伴、得天独厚、“群花”不敢与之伦比的雪梅，岂非“香脸半开”、姣好无比、出入头地的词人自己？ 第二首是《庆清朝慢》。因为词人未点明她咏的是何种花卉，而先说此花生于宫禁，用朱红色的栏杆，巧妙地加以护持。待吟咏此花时，又说它是“妖烧艳态”，惹得春风嫉妒，明月为之绽开笑脸，有几枝先在皇帝身边开 放。这样一来，有些文章便把它误解为号称“国色夭香”的牡丹。其实清照所咏花卉不外江梅、金桂、藕花、白菊等，它们都好比是人中的雅士，清淡 高洁，未见她对雍容华贵的牡丹有何好感。这恐怕与词人的审美情趣、品格爱好不无关系。这首《庆清朝慢》也绝不是咏牡丹，而是咏芍药。何以见得， 你看词中说：“就中独点残春”，也就是说此花在春未夏初开放。又说这“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晓妆新……长 东君”，即又一次交代此花开在“群 花”之后，能把春天留住。这不是芍药是什么？在本书第二章“父亲李格非其人其事”中曾谈到，格非著有《洛阳名园记》，而清照当熟读此书。这一 点从其咏花卉的同中可以得到证实，她不仅熟悉各种花卉的“物理”体性，还能准确地把握它们的神韵，仅以“容华淡仁，绰约俱见天真”十个字，既 创造性地刻画出芍药的特征，又不是恣意杜撰，她很可能读过《神农本草经》 和《新修本草》等汉唐人所撰的中药学书籍，因为这类书就以“绰约”形容 芍药。“丰姿绰约”又是人们心目中美女的形象，词人又显然是以“绰约俱见天真”、“妒风笑月”的芍药自况。同时从这首《庆清朝慢》中，又可以 窥见词人当时生活得多么优雅“潇洒”。为了观赏芍药，她和“酒朋诗侣”，不仅乘着华美的车子游遍了“东城”、“南陌”，享尽了珍羞华筵，她们还 可以到御花园中去，与皇帝一起观赏那儿枝先期开放的名贵花朵。白天游览，晚上皇宫中设宴招待，她们个个喝了个酩酊大醉，“玉山倾倒”，从黄昏直 到深夜，玩得好不快活。 第三首是咏桂的《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 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如果说在上面两首咏物词中，尚含有作者 以花容月貌自况之意的话，那么这首《鹧鸪天》则是以桂的色淡香浓，来比喻人的内在美更为可贵。别看桂花不以貌惊人，但它的清高和甜香，足以使 它成为“花中第一流”。这层意思溢于言表，不难发现。不易读出的是这样一种深层寓意，即词人自知其出身并不显赫，比起朝廷中的诸多名公大臣， 她一直认为其父祖的地位是低下的，就象是自然界的岩桂，虽然其名位不能与御园中“浅碧轻红色”的牡丹、芍药相比，但它的清高脱俗、宜人香气， 以及它作为中秋佳节的应时之花，又足以使它成为中秋之冠，惹来失期之梅和晚开之菊的种种妒嫉。需要略加解释的是，在这里词人并不是要贬低她一② 杜甫《江畔独乐寻花七绝句》：“嫩蕊商量细细开”。 ③ 李清照《点绛唇》词有“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句。 ④ 李清照《武陵春》词有“风住尘香花已尽”之句。 向喜爱的梅、菊，也不是说她家的门第仍然那么低下，而是想通过对以香取 胜的桂花的褒赞，而将自身的“内美”昭著于世。对于最后两句曾有论者解释为借咏花发泄自己才能被埋没的不平。这未免求之过深。首先她的才能并 未被埋没，相反已名满京城；其次，对于当时的一个少女来说，不大可能具有经世致用之想，何况正在优雅地体察桂花的她，心中会有什么不平呢？实 际情况倒可能是，鉴于境况的顺心随意，此时的李清照，在创作上颇有点初生之犊不惧虎的意味，其所谓“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是清 照自信地认为屈原的审美情趣不如她，竟然没有把桂写进注重内美的《离骚》。总之，此词从头到尾表达的是作者得意自负的情绪，尚谈不上对“社 会”有何不平。 （三） 以簪花、并蒂相娱的伉俪词这类作品在现存《漱玉词》中为数不多，人们的看法也很不一样，兹以《减字木兰花》和《瑞鹧鸪》为例，前者云：“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 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善，徒要教郎比并看。”此首汲古 阁未刻本《漱玉词》收之，《花草粹编》卷二亦作清照词。而赵万里辑《漱玉词》云：“词意浅显，亦不似他作。”这一看法虽有道理，但却不宜据之 判此词为伪作。因为《漱玉词》中确有一些浅俗轻巧之作，王的讥其“无所羞畏”，倒可从反面印证此类词的真实性。至于“不似他作”则更是事实，《漱玉词》中凡有涉伉俪之情者，多系悲苦之言，而此首纯系欢愉之辞，“欢 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①，信然。至于对此词的所谓“间巷”、“市井”意味，今天却不必为此对其有所非议，“女为悦己者容”，主人公为了 取悦于新郎，故意让他看看是带露的红花好看，还是新娘的如花容颜更美。 作为“闺房之事”，新娘这样做并不过分，更无低俗之嫌。时至今日更不应 以道学者的面孔，将此类词摒除于《漱玉词》之外。因为这类词比“正统” 的“易安体”，更能体现作为思想家的李清照对于旧礼教和旧道学的冲撞， 而这种冲撞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新进的思想意识，也是传主的“压倒须盾”之 处。 《花草粹编》卷六以《瑞鹧鸪·双银杏》为清照词，词云：“风韵雍容 未甚都，尊前甘橘可为奴。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谁教并蒂连枝摘，醉后明皇倚大真。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关于此首有 两个疑点，其一，它是不是词：“按虞、真二部，诗余绝少通叶。极似七言绝句，与《瑞鹧鸪》词体不合。”①这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交代的问题。《瑞 鹧鸪》作为词牌，又名《舞拍》、《舞春风》、《鹧鸪词》等，它本来是七言律诗，因唐人谱为歌词，遂成词调。到了宋代的晏殊和柳永，此调又分别 衍变为六十四字和八十八字。李清照这首五十六字体，虽在字数方面保留着七言律诗的特点，但它仍然应该是一首词。因为在李清照前后的杜安世和侯 寘等人的同调五十六字体，也都是词而未被算作诗。这是关于此词的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即词的下片第三句有“居士”二字。如果把这首《瑞鹧鸪》 ① 翰愈《荆溪唱和诗序》。 ① 赵万里辑《漱玉词》。 系于传主新婚不久所作，与本书第二章开头所指出的，李清照在二十四、五 岁屏居青州时始用“易安居士”之号的说法是否有矛盾？答案应该是没有矛盾。因为“易安居士”，只有屏居后才能引以为号，而“居士”可泛指自命 清高者。无疑，宴尔新婚时的李清照最为清高自许，十八、九岁自称“居士”，亦不无合情理之由。 在解除了上述二疑点之后，对于“居士孽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 亦须略加铨释。此二句系整首词的结穴之处，意谓将并蒂而生的双银杏孽开一看，它就象莲子生有惹蕊一样，其“心”中也有意（慧）；“两家新”谐 寓“两颗心”之意，连接上文就是说，主人公和她丈夫之间，犹如当年唐明皇之于杨贵妃，彼此心心相印，爱怜有意。这不仅表现了词人夫妇相得之欢， 还体现出传主对李、杨关系的看法不圃于成见，岂非说明她关于历史和爱情的观念，比历代的许多“须眉”更加公正可取？ 三、传写心曲的身世词 在古典诗词中，“心曲”有两种含义，比如《诗经·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和张协《杂诗》其一：“感物多所怀，沉优结心曲”，均指内心深处；而温庭筠《归国遥》词：“谢娘无限心曲， 晓屏山断续”，则指心中委曲之事或难以吐露的情怀，也就是内心隐秘。李清照的身世词所传写的主要是后者，所用手段主要是通过咏物和使事用典， 曲折地表达其受党争株连和被丈夫疏远，从而“无嗣”的“心曲”。 （一） 咏梅词中所寄寓的身世遭际自从宋初林逋（字君复，谥号“和靖先生”）写梅的名句“疏影横斜水 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问世后，北宋的骚人墨客多有嗜梅如癖者，写梅的诗词可谓汗牛充栋。南宋初年蜀人黄大舆，仅咏梅之词就编集了一部十卷之 巨的《梅苑》，其内容多以“格高”、“韵胜”状写梅的姿态和香味。李清照之所以较多地写作咏梅词，一方面与上述文学背景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她 又在这一基础上有所出新，使原来自命清高和孤芳自赏的“梅格”、“梅韵”，贴近了现实人生，丰富了其文化涵容。 李清照咏梅词的代表作主要是这洋几首，《渔家做》（雪里已知春信至）、《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满庭 芳》（小阁藏春）、《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情平乐》（年年雪里）、《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等七、八首，依其内涵，大致可分为 以下四类：一类，指写于词人出嫁前夕的咏蜡梅的《渔家傲》①。写此词时，作者正 当豆寇年华，其父官礼部员外郎，她的家庭环境相当优裕，好花美酒任其享用，从词中“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工人浴出新妆洗”，“共赏金尊沉 绿蚁（指酒）。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等句看，词人当时的身价地位无比优越，其自矜自得之意，溢于言表，以梅自况之意甚明。 二类，以《玉楼春》为代表：“红酥肯放琼苞碎，探著南枝开遍未？不 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道人憔粹春窗底，闷损阑干愁不倚。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前人谓此词结拍二句“皆得此花之神”②。 这一评语的大意是说，李清照的这两句咏梅词，犹如林逋、苏轼等人的咏梅名句，都能体现出梅的神韵。看来这评价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此词的用意涉 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道人”（作者自指）自叹形容憔粹，其愁闷已到了无以复加，不敢再倚栏眺望的程度；一方面是“道人”为含苞欲放的“南 枝”（梅）的命运担心：一旦风暴袭来，未曾开遍的花苞，也难免玉殒香消。 所以词人和红梅便成了患难与共的朋友。下片的“便来休”，“犹云快来呵” ①。结拍二句连起来的意思是词人对红梅说：要来饮酒就快来呵，说不定明早 风一起，你我都要遭殃。所以此词的题旨当是：借对梅未来命运的关注，寄① 蜡梅，瞩蜡梅科。花芳香，外部黄色，内部紫褐色。冬未先叶开花的蜡梅，产于我国各地，是著名的观 赏花木。 ②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八，清光绪文瑞楼刊本。 ①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上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第 3 版，第 336 页。 寓了作者本人因受党争株连，朝不保夕的身世之叹。 三类，以《小重山》和《满庭芳》为代表。前者云：“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匝春。花影压重门， 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这首词的字面尽管很通俗，如果不了解作者的内心块垒，那么对它的解读，就是巧舌 如簧也说不到点子上。比如下片的“二年三度负东君”句，如果释为：“二年中辜负了三个春天”，这说法对是对，却只涉及到它的表层语义；倘若释 为：“丈夫离家二、三年没有回来”，这就错了。对此句的正确解读必须借助于有关史料——崇宁二年（1103 年），诏禁元祐党人子弟居京。此后， 清 照不得不回归原籍。崇宁五年春，诏毁《元祐党人碑》，继而赦天下，解除党人一切之禁，清照得以回京。从离京到回京，恰好历时二年，梅开三度。 结拍的“归来也，著意过今春”，不是象“招魂”似的呼唤她丈夫“快回来呀！”是说她自己从原籍归来了。因为赵明诚在此前一年已授鸿炉少卿，他 有享受荫封的特权，根本没有远离汴京，另放外任之事。 回到汴京的李清照，株连之苦得以缓解，原想快快活活地过个春天，随 即又遇到了当时妇女无可避免的感情磨难，即自己变成了丈夫身边的多余者。心比天高的李清照，怎能忍受这等屈辱，只得回归娘家，重新住进她“手 种江梅”的院落。令其不胜伤感的是，昔日的闺房，已变为今日的“长门”，此情此景，与五代“花间”词人薛昭蕴笔下的宫怨词意十分吻合，所以顺手 拈来薛氏同调词之首句“春到长门春草青”，嵌入己作，借以遣怀。 四类，以《孤雁儿》为代表：“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 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萧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技折得，人间 天上，没个人堪寄。”此首的过人之处，正如词前小序所云：“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此词的语言明白如话，但确实 不俗，清照绝不是说大话，无端轻视“世人”，她的不俗之处，首先在于其词不属于那种咏物而滞于物的咏梅词，而是一首悼亡词。以词悼亡，在清照 之前为数不多。李煜的《相见欢》（又名《忆真妃》）本来是悼亡词，但迄今为止，除了笔者，尚未见到第二人专门论及其为悼亡词①。相反，有不少人 谓李煜“无言独上西楼”一词为表达亡国之恨，而把苏拭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作为词史上的第一首悼亡词。其实在苏轼之前，甚至在李煜 之前，“花间”词人张泌的《淙溪沙》亦应是悼亡词①。再往下数就是贺铸的《鹧鸪天》（重过阎门万事非）。那么李清照就是词史上第五位写悼亡词的 人，而她自己很可能认为是继苏拭、贺铸之后的第三位。不仅如此，在她之前写悼亡词的人还都离不开“梧桐半死”什么的，并且是由“须眉”悼念其 妻妾的丧亡。因此，李清照又是直古以来第一个以“扫眉”悼念“须眉”的著名词人。还不仅如此，她更是第一个将梅引人悼亡词的人。第二点不俗之 处，在于词中有“吹萧入去土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之句。“吹萧人”原指萧史，这里借指赵明诚。萧史的恋人是弄玉，二人已羽化成仙。这里暗寓着① 陈祖美《李璟李煜词新绎》，《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版，第476—490 页。 ① 张泌《浣溪沙》有句云：“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 7 月版，第 71 页。 词人和她的丈夫都不是凡夫俗子的意思：第三点不俗之处是，自从陆凯写了《赠范晔》诗之后，“折梅”便成了朋友间的馈赠之语，而季清照则把她折 来的梅想寄赠给她已故之夫，但因泉路相隔，故云：“没个人堪寄”。至于她的另一首咏梅词的“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 难看梅花”②，已寄寓了家国之思，则更加不俗了。总之，李清照的咏梅词由“香脸半开”的自况，经“没个人堪寄”的悼亡，再到寄寓家国之念，其作 品主旨的变化，再清楚不过他说明了传主的身世遭际及其思想的升华。由于其后期思想的全面升华，无形中也突破了她写《词论》时的词学思想，使其“小歌词”的题材内容越出了闺门私房，同时意味着词人的如荑纤指，开始 伸向了时代的脉搏。 （二） 以咏菊为幌子的身世之叹 在《漱玉词》中，有涉于菊（又称黄花）的作品计有《醉花阴》、《多丽》、《声声慢》、《鹧鸪天》（寒日萧萧上锁窗）四首。其中的《醉花阴》 虽然或题作《九日》，或作《重阳》，或作《重九》，却不是单纯写悲秋的：“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 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此词大约是李清照二十一岁那年的重阳节所作。前一年的秋九月，朝廷连下二诏： 一宗室不得与元枯好党子孙通婚；二禁止党人子弟居京，下诏后李清照很难在当月离京，更不可能在当月的“重九”，就写出了这首享誉千古的黄花比 瘦词。可能性较大的是同年底或翌年初离京回到原籍明水后。在那里经过将近一年的独居生活，反复品尝了新婚之别和伉俪相失的苦果，从而写出了名 副其实的“压倒须盾”的词作：“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 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 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政易安作也。”①王学初先生 怀疑上述记载说：“按赵明诚喜金石刻，平生专力于此，不以词章名。《琅嬛记》所引《外传》，不知何书，殆出自捏造。所云：‘明诚欲胜之。’必 非事实。”②从学术的严肃性方面考虑，王学初先生的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但从激赏这首《醉花阴》词的角度着眼，又难得这样情节生动而又恰中肯綮的 评语。纵览从明代杨慎到清代王阎运对此词的共计 17 则评语看，大都不甚着边际，几乎没有一条说到点子上，而《琅嬛记》所引《外传》独具慧眼，拎 出“莫道”以下三句为“绝佳”，并为后人所接受，“黄花比瘦”遂成为词坛的著名掌故，其功不可没，而不必在其出自何人之口上过多较真儿。迟一 步说，“只三句绝佳”的评语，即使不是出自宋人陆德夫之口，而是《琅嬛记》的作者故托其名，又有何妨，不是同样反映了人们对清照这一佳作的赞 赏吗？ 关于此词亟待澄清的倒是其版本和异文的取舍问题。由于《易安居士文 集》的散佚，后人的辑本难得完壁。以词集而论，现存载录易安词较多的是② 李清照《清平乐》（年年雪里）。 ① 《琅嬛记》眷中引《外传》。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 36 页。 南宋曾慥《乐府雅词》、明代陈耀文《花草粹编》、清代沈辰垣等《历代诗 余》。后二者虽收录比较广泛，各辑清照词 40 多首，但其中既杂有伪作，又有将清照词列入他人名下者。而《乐府雅词》虽在其卷下的最后仅收清照词23 首，但因其成书最早，又无一首伪作，不失为《漱玉词》的可靠版本。以 这首《醉花阴》为例，凡有异文的字词，如“浓云”不作“浓雪”、“金兽” 不作“香兽”、“人似”不作“人比”。特别是后者询为一处重要异文。虽 后世的多数版本此句作“人比黄花瘦”，但《乐府雅词》作“人似黄花瘦”，《琅嬛记》所引《外传》亦作“人似黄花瘦”。本书取“似”字而屏“比” 字，不仅从版本上考虑择善而从，更因为用“似”字更符合“文本”的原意。 因为“文本”中不是把“人”（词人自指）和“黄花”对立起来，而是将“黄 花”拟人化，二者是合二而一的，在这里并不存在程度上的对比问题。何况新婚不久，年方二十一岁的李清照，犹如“重九”之日应时而开的“黄花”， 此时它刚刚开放，不但尚未消瘦，而且是“有暗香盈袖”。但如果党争的“西风”不止，它卷帘而入，使自己继续受株连，不得回京与丈夫相聚，那么自 己的命运也会象自然界“西风”中的“黄花”一样，不堪设想。所以“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应释为：自己被迫离京而产生的离愁别恨对于“人” 的折磨，犹如风霜对“黄花”的侵袭，政争的忧患给主人公所带来的体损神伤，就象“黄花”将在秋风中枯萎一样。如此说来，使词人为之“销魂”的， 不仅是离愁和悲秋，那只是一种幌子。传主心中的真正块垒是廷争对她的株连。其借“东篱把酒”所抒发的主要是对自身未来命运的喟叹。 以上虽已经提到有四首词与菊有关，但真正称得上咏菊的是《多丽·咏 白菊》一词。此首的写作时间略晚于《醉花阴》，大致在崇宁四、五年间。 那时廷争时松时紧，有时蔡京得势，有时赵挺之占上风。清照则可能受制于 时局的变化，时在原籍，时回汴京。词的下片的“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这几句字面上是说，时 晴时雨的天气加速了白菊的枯萎，就是对它倍加爱惜，也过不了多久就会憔悴不堪。而当时的政治气候又何尝不是这样变化无常！身受其害的词人又怎 么能不产生朝不保夕之感！在此词的下片至少还有三处“画外音”：一是“汉皋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所涉及到的两个典故，分别指男子有外遇、女 子被弃捐。二是“纵爱惜”三句的深层语义当是：即使人家对自己仍有一片爱意，自己也不一定能在京住多久。三是结拍的“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 东篱”，这简直是在说：如果世道和人情好一点，我又何必象当年的屈原和陶潜那样移情干菊，去写什么咏菊词！看来在这首咏白菊的《多丽》中，除 了含有未曾化解的政治块垒外，又平添了对一个少妇来说更难以承受的婕妤 之悲。 （三） “憎怀”种种寄藕莲“情怀”虽然就是指一般所说的心情、心境，但它又是指含有某种感情 的心境。情怀随着感情的变化而变化。有关藕莲的清照词，现存有四首。前两首分别涉及到“藕花”①、“莲子”②。这两种意象给人以清新向上、愉悦① 李清照《如梦今》有句：”误入藕花深处”。 ② 李清照《双月忆王孙》有句：“莲子已成荷叶老”。 充实之感，体现出作者的一种倜傥豪迈、青春焕发之气，此已于本章第一节 中谈到过。以下所要讲的是词人借以抒发生离死别之情的两首藕莲词。第一首是《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 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托名元伊世珍《琅嬛记》尝谓此词本事曰：“易安结璃未久，明诚即负 这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此系附会之说。 清照“结缡”时，明诚在大学作学生。“负笈”是读书，大学在汴京，其往 何处“远游”？此其一；其二《金石录后序》所云：“（明诚）出仕官”，并不是说他到远方去做官，而是说他从大学毕业，走上了仕宦之路，也就是 出来做官的意思。至于他在何处做官，可参照这样一条记载：“崇宁三年正月甲午，通直郎鸿炉寺丞蔡攸赐进士出身，为校书郎，仍授金紫。攸，左仆 射京子也。以赵存诚、许份例召对，除馆职”、“京言：‘攸未始登科，非存诚、份之比。’再辞，不许”①。赵存诚是明诚之长兄，他与蔡京之子攸同 例，都是皇帝特许的京中清要之职。徽宗正是以此类手段笼络近臣。明诚系挺之季子，宠爱有加，岂有独出远官之理？其三明诚继存诚除卫尉卿、思诚 除秘书少监后，于崇宁四年（1105 年）十月除鸿炉少卿，可证其无离京“远游”之事。那么这首《一剪梅》也就不是那种一般的思妇念远的离情词。它 之所以成为一首知名度很高的佳作，被称为“颇尽离别之情”②、“结更凄绝” ③，正是因为词人心中装有唐代“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少妇”无可比拟的政 治块垒。如果是由单纯的离情所带来的伤感，何至于严重到：“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一名句是由词人独特的遭遇、独特的思想 情怀凝结而成的，是其特定心理状态的外化。没有其特定的心理为依据，即使象高则诚、关汉卿那样的大家在其作品中借取这一名句，也会被认为是“效 颦”④者；而李句明明是脱胎于“都来此事，眉问心上，无计相回避”①诸句，却被认为是“李特工耳”②，原因当如况周颐所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 真，所作为佳”③。关于这首《一剪梅》的“情真”之处如上所述。“景真” 则主要表现在上片。起句的“红藕”是词人从小看惯了的景致，也是她目前 随处可见之物；鸿雁传书既是与残藕相对应的秋景，也是词人无时不在惦念的心事。所以此词是以伉俪腰违的“凄绝”之情为筋骨，以香消花落的藕莲 为寄托，是一首罕见的情景交融的佳作。 清照另一首借“莲蓬”、“藕叶”寄托“情怀”的词是《南歌子》：“天 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此词虽然① 《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一。 ② 赵世杰《古今女史》卷十二。 ③ 陈廷焯《云韶集》卷十，甫通王氏晴蔼庐钞本。 ④ 杨慎批点本《草堂诗余》卷三，词坛合璧本。 ① 范仲淹《御街行》词。 ② 玉士祯《花草蒙拾》，《词话丛编》第 680 页。 ③ 况周颐《蕙风词话》，《词话丛编》第 4408 页。 当系晚年所作，但不会大迟，而以赵明诚去世后的一、二个月，也就是建炎 三年（1129 年）九月的可能性较大。此词结拍虽有“旧家”字样，但这里“犹云从前”④。所以这首词不是借家国之念表现爱国主义情绪，而是一首悼亡词。 词中的每一句都与作者丈夫生前的情事有关。在李清照二十一岁左右写《行香子》时，已出现了“人间天上”的字眼儿。那时她把自己被迫与丈夫分离 比作被天河隔开了的“牵牛织女”。斗转星移，如今丈夫“升了天”，自己成了“人间”的婆妇。卧房帘幕低垂，独住寡居。词人和衣躺在床上，回想 丈夫在世时一幕幕情景，不禁泪流如注，湿透了深秋里凉飕飕的竹枕。猛然间想起了自己以前写的与竹席（簟）有关、更与丈夫有关的词句：“红藕香 残玉簟秋”，但眼下她是在新改为建康府不久的原江宁的临时住所。这里不象她的原籍明水那样，住宅不远处就是烟彼浩渺的莲子湖，藕莲即目可见。 现在她是从身上穿的“罗衣”的花纹上，回想起这一切的。看来这件真丝的衣服，还是她做姑娘时，亲手绣制的。那时她就生活在大片藕花、莲蓬之中， 长久观察，绣出的花样比实物还好看。这当是她衣物中最珍贵的一件，也可能赵明诚最欣赏她穿上这件衣服时的风采。但在她结婚时，赵明诚还是个“穷”学生，为了购置书籍文物，她毫不吝啬地曾将这件衣服当掉，从而换 来了一段高雅难忘的新婚生活：“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人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①以上当是“起 解罗衣”时所联想到的旧事。眼前她和衣睡到半夜三更，被凉气冻醒，一面解衣就寝，一面又想起了一件与丈夫直接有关的往事——“聊问夜何其”。 此句绝不能设想为她在问身边的侍者，因为她身边没有人才情感孤独、才和衣睡下无人管。那么，“聊问夜何其”的寓意何在呢？这基本是《诗经·小 雅·庭燎》的成句：“夜如何其”。“其”是语助词，读作［ji 基]，大意是现在什么时辰了？不管是在青州的归来堂，还是在莱州的静治堂，这对夫 妇夜生活的主要内容都是编纂、读书、斗茶……特别是在莱州时，赵明诚“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②。看来工作量相当不轻，而明晨还要早 起到任所应卯。思路机敏，而又善戏谑的李清照，很可能借《庭燎》中的赞美“君子”之义，夸奖一番自己的丈夫如何勤政笃学，丈夫又如何把自己看 作学术上的最得力的助手。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们当时的夫妻生活在一度疏远后，又恢复了应有的和谐，氛围变得更加温馨难忘，但是眼下，罗衣上原来 绣的翠绿色的莲蓬，已经磨损得剩下很小的花纹了，用金线绣的藕莲，也是花颓叶稀。虽然每当秋凉的季节还总是穿上这件衣服，但心境却不象从前了。 也就是说挛清照通过这首词，将思念亡夫的种种“情怀”寄托在一件绣着莲蓬、藕叶的罗衣上，而且写得十分妙合自然又深情动人。 （四） 青、莱词中寄幽怨 屏居青州期间，李清照主要是协助丈夫编撰《金石录》，只有赵明诚执意离开青州，井动了“天台”之意后，她才将其“从今又添”的“一段新愁”，打并在“离怀别苦”之中，写出了《凤凰台上忆吹萧》、《点绛唇》（寂寞④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六。 ① 《金石录后序》。 ② 《金石录后序》。 深闺）、《念奴娇》（萧条庭院）和《声声慢》等别具幽怨的四、五首词。 之所以断定它们为青、莱时期所作，理由主要有四点：第一，词中有明显的送人①和等人②之语。也就是说前一首是送别词，后 三首是恩妇念人词，写的都是发生在夫妻两人之间的事情。李清照和赵明诚共同较长期居住的只有汴京和青州两地。在汴京李清照总是被送者，而赵明 诚那时又未曾较长期远离过汴京。所以，凡是有送人和等人痕迹的词作，都应当写于他们共同屏居十年之久的青州。 第二，这四首词中，已没有任何政治寄托，而基调却格外愁苦，所以不 可能写于前期；又因其中没有任何乡国之念。所以也不可能写于后期。凡中期词作，包括《词论》等，基本上都是写于青州。 第三，从上述词中所流露的主人公的愁苦程度，有甚于前后两期，特别 是《声声慢》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并不是说李清照不恤国事，而是因为在中期正是她提出并恪守词“别是一家”主张的时候，其词自然只能包 容儿女情事。此时她的“万千心事”，均与丈夫的“天台之遇”有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 苦，何况这一时期又增加了由爱情痛苦所派生出来的“无嗣”之昔。而且这一切又都是难言之隐，只要露出一点痕迹，也会被认为不“雅”。成书于李 清照六十三岁时的曾慥编《乐府雅词》，之所以没有收录《声声慢》，绝不是因为此词写于曾编之后，当主要是因其涉及隐衷，而被认为不“雅”所致。 第四，这四首词基调之悲苦远过于他作，而其中却绝无嫠纬之忧和悼亡 之意。前三首分别为丈夫送别和等待丈夫归来之意甚明，不必辩解，即以以往几乎被公认为写于晚年表现国破家亡之憎的《声声馒》，同样与嫠纬和悼 亡无涉。其中曾被误认为悼亡意象的“梧桐”，在此词中，只是处于“梧桐更兼细雨”的困境之中，而未沦落到“飘落”之时，何况这种困境不是指生 命的殒灭，只是象征处境的难堪，而这又与当时主人公的心境十分吻合。对于梧桐的飘落和半死在诗词中含有悼亡之意，看来李清照是十分清楚的，所 以在她有涉于梧桐意象的四首词中，掌握得极有分寸。比如在《念奴娇》和《声声慢》中，写的分别是“清露”中的“新桐”和“细雨”中的秋桐，后 者虽然程度更进了一层，但仍与悼亡无关。到了《鹧鸪天》（寒日萧萧上锁窗）一词中，程度又进了一层，而云“梧桐应恨夜来霜”，即使如此，也仍 然不含悼亡之意。看来这首词大约作于婉讽赵明诚有“章台之行”的《临江仙》（庭院深深）一词略后一点。此时主人公不仅受到丈夫在感情方面对她 的折磨，同时因家乡沦陷，又增加了一层如同王粲的去国怀乡之思，故云“仲宣（王粲字）怀远更凄凉”。此后不久所写的《忆秦娥》基调就大不一样了：“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情怀 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由其中的“梧桐落” 可以断定此词为悼亡之作；从“暮天”和“断香”等句又可以进而推断，此 系清照处理完明诚的后事，因建康告急，在她逃离的前夕，到明诚殡葬之地，为他进香告辞后所作。从这首词的意境中，仿佛可以体察出明诚是葬在建康 东郊的一处荒山野岭之中，清照前往祭奠时，久久不肯离开，以至暮色降临，① 送人语：有《凤凰台上忆吹箫》的“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 ② 等人语：有《点绛唇》的”望断归来路”、《念奴娇》的”玉阑干慵倚”、《声声慢》的“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等。 栖鸦归巢，战鼓号角声声，所进香火都快要燃尽了，西风阵阵，桐叶飘落， 其“情怀”之“恶”可想而知。 曾几何时，李清照还在为赵明诚的“天台之行”而烦恼，转瞬又为他的 病亡伤怀。加之战火逼近，此时清照的处境真可谓到了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地步。境况如此艰难，作为当时一个已沦为流寓者的嫠妇，她并未因此战 战兢兢，不知所措。可见这是一种何等的思想境界，又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女性！这里之所以提前说出这番后话，一则是为了说明一夫多妻制和纳妾盛行 的宋代社会，给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妇女带来多么深重的苦难；二则也是为了印证，“梧桐”作为古典诗词中的常见意象，其生存状态，往往被作为人的 心理状态的外化和生命状态的象征。所以《声声慢》所涉及到的“细雨”中的“梧桐”绝不会有悼亡之意，因而这首词不会是写于词人丧偶之后，而是 写于她中年“无嗣”的极为难堪的境况之中。对于《声声慢》和《凤凰台上忆吹萧》这两首青州词前文已作过探究，这里拟重点介绍写于此时此地的另 外两首词，一首是以“铺叙”①为突出特点的《念奴娇》（即《壶中天馒》）：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 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泪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从立意上看，此首当是对那首《风凰台上忆吹萧》的接续和补充。因为 在那首词中曾说：“多少事、欲说还休”，也就是说词人还意犹未尽，想说的无非还是由于丈夫的外出所引起的“离怀别昔”。此词中所谓的“斜风细 雨”、“种种恼人天气”，也无非是词人内心苦闷的外化。为了排遣这种苦闷，她故意用生僻字为韵作“险韵诗”①、又故意喝那种容易使人醉倒的“扶 头酒”②。然而，再难做的诗她也做成了，醉倒的时间再长她也醒来了，但是那种使人烦恼的“天气”和人事情昧，并没有改变，由此所产生的“万千心 事”，一则无法向丈夫诉说，二则即使诉说他也听不进去。词中所谓“别是闲滋味”，实际是一种令人难以言传的极为苦涩的滋味。 词的下片从“楼上”到“不许”五句，与《风凰台上忆吹策》的上片的 含意几无二致，略有不同的是一谓“被翻红浪”、一谓“被冷香消”。前者是说没有心思整理床铺，后者意犹“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即言其单枕 孤眠之苦。紧接下去的“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是《世说新语·赏誉》篇的成句，词人不露痕迹的引述于此，字面上是说晶莹的露滴和新长出的桐叶， 表明春光尚未完全消逝，它还具有使人外出游赏的吸引力。而词人内心想说的当是：她对丈夫仍抱有希望，总觉得他忽然有一天会回心转意，与她重归 于好，就象当年比肩同游、月夜赏花一样③，愿夫妻再次携手“游春”。结拍二句，仿佛是借天气由恼人的阴雨转为晴朗，来表达词人希望丈夫由对她的① “铺叙”，是李清照在其《词论》中规定的一种词性特点。 ① 苏轼《再和》诗：“衰年壮观空惊目，险韵清诗苦斗新。” ② 白居易《早饮湖州酒寄崔使君》诗：“一榼扶头酒，泓沮泻玉壶。” ③ 约作于建炎四年的《偶成》诗的“十五年前”云云，可怔清照约于政和五年有与明诚“相从”赏花、赋 诗之举。 冷淡转为晴朗温馨。①。 写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有多少酸腐的读书人梦想着“书中自有颜如玉”，以巴不得巧遇“武陵”之艳，然而却极少有人 想到，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曾给多少妇女，招致了多大的不幸、令其吞噬着多么难以下咽的苦果！在青州最后二三年时的李清照，就 是遭遇这种不幸的相当典型的一例。所以这期间的词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容着幽怨难诉之意。 与《壶中天慢》立意相同、写作地点也可能一样，时间大致在“寒食” 过后的、“开到荼 花事了”的时节，传主又写了一首希望更加渺茫的“闺 思”词：寂寞深闰，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问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 芳草，望断归来路。 ——《点绛唇·阖思》 这首词与那首《凤凰台上忆吹萧》，在立意上也有衔接。也就是说那首的不论是对“武陵人”之“念”，抑或对“烟锁秦楼”的自身孤独之叹，都 还是在拟想之中，因为送行者还在“千万遍”地唱着《阳关》，她手中也没放下那杯离别的苦酒，一切还尚在进行之中。但到写这首《点绛唇》时，“人” 已远走高飞，闺房愈加深邃寂寞，愁苦更加深重，以致有“千缕”之多。上片的“惜春”二句除了其字面上的意义外，深层语义则是说：词人本象爱惜 春天一样，爱惜她和丈夫之间的种种美好感情，但是他这一走，就象风雨催落春花一样，使二人之间的感情受到了摧残。下片接着说，主人公久久地倚 栏眺望，但却看不到丈夫的踪影，所以心情很不好。结拍的诘问意谓：你这位“王孙”到底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还不归来？其实丈夫到哪里去，词人 是一清二楚的，他为什么不偕其前往，她心里也有数，只是都是一些难言之隐，以至到了“柔肠一寸愁干缕”的程度，也不能直接倾吐，只好借《楚辞·招 隐士》婉转表达。而词意愈委婉，愈使人感到作者幽怨愈深重。青州时期如此，莱州时期又如何呢？ 乍到莱州时的李清照，比她独居青州的处境更加难堪。这期间其现存作 品虽只有一词一诗，但寓意和分量都很不一般，其中既含有对前程未卜的极度危机感，也有如同袁公路（袁术字）断粮般的遭“人”家的白眼。在传主 的一生中，这虽然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却清楚地说明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是个什么样子和什么叫做痴心女子负心汉。 ① 鉴于诗词无达诂，如将此词编为前期所作：将“斜风细雨”、“种种恼人天气”看作政治气候的隐语；将“日高烟敛”的深层语义释为皇帝开恩，似亦无不可，但绝不可视为晚期之作。 四、格调凄凉的晚景词本书附录二的《李清照年谱》中，有其作品系年。凡赵明诚亡故后所作， 均应算晚景词，大致有 10 首。其中的咏物词和悼亡词等，已分别在上述几节中加以引述，其余晚景词还有：《菩萨蛮》（风柔日薄）、（归鸿声断）；《好事近》：《武陵春》；《永遇乐》等五首。这五首的主旨又大致可分为 表达嫠妇之忧和抒写家国之思两类。 （一） 舟船载不动的嫠妇愁如果说《好事近》的“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中，尚暗含嫠妇 之忧的话，那么在丈夫已经亡故，又经过了一场再嫁的波折之后的李清照，她已不把嫠妇之愁作为隐秘之事深藏心底。不言而喻的是，在她与后夫离异 后，愈是表现出对其前夫的思念，也就愈能说明对那个无赖小人后夫的轻蔑。 看来《武陵春》就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的外化。虽然不能说此词中不含家国 之忧，但主要的是表达嫠妇之愁：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近三十年来对这首词的评析，不同于对清照其他作品的时有妄断，极少 有很离谱的说法。原因是根据清照《<打马图经>序》后所署写作时间为“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此词即可系于次年春所作。又因词中有地名“双 溪”，遂可断定作于今浙江金华①。 “花”在《漱玉词》中，大都作为主人公心态的外化，或生命状态的象 征。此词首句含有昔日的花容月貌，今日已变成护花春泥之意。所以日上三竿连头发都懒得梳理一下，更何况修饰打扮。“物是”二句紧承前意，将上 文的凄婉之情， 以劲直之语出之。原因是开头一、二句含有难尽之意：“风住”既指自然现象，又有象征意味。接踵而来的政治、婚姻风波虽然停息了， 人生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所以“物是人非事事休”除含有浓重的嫠纬之愁外，当还有这样一些寓意， 即经过与后夫的一段纠葛，词人倍加思念她的前 夫。他的遗著《金石录》还在，但人事俱非，心里有多少事，不等说出就泪流满面，可见这些事都是令人极度伤感的。正如生活中常常有物极必反之事， 愁苦己极的人往往更向往解脱困境，此词下片对“尚好”春光的向往、对双溪泛舟的拟想，仿佛是在黑暗中闪现的一线光明，然而转瞬即逝。词人所担 心的是双溪舴艋舟小，载不动如许愁绪。言外之意，她的满腹忧愁， 无处排遣，永远也解脱不了。这就是“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一千 古名句的心理背景。没有李清照所亲身遭受的党争株连、婕好之叹、兵燹战乱、丧偶流寓、“颁金”之诬、再嫁离异、诉讼系狱等等人生忧患，其愁思 就没有这么重的分量；如果她不善于创意出新，那么她在李煜、秦观、贺铸等喻愁名家名句面前①，怎能跻身其列？当然李清照之所以能写出这种跻身① 对于“双溪”所在地的考证，《李清照集》第 62 页所注最为翔实可信，这里谨取其成说。 ① 卒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观《千秋岁》：“春去也，飞红万点“须眉”，甚至“压倒须眉”的名篇名句， 并非白手起家，她曾经历了一个 纵横交错地学习“须盾”，并逐渐超越“须眉”的过程。即使她在构思“只恐”二名句时，不一定看到比她年幼六、七岁的张元干的以“艇子”“载取 暮愁”①的词句，但苏轼与秦观维扬饮别时，所作《虞美人》词的“无情沛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当系首开以“舟船载愁”的先例，李清照 亦当对其有所借取。但是说到底还是其切身的生活体验和“转益多师”的学习借鉴的结晶。看来前者是关键，没有亲身经历过李清照那么多苦难的人， 即使象董解元、王实甫那样的文学名家，其同类句子也下一定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倒反而有某种效颦之嫌②。 有关此词的问题，还需作以下两点必要的补充，一是词牌《武陵春》的 本义有别于“念武陵人远”之意，这里的“武陵”是作为避乱之地的代称；二是清照在金华避乱时的绍兴五年五月三日，发生了朝廷令其缴进《哲宗实 录》之事。这是一部“冒禁传写”③之书，“窃窥”、“私藏”都是犯法的。 清照冒死保存下来的文物，最终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无疑会又一次给她带来 很大的精神刺激，遂成为又一种“欲说还休”的难言之隐。 （二） 悲苦无似的故乡、京洛之念在李清照的诗词之间，虽然曾有一条根深的沟壑，但到了晚期，这条鸿 沟几乎被她亲手填平了，也就是说其晚景词的题旨，与其诗大大接近了。比如在汴京失陷的第三个年头的三月三日（上已），她在江宁所写的《蝶恋花》 中，有这样的词句：“永夜厌厌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长安” 本是汉唐故都，在古典诗词中常作为国都的代称。词人在长夜难眠中梦想着“长安”，是为了说明她对汴京的怀念；至于对故乡的怀念，在其晚景词中 更是随处可见。《菩萨蛮》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此时她借酒浇愁：“香消酒未消”，绝不是为了惜花、怀春等儿女私情，而是借醉酒来减 少思乡的痛苦。这种题旨在其前期和中期词中是绝对没有的。这类词的代表作，当椎其写于六十四岁或稍后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 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 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 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词自问世不久，就曾激起热血人士的赞许和共鸣，其中张端义和刘 辰翁对此词的评价更发人深思。前者云：“（易安居士李氏）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熔金，暮云合壁’，已自 工致。至于‘染柳烟轻（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愁如海”；贺铸《曹玉案》：“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① 张元干《谒金门》：“艇子相呼相语，载取暮愁归去。” ② 董西厢《仙吕·点绛唇緾令·尾》的“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上驼也驼下动。”王西厢《正官·端正好·收尾》的“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二，万有文库本。 云：‘于（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 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①。后者云：“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 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②。“（刘辰翁）于宗邦沦覆之后，眷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忧，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③。张端义对 此词从艺术性方面作了较充分肯定，而刘辰翁则从思想性方面对其作了高度评价。可见这是一首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佳作，值得仔细品味：词的上片写眼下元日之夕。首二句似取用江淹《拟休上人怨别》诗的“日 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和廖世美《好事近》的“落日水熔金，天淡暮烟凝碧”之句意，谓落日象熔化了的金子一般绚丽璀璨，暮色中飘浮的云彩聚拢 了来，宛如珠联璧合。对于“人在何处？”常见的有两种理解，一是承上文，云景色依旧，人事已非，含有身世感伤之意；二是“人”指作者的故夫赵明 诚。每逢佳节倍思亲，作者在嗟叹身世飘零的同时，想到亲人，完全合乎情理，故上述二解可合而为一。 但是，感叹身世也好，思念亲人也好，都是内心活动，别人看不见，也 摸不着，必须将其外化出来。那么“染柳烟浓，吹梅苗怨，春意知几许”，这种令人黯然神伤的景语，正是上述作者悲苦心情的外化。“春意知几许”， 是春意盎然的反面，言时值早春。而早春天气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次第岂无风雨？”“次第”是进展之词，此句接续上二句，意谓别看今年元宵节 天气这么好，转眼恐有风雨来临！这几句字面是讲天气，但仍然是人世感喟，含有一定的哲理和人生体验。不是吗？大至宋朝社会，已由盛而衰；中如赵、 李两族，已家破人亡；小到自身，曾几何时，才名轰动，令多少人倾慕不已，如今竟变成了一个只身漂泊的嫠纬之妇。一句话，天气也罢，人事也罢，都 那么变化无常！想到这些，哪有闲心游乐？ 所以“来相召”以下三句收束得顺理成章。当初词人构思诸如“香车宝 马，谢他酒朋诗侣”这类词句时，不一定含有嘲讽的意图，但今天读到此处时，思路自然会撞到这样的问题上：国家已经快要到了山河破碎雨打萍的境 地，“酒朋诗侣”们却把杭州作汴州，香车宝马，仪从阔绰，依然寻欢作乐。 作者谢绝了召邀，可见她不同于那些醉生梦死的人，其精神品位、思想境界 之高，亦可见一斑。 过变转忆“京洛旧事”。起拍“中州盛日”，寄托了作者深挚的家国之 思。那时家国兴盛，元宵节特别热闹。“闺门多暇”，当指词人未婚之时。 看来她回忆的是自己初到汴京不久的事，大致是哲宗元符年间或稍后的事。 那时她处境优越，“暇”不仅指有空余的时间，主要当指作者生活优裕、有那份闲心。她于公元 1101 年出嫁的第二、三年，党争加剧，受到株连，曾一 度离开汴京。即使再回京，心情也很不一样了。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前后，可以说是传主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可以想见，这时的她，不管穿戴也好、气 度也好，自然会压倒群芳，如再锦上添花、着意打扮一番，一旦出现在灯火斑斓的市街上，不知会引起多少人交口称赏！然而“如今”她早已年逾花甲， 鬓发散乱，憔悴不堪，即使时值佳节，夜间也懒得外出了。这就是为什么害①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② 刘辰翁《须溪词》卷二。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须溪集》提要，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怕夜间出去的心理背景。 此词最深刻、最令人心酸的是结拍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二句。试想那些在灯红酒绿之中时时发出“笑语”的人，怎么会念及国家安危 呢？当躲在帘儿底下的作者听到这种“笑语”时，内心该是多么酸楚。读到这里，使人深感作者谢绝了“来相召”者也好，或害怕夜间出去也好，并不 是忧愁自然界的“风雨”，更不是自惭形秽，而是在江河日下的当儿，所产生的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感。 这首词的写作特点，既是人们常说的今昔对比，又不是那种简单对比， 它不仅是一幅浓缩了的社会、人生图画，更是一部内涵丰富的人物心灵史的艺术外化。读这类作品，不仅要有相应的社会历史知识，更要有一定的社会 人生感受，以及读者自身的想象力、创造力。后者尤为重要，没有它，对于《漱玉词》的阅读，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五章被词名掩盖的诗文实绩在词史上，有一个不易简单解释清楚的现象，这就是以李清照的《词论》 为代表的词学观念，被认为是“正统”、“保守”的，而她的词作中却含有极为深刻的超前意识，她的词名更远远高于她的诗、文之名。这是李清照研 究中不言而喻的事实。那么它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呢？正确的答案应该包含在有分析的、辩证的文字之中，即对李清照词的褒美和高度评价是正常 的，对其诗、文实绩的忽视又是不够正常的，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是，对清照其人其词颇多物议、攻讦的人，对其诗的评价却极为 可取：易安居士……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 推文采第一。①在本书第三章中曾提到，王灼对清照其人其词的批评是意气用事，恁长 的一段话，只有“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两句是较为中肯的。王灼的意气用事主要是受历史的局限，今天我们不能对他以牙还牙，或因人废言，从 而以为他对清照的评价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其实，他没有走另一极端。总的看王灼是一位娴于音律，博学多闻的人。他反对在创作中拘泥旧规，赞扬象《东坡词》那样的创新精神，是很可取的，他对清照“诗名”、“才力”的 肯定，更是别具慧眼，完全符合实际。 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一、不让“须眉”的咏史诗“咏史”既是我国诗歌源远流长的传统，也是整个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诚然，“‘咏史’之名，起自孟坚（班固）”②、“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③，其滥觞则在《诗经·大雅》的《生民》、《公刘》诸篇。发展到 李清照的时代，“咏史”诗的层次已相当深化，视角也是各式各样的，数量更是浩如烟海。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清照的咏史诗仍有其超群拔俗之处，很 发人深思。 （一） “史识”出众的少年成名之作“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这是写好咏史诗的关键所在，李清照的《浯 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此。 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宫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而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 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革。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仙才。花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魄深如崖。西蜀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 卖。 至今仍有学者不大敢相信此诗是出自一位十七岁少女之手。看来这种顾 虑现在可以清除了，因为在现存《张右史文集》卷八中，不仅收有张耒（字文潜）《题中兴颂碑后》一诗，在同一卷还收有张耒《自庐山过富池隔江遥 祷甘公祠求便风》一诗，在此诗后附记云：“元符庚辰……过樊口，李文叔棹小舸相送……”，元符庚辰，即公元 1100 年，恰好是清照十七岁那年。她 的父亲格非（字文叔）亲往樊口送张耒，说明张、李有通家之谊。张耒当年写的诗，李清照当年与之唱和更合情理，何况还有上引王的“自少年便有诗 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的话作旁证。“十七岁” 与“少年”是一致的，而“前辈”、“士大夫”岂不指张耒？十七岁的少女 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本身，即令人惊奇。 更令人惊奇的是诗中所表现出的“压倒须眉”的史识。话要从元结说起。 元结是介于盛唐和中唐间的亦官亦文的人物。安史之乱中曾参与抗击史思明。在唐军收复长安后，元结于肃宗上元二年（761 年）写了一篇《大唐中 兴颂》。此文与时风不同，采用的是三句一韵的手法，类似于秦刻石的体制。 这显然是为了刻石而作。后来大书法家颜真卿将此文书写，并刻于元结曾居 住过的今湖南祁阳水清石峻的浯溪河畔。元结此文虽只有二百六十多字，但却是有感而发，名义上是歌颂大唐的中兴，实际也连带记录了其“我卒前驱” ②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邵雍《击壤集》提要。 的平叛之功。此文最佳处系指斥奸佞误国的段落：“噫噫前朝，孽臣奸骄， 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主失宁……”，其中渗透着作者的这样一番感慨：天宝六载（747 年），元结到长安应举时，李林甫玩弄权术，使 应举者全遭落第，他遂归隐商余山，从而对李林甫之流深恶痛绝。元文的局限也正在这里，他痛恨奸佞，却歌颂听信奸佞的所谓好皇帝。眼光只停留在 与自身休戚有关之处，所以他的这篇《大唐中兴颂》，实质上是为自己树碑 立传。 张耒的《题中兴颂碑后》是针对上述元结之文所写的一首古体诗：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铁马从西来，郭公凛凛英雄才。举旗为风僵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元功高名谁与纪？风雅不继骚人死。水部胸中星 斗文，太师笔下蛟龙字。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摩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百 年废兴增叹慨，当时数子今安在？君不见荒凉浯水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 安史之乱之于张耒，已不存在个人利害，所以张诗之旨比元文高出一筹， 不再为“二圣”（唐玄宗父子）和自己歌功颂德，而是由衷地歌颂在安史之乱中收复二京，建有殊勋的郭子仪。诗之结穴关于百年废兴的叹慨，亦说明 此诗当作于元符三年初，苏轼谪居儋耳，尚未遇赦之时。张耒和黄庭坚类似，借浯溪之景由胜美到荒凉，寄寓身世之叹。因为此时苏门四学士无一幸免， 均被系于元祐党籍，一一遭贬谪。 上引李清照的诗虽是对张耒此诗的赓和，但其旨却比张诗高出了一大 截。张诗开头仍然是女色亡国论的老调，把杨玉环作为“君王”的替罪羊。 她妖蛊祸国，血溅马嵬，活该倒霉，而“万里君王蜀中老”是值得“叹慨” 的。李诗对于大唐兴废之由，则公正地归结为朝政腐败，奸雄得志所致，但她也没有忽视“六军不发”的导火线是杨家兄妹。这种“史识”，不仅比女 色亡国论者高明，也比其他一些走向另一极端的，处处为“贵妃”开脱的“须眉”们更为理智公允。 李诗中第二种值得一提的“史识”是，她认为象尧舜那样功德大如天的 帝王，不必用区区文字加以记载，其德泽自在人心。而安史之乱本是唐王朝咎由自取，所谓“中兴”之事本不值得歌颂，（元结）不但撰文歌颂，还把 它刻在山崖上，那样做真是太浅陋了。 清照诗中第三种不同凡响的“史识”是，她认为平叛的成功，不只是哪 一位将帅的雄才大略，而主要是因为主帅郭子仪和李光弼之间，不是互相猜忌，而是劲往一处使。如果象姚崇和张说那样相互猜疑、算计，工于心计， 自己也难免不落入别人的圈套。她第一首诗的最后两句“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系清照根据郑处诲《明皇杂录》概括的这样一段 故事——姚崇临终前对儿子说：张说与己不和，又为人奢侈。作为同僚，我死后他必来相吊，你们就将我平生的珍宝陈列出来，如果他不加顾视，便凶 多吉少；如果他盯住这些宝物，就赶紧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给我作神道碑文。他作的碑文一送来，你们一面速奏朝廷，一面立即刻石。待他张说 几天之后省悟过来，事已迟了。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唁时，果然对姚家所陈之物再三顾视。姚子遂按其父所嘱办理。张在为姚所写的神道碑文中，对 其功德备加称颂。不几日，张果然差人诣姚家，以措词欠周为由，要将碑文取回修改。姚子便陪来人观看已经刻石的碑文，并说此文已上奏朝廷。听了使者的回话，张说才知道自己又被姚崇算计了。清照诗中所隐括的这段故事， 既不见于正史，也与史实不符。想必她是有感于朝臣间的相互倾轧，当时她本人虽尚未受到党争株连，但其“前辈”文友如晁补之，张耒等，早已被作 为追随苏轼反对变法的旧党吃尽了昔头；她的外祖父家也是常常被人算计 的。 清照的这两首诗实际是浑然一体，讲的是一回事，不仅其“史识”可嘉， 诗艺亦很高，几无一句不体现出诗人卓越的见解和凝炼的笔力。如第二首的最后一句“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乍一看只是一句出自野史的闲话，实 际却包含着很微妙的历史内容。它说的是宦官高力士，玄宗时他权力极大，四方奏事都要经过他的手。肃宗作太子时，曾以兄礼事之。外将内相如安禄 山、李林甫、杨国忠等也都曾与他串通一气。安史之乱时，他扈从玄宗入川，又扈从回到长安，功劳不可谓不大。但随着玄宗的失势，他竟被放遂到遥远 的巫州。在那里他看到园落中生长的荠菜，当地人不知能吃，遂生身世之叹，口吟道：“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①。等到宝 应元年（762 年），遇赦回到长安时，玄宗父子相继去世，这个七十九岁的老家奴也痛哭而卒。清照诗的极为可取之处是，她把皇室内部的最高权力之 争，通过高力士的身世变迁，表现得既含蓄又尽致。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少女，她不仅比“前辈”、“士大夫”更具“史才”、“史识”，也更具“史德”。 把她的这两首《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称为不让“须盾”的少年成名之作，当比周煇所云“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②和陈宏绪所云：“奇 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麟脯矣”①，更通俗、切实一点，也当更符合今天读者的口味。 （二） 以古鉴今的“惊人”篇章由于传主别具“史识”，披阅广博，对历代兴废，人事掌故烂熟于心， 所以她的现存十多首诗中，都不同程度地含有咏史的成分。标题作《咏史》 的“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稽中散，至死薄殷周”固属“咏史”之 什，那么涉及项羽和王导、刘琨的章句，又何尝不是“咏史”。传主对她的诗和对她的词一样，都很自信。在其《词论》中虽未言传，但可以意会的是， 她认为自己的词作不管在声律方面，还是在题材内容或表现手法“铺叙”、“典重”等方面，均无可挑剔，而对于其诗更自谓“学诗谩有惊人句”！又 岂止是“惊人句”，“惊人”的篇章也不乏其例，而最有代表性的是《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此诗因版本不同，题目又作《绝句》、《夏日绝句》，写得很通俗，即 使用事亦不难懂。比如“人杰”和“鬼雄”，读者不难看出这是对杰出人物和死于国事的战士的褒美之语，但却不是随意杜撰之辞。“人杰”是刘邦称① 刘昫等《旧唐书·高力士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② 周烬《清波杂志》卷八。 ① 陈宏绪《寒夜录》卷下。 赞张良、萧何和韩信的话：“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 下也。”①“鬼雄”，出自《楚辞·九歌·国殇》的“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李诗的前两句是说，人活在世上就应该作一个象张、萧、韩 那样的治国平天下的豪杰，死后则应该成为象屈原所歌颂的为国捐躯的鬼魂中的枭雄。后二句借用项羽的故事，意渭项羽在生死关头不肯过江苟安，不 失为盖世英雄。他在楚汉战争中被刘邦击败，最后从垓下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亭长把船靠岸，等待项羽上船，并说：“江东虽小，地 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②项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项羽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 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③遂自刎而死。 看来，李清照是很佩服这位末路英雄的。这在当时不仅是一种独到之见， 亦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英雄史观。但此诗的意义主要不是在歌颂项羽，而是与她同在建炎年间所写的上引《咏史》诗一样，旨在讥讽不图规复的南宋朝廷 和宋高宗的逃跑主义。《咏史》诗主要当是针对张邦昌、刘豫之流而发的。 任河北路割地使、曾与康王赵构同质于金的张邦昌，在靖康之变后，降金建 立傀儡政权，称“楚帝”三十三天后，高宗赵构即帝位，张邦昌被放逐到长沙处死。三年之后的建炎四年（1130 年），历任河北提刑等职的刘豫受金册 封为“齐帝”，并多次配合金兵攻宋。李清照的《咏史》诗把这班无耻之徒比作篡夺汉室政权的王莽“新朝”，并嘲之为多余无用的“赘疣”；而《乌 江》诗则偏重于劝喻。同期同类之作尚有“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和“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诸则失题之句。读这类诗时， 我们仿佛触摸到了诗人的一颗渴望恢复的赤子之心。把对江山社稷的这番忠荩之意，变为以古鉴今的“惊人”篇章，这当是此类诗的肯綮。 今天我们评价《乌江》诗，还应赘言几句，提请读者不要拘泥于字面， 而应该看到就是李清照本人的初衷也不在于对项羽“不肯过江东”本身的称颂，尽管我们不是在提倡以成败论英雄，但项羽的失败并不是什么值得个人 效仿的英雄行为。此外，诗人倡导生作人杰、死为鬼雄，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要有一点精神、要有志气的意思，而与那种志大才疏、徒有豪言壮语 自封的“英雄”，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既崇拜那种叱咤风云光采奕奕的英雄，也看重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地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具有烛光精神，和那种 消耗自己滋补别人具有“维他命”风范的无名英雄。但愿有更多的人，去充当那种不再上演“别姬”悲剧的，既平凡又豪迈的新时期的真正的人杰和英 雄。 ① 《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② 《史记·项羽本纪》。 ③ 《史记·项羽本纪》。 二、意在言外的抒情诗欧阳修《六一诗话》谈到梅尧臣曾对他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 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见于言外”和意在言外是一个意思， 都是说诗的真意在语言、文辞之外，语意含蓄，让人自己体会其真正用意。 胡仔针对杜牧的《宫词》：“监宫引出暂开门，随例虽朝不是恩，银钥却收 金锁合，月明花落又黄昏”，而云“此绝句极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见，不待明言之也。诗贵夫如此，若使人一览而意尽，亦何足道哉”①。李清 照的诗不同于她的词，内容多忧时伤乱，其格主豪迈雄放。但豪放不等于直露，如果说她的咏史诗其意寓于史事、故实之中，那么她的抒情诗大都意在 言外。过去对清照这类诗的评解，大都尚停留在语言、文词的层次上，没能揭示出其中暗含着的用意，甚至造成了对“文本”的误解。 （一） 亦幻亦真的《晓梦》诗《晓梦》是现存《李清照集》中仅见的一首一韵到底的五古正格：晓梦随疏钟，飘然蹑云霞。因缘安期生，邂逅萼绿华。秋风正无赖，吹尽玉井花。共看藕如船，同食枣如瓜。翩翩坐上客，意妙语亦佳。嘲辞斗诡辩，活火分新茶。虽非助帝功，其乐莫可涯。人生能如此，何必归故家。起来敛衣坐，掩耳厌喧哗。心知不可见，念念犹咨嗟。 从字面上看，此诗应该属于那种“笔意亦欲仙”①的游仙诗。开头四句说 作者不但随着轻悠的晨钟进入梦乡，还腾云驾雾般地踩着云霞跻身仙境，先是遇见了仙人安期生，又凭借他的引荐会晤了姿容绝佳的得道女仙萼绿华。 “秋风”四句化用“食巨枣，大如瓜”②和“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 船”③等语意，不仅起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修辞技巧所起不到的作用，还很自然地说明自己与仙侣们在一起，赏藕、食枣……，何等欢愉赏心！ “翩翩”四句对上文有所承转，意谓仙界不仅景物非凡，更有世俗中所得不 到的精神享受。“虽非”四句是说梦醒之后，更加期慕留恋其乐无穷的仙界生活。最后四句以醒来后的怅惘心情进一步衬托梦境（仙界）的美好难得。 以上虽系在反复思考了有关专家的精辟见解后，所作的审慎解读，但它仍然是停留在言辞之内的层次上，还不是实实在在的确切解释。解读如果到 此为止，把作者的名字换成有同等才力的其他诗人亦未尝不可。本书既然是作为思想家的李清照评传，那么就应时刻不忘通过作品发掘出传主的真实心意和思想状态。这就应尽可能地对其作品作出切实准确的解读。 正确解释任何一篇作品的前提，都离不开对作品进行确切（至少是认真、慎重）的系年。笔者注意到有专家尝以令人信服的笔触反复强调，不应该把 李清照的这首《晓梦》诗说成是在其故家沦陷后所作，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女①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 ① 赵世杰《古今女史》诗集卷二。 ② 《史记·孝武本纪》。 ③ 韩愈《古意》诗。 诗人前期的作品。笔者不仅谨从是说，还试图进一步将此诗系于徽宗崇宁五 年（1106 年）。是年春。诏毁《元祐党人碑》，继而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清照遂得以由原籍返回汴京。经过四年多时松时紧的党争株连，此时得 以解脱，在政治上无疑是一件喜事。但是旧的忧患缓解了，新的忧患又接踵而来。从本书第四章对《漱玉词》一些篇目题旨的解析可以断言，这时清照 又面临着婕好之忧。一定内涵的作品，必然产生在一定的背景之下。如果此时清照的心里只有被解脱的喜悦，她何苦从睡梦中去寻找欢乐，梦醒后又怎 么会失望到连声叹息（咨嗟）的地步！如果此时左右她的是满心的喜悦，便很难设想能够写出感情落差如此之大，又极为精致的作品，因为“欢愉之辞 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规律，对一个作品的感情成分比重较大的“扫眉才子”的制约，当有甚于对一般“须眉”的制约，又何况是对优喜易形于色 的清照呢？ 那么此时使传主“念念犹咨嗟”的是什么样的“穷苦”之事呢？是“捷 好之叹”吗？虽然此时的“捷好之叹”，比在她受政治株连之时，上升到成了其感情生活的主要矛盾，但在《晓梦》诗里却仍然没有它的位置。因为在 清照看来，作为儿女私事的爱情痛苦，只能在“别是一家”的妩媚的词中抒发，在庄重的诗里，不容许有这般不宜公诸于世的私情。到底还有什么事， 使这个红得发紫的时相的儿媳对现状如此不满呢？在这里如果没有解读者的感情投入和切身体验，就很难烛照诗中所暗含着的“不尽之意”。在现实生 活中，笔者一贯服膺这样的做人原则——当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推向逆境时，应表现出必要的自持自信，而自己一旦处在较顺利的境况时，必然想到今人 尊重的师长亲朋，而且认定任何一个作为人类精神餐桌上合格营养师的文学家，都会具有这种品格。李清照以其饱尝人间甘苦的一生告诉笔者，她和后 来的秋瑾，以及近世把一切献给民众的诸多女性作家，在这方面各自具有不同内涵的值得效法的地方。顺着这样的思路来考虑李清照的行实，不难设想， 当她回到了汴京的丞相府邸后，很自然地会想起，与她的父亲李格非有通家之谊的晁补之和张耒。前者是传主终生感戴的、为其文学才华的“说项”者 ①。 此时其各自处境如何呢？查《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九徽宗崇宁五年春正月：“毁元祐党人碑。又诏：‘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 迁谪累年，已定惩戒， 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纠，常令御史台觉察，违者劾奏。”据此，清照当不再 受任何株连。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崇宁五年“三月戊戌诏应旧系石刻人，除第三等许阙下，余并不得到阙下。”此诏后所列名单，晁补之在第二等。 可见他仍未得到解脱，不能象格非父女那样，名正言顺地回到汴京。又据《续资治通鉴》崇宁五年正月“庚戌，三省同奉旨叙复元祐党籍……”，张耒仍 在文臣余官轻第一等，仍不得解脱。不仅如此，在张耒出知颍州时，得到苏轼死讯，因著丧服为苏轼举哀守孝，崇宁间为言官弹劾，再被贬谪。根据这 些确凿的史料，在清照写《晓梦》诗时，晁补之和张耒仍处于逆境和正在隐居是无疑的。诗中“因缘安期生”诸句的“言外”、“不尽”之意，正是在 这样的记载之中：“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①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云：“（李清照）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李清照《分得知字》诗云：“学 诗三十年，缄口不求知。谁遣好奇士，相逢说项斯。” 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①。很显然，清照笔下的安期生，就是晁补 之、张耒②等人的“言外”之名；再如诗中的“共看藕如船，同食枣如瓜”，虽然是出自上述神话传说，难道不是李格非明水老家莲子湖畔真实生活的幻 化吗？至于“翩翩”四句所写的仙侣，个个风度潇洒，才华横溢，谈吐高雅，妙语如珠，戏谑逗趣，巧手分茶，又很象是元祐党人谪离京城，被允许自便 居住时，私下里自寻乐趣的情景。苏轼在惠州所写的《纵笔》诗③，就是以类似于用禅悦的方式对于迫害的自我解脱。因为被迫害者愈是胸无芥蒂，愈说 明迫害者所施行的惩处无效。行文至此，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样一段话：“有人如果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 是自己本身的反映。”④用这段话反观李清照的这首《晓梦》诗，她在梦中所找到的也只是她和她的“前辈”的一段特殊经历的反映。或者说此诗的字面 是虚幻的，其内容却是相当真切的。诗人通过这种亦幻亦真的内容，将北宋时期尖锐复杂的新旧党争加以隐括，使作品具有了很高的认识意义。 有人说诗品犹人品，证之此诗，诚可深信。在文学史上，虽然何劭和郭 璞的《游仙诗》同时被萧统收入其所编《文选》，但郭璞所作的七首《游仙诗》，被后世认为是此类诗的滥觞，由他所开创的“游仙诗”的模式，正如 何焯所说：“景纯（郭璞字）《游仙》，当与屈子《远游》同旨。盖自伤坎，不成匡济，寓旨怀生，用以写郁”①。“自伤坎 ”就是“坎 咏怀” ②的翻版，都是说郭璞借描写“仙境”寄托其坎坷不得志的情怀。后世“游仙 诗”的题旨亦时有如此。这虽然无可非议，但从作者其人其诗的品位上看，《晓梦》诗的对他人“念念”不忘，要比“须眉”们的“自伤坎 ”高出一 格。与此相关的是，“须眉”们写作“游仙”诗之时，往往是其穷困潦倒无人问律之日，而李清照却是“掩耳厌喧哗”，她把别人求之不得的高官厚禄 之家，看作是吵吵嚷嚷的闹市。还有“心知不可见”一句，从语义学上讲其语言意义是指不可能见到她梦中的安期生、萼绿华等仙人，其言语意义则是 说自知难以见到晁补之、张耒这些可敬的诗界“前辈”。基于这一切，李清照虽然自身得以解脱，作为一个有更高精神追求的非凡女子，这时她的心情 并不好，诗中的“念念犹咨嗟”，无疑是为怀念意妙语佳的现实中的师长友好而长叹不已。这是何等的见识，又是何等的思想品位！达到这种品位的《晓 梦》诗，既不是被人写滥了的“游仙诗”，更不是等闲之作。 （二） “新色照人”的短章、失题之作李清照诗的散佚情况十分严重，在多方搜集到的共约十来首中，篇幅较 长一点的只有四首，即除了上述《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晓梦》 诗（一首），还有《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中的一首杂言古诗，其他均为抒① 《史记·孝武本纪》。 ② 张耒其人，生来颇有神秘之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所云：“张文潜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 故以为名，而字文潜。”对此事本身，清照亦当有所耳闻。 ③ 苏轼《纵笔》诗中有句云：“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④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52 页。 ① 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② 钟嵘《诗品》。 情短章和仅仅保留下一句或二句的失题之作。然而篇幅短、数量少，不等于 容量和影响小，更不能认为此类诗无足轻重。相反，为晁补之等人所称道的也包括这类诗：“李易安有句云：‘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晁补之称 之，见朱弁《风月堂诗话》。按，二句新色照人，却能抉出诗人神髓，而得之女子，尤奇”①。其实为晁补之称赞的不只上述“诗情”等句，还有“少陵 也自可怜人，更待来年试春草”等，连朱弁也认为“颇脍炙人口”②。不仅古人对李清照的作品如此珍爱，近人、今人亦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一方面对李 清照其人其作作出了较为全面中肯的评价，另一方面为搜集她的作品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盛璋和王学初二位学者，他们在李清照 研究中，各自都发现了一定的“新大陆”。 黄盛璋曾于《永乐大典》八八九册第十八页上辑出《李易安集》中的《偶 成》诗一首，这既弥补了四库馆臣的疏漏，也为文学史增添了一页新的内容。 因为这不仅是一首为数不多的悼亡诗，还是第“一次变“乾”之悼“坤”， 而为“坤”之悼“乾”的悼亡诗：十五年前花月底，相从曾赋赏花诗。 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昔时。 本书的以上章节曾陆续提到，赵明诚于建炎三年八月病卒后，李清照曾 为他写了悼文和多首悼词，其中《南歌子》过片的“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其旨与此诗几无二致。揆之以理，此类作品一般是写于 赵明诚逝世不久。由此上推十五年左右，是徽宗政和五、六年、传主三十二、三岁，正是她与明诚屏居青州的第八、九个年头，也是其夫妻感情由融洽到 被丈夫疏淡的转折时期，所以她对此时的记忆尤为深切。由此看来，这首《偶成》诗的发现，还为清照作品的编年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原来，在传主 三十二、三岁时，还曾作有“赏花诗”，只不过现在已经佚亡罢了。 王学初在校辑《李清照集》时，曾从宋人胡仔的从兄弟胡伟集句《宫词》 和李《梅花衲》中，辑得李清照的七句失题之作：“犹将歌扇向人遮”、“水晶山枕象牙床”、“彩云易散月长亏”、“几多深恨断人肠”、“罗衣 消尽恁时香”、“闲愁也似月明多”、“直送凄凉到画屏”。此七句固然得之不易，但其意义还可能远不是七句的问题，而是来自于清照已失传的七篇 作品。这七篇作品又可能反映了作者在三个不同时期的生活，如“犹将”、“水晶”二句当出自其前期作品；“彩云”、“几多”写于中期的可能性较 大；“罗衣”很可能就是《南歌子》词中写到的那件“罗衣”，谓其“消尽恁时香”，即含有悼亡之意，从此句以下当均为后期所作。虽然仅从只言片 语无法推知整篇的水平，但就句论句却各具佳意。“须眉”们往往“吟成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当年李清照为这些句子又该花费怎样的心思？所以这 些断句也应受到一定的重视。 ① 陈锡露《黄奶余话》卷八，清乾隆刻本。 ②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 三、催人泪下的《投启》 《投启》的全称是《投内翰綦公崈礼启》，即给綦的一封信。“内翰” 是綦崈礼当时的官职。因为此信是传主为其再嫁事所写，所以不承认李清照再嫁的人，不是不顾事实地硬说这是一封伪启，就是说此启“文笔劣下”、“定是窜改之本”①。笔者认为，此启不仅确系清照所写，而且“文笔”并不“劣下”，所谓“窜改之本”，更是无稽之谈。 （一） 《投启》的著录和反证著录清照此启的是南宋赵彦卫编著的《云麓漫抄》。赵彦卫是宋宗室， 他的这一著作被认为是赅博可信之书。其对清照其人其作的记载和评价是：“李氏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德夫之室，李文叔女。有才思，文章落纸，人 争传之。小词多脍炙人口，已版行于世。他文少有见者”②。这段话完全是真实可信的。与《投启》同时被著录的还有清照的《上韩公枢密诗》（一作《上 枢密韩肖胄诗》）及清照为此诗所写的序。赵彦卫之所以要在自己的著作中著录清照的这一启一诗，绝不是象有论者所臆测的那样对启文作了窜改，从 而厚诬清照。相反，赵彦卫上述对清照的评价既公正又抱有赞赏之意，怎么又可能自相矛盾的去厚诬她呢？喜悦上述一段文字还透露出了一个这样的事 实——清照的文章虽然为人争传，但不象她的词那样“已版行于世”，所以她的诗文很少为人所知。言外之意，国为赵彦卫是宗室，有机会接触皇帝身 边的人物，所以清照写给上层人物的私人诗文，他也能够得到并加以著录。 这完全是顺理成章，无可怀疑，也无须赘述的事。 但是从明清以来，由于封建礼教的被强化，有人便以为再嫁是大逆不道 的事，就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从而把赵彦卫这样的公正学者说成是厚诬清照的小人，把本来是极为清澈的一池水给搅浑了。如果只是具有封建伦理观 念的古人这样做，今天也不必再为此类事费口舌，但问题是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仍有论者以为此启是伪作，把它从清照的名下祛除，这就更令人难 以思议。为了将此事的真相进一步昭告于世，这里还要举出另一则材料，从反面证明此启确为清照所作：“苕溪渔隐曰：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 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略）’，‘绿肥红瘦’，此语甚新。 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 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指《投启》）与綦处厚（崈礼字）云：‘猬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①。胡仔虽然对清 照的再嫁深表不满，但却从反面证明了此启确系清照为其再嫁事而写的，在承认客观事实这一点上，胡仔比后世的“辩诬者”较为可取。还必须同时指 出的是，因为清照的再嫁、离异，在当时毕竟还是一种隐私，她不愿在《投启》中使用“再醮”、“离异”之类的字眼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再说 这又是写信和收信人双方都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不出现“再醮”等绝不能说明《投启》是被人窜改过的，这与传主的被疏无嗣之苦不便在其作品中公① 俞正燮《癸已类稿·易安居士事辑》。 ② 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十四。 ① 胡仔《丽人杂记》，《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 开披露有类似之处。当然，为清照辩诬者的本意是出于对她的维护和爱戴。 然而过犹不及，辩诬者实际上是无意中扮演了剥夺了清照著作权的角色。 （二） 《投启》的内涵和特点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 年）春，清照四十九岁，由会稽赴杭州。是年夏 再嫁张汝舟。不料张是一个恶棍，他的官职是用谎报举数的办法骗取的。清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真相昭告于世，张汝舟受到了编管柳州的惩处， 清照得以与之离异。但是根据宋朝的刑法，妻讼其夫，即使状词完全属实，女方也要依法系狱、判刑二年。清照因为得到德高望重的奏崈礼的搭救，她 只被系狱九天。为此她写了这封信，感谢恩人的援手：清照启：素习义方，粗明诗礼。近因疾病，欲至膏育，牛蚁不分，灰钉已具。尝药虽存弱弟， 噟门惟有老兵。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 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 俛难言，优柔莫决。呻吟未定，强以同归。视听才分，实难共处，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身既怀臭之可嫌，唯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住，决欲杀之。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局天扣地，敢效谈娘之善诉；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外援难术，自陈何害，岂期末事，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被桎梏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词。岂唯贾生羞绛灌为伍，何啻老子与韩非同传。但祈脱死，莫望偿金。友凶横者十旬，盖非天降；居囹圄者九日，岂是人为！抵雀捐全，利当安往；将头碎璧，失固可知。实自谬愚，分知狱市。 此盖伏遇内翰承旨，搢绅望族，冠盖清流，日下无双，人间第一，奉天克复，本缘陆贽之词；淮蔡底平，实以会昌之诏。哀怜无告，虽未解骖；感戴鸿恩，如真出己。故兹白首，得免丹书。清照敢不省过知惭，们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唯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高鹏尺鷃，本异升沉；火鼠冰蚕，难同嗜好。达人共悉，重子皆知。愿赐品题，与加湔洗。誓当布衣蔬食，温故知新。再见江山，依旧一瓶一钵；重归畎亩， 更须三沐三薰，忝在葭莩。敢兹尘渎。 此启大致可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从开头到“素非李赤之甘心”，约用 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叙述在她身患大病，牛蚁不分，已准备了后事的情况下，一时不慎，上了花言巧语者的当。张汝舟急于与清照成婚的目的，无非 是觊觎她手中残存的文物，一时弄不到手，就对她拳脚交加。对这种一心想杀人越货的人，清照无法忍受。第二段从“外援难求”到“分知狱市”，写 诉讼、离异的决心和经过。她反复申述情愿暂时失去人身自由，也要换取精神上的永久解脱。第三段从“此盖伏遇内翰承旨”到“得免丹书”，虽只六 十八个字，却是此启的正题，即对綦崈礼表示感谢之意。其中有“日下无双，人间第一”等句，尽管不无奉承之嫌，但还不是无端吹捧。“日下”云云， 就是说綦崈礼是皇帝身边第一流的人物。据史书记载，建炎三年十二月，由于金兵对高宗穷追不舍，便不得不入海躲避，但大臣们有的托病，有的说不 便海泊请陆行以从。扈从高宗入海的极少数的几个人中就有綦氏，所以綦后来受到信任和重用。①这样的人物为清照说话，自然能起到一定作用。又因为 綦崈礼并不是清照本人的亲戚，而只是明诚的远亲，所以措辞必然要很客气，即使信中有一些套话，也不必求全责备。第四段从“清照敢不省过知惭”到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 最后的百余字，可以说是饱醮着血泪写成的：“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 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这段文字之所以具有催人泪下、使人欲罢又不能的魅力， 主要是因为它表达的不仅是清照个人的不幸，而是道出了旧时代多少妇女的共同屈辱！试想，男子可以三妻六妾、再婚再娶天经地义，而女子要摆脱一 个市侩的“侵凌”、“殴击”，却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如果没有綦崈礼的援手，那么摆在清照面前的只有这样两条路：一是忍气吞声，充当后夫拳 脚下的屈死鬼；二是根据宋朝的刑律即使挣脱了后夫的凌辱，却又要受到服刑二年的惩治，真是毫无公正天理可言！所以清照的这一《投启》本身，既 是对迄今为止未曾绝迹的性别歧视的血泪斑斑的控诉，也是后世的前车之鉴。从这样的文字中，可以读出比“文本”更为丰富的内容，也是传主为后 世女性留下的可贵的思想启示录。至于唯一著录这一《投启》的《云麓漫抄》 一书的编著者赵彦卫，他曾给后人留下了这样的疑问：“其记事于秦桧父子 无贬词”①。尽管秦桧是清照的表妹夫、尽管赵彦卫对秦桧父子可能有袒护之嫌，但这都不能说明赵彦卫有袒护或厚诬清照的可能。因为他著录《投启》 一事的客观真实性，在于此启是清照写给綦崈礼的，而綦在南宋初期不是一般的人物，其家又是望族，谅赵氏不敢在这样的太岁头上动土。总之虽然在 此启的写作和著录背景中，涉及到一些复杂而神秘的情况，但这一《投启》 本身的客观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而视其为伪作的论者，至今没有找到起码 的根据。既如此不如尽早承认事实为好。因为此启之出自清照之手，与其再嫁问题一样，都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情。 从文体上看，此启属于“四六文”，也就是骈文。全篇多以四字、六字 相间成句。“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 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②，就是说这种文体，虽然没有固定的句式， 但用字有一定的技巧。四字句比较紧凑但不促迫，六字句虽然较长，但不松散。有时变化为三字句、五字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方法。李清照的“四六 文”，完全符合这种用字要求。这种文体滥觞于西晋陆机的《演连珠五十首》，形成于南朝，“四六文”的称谓大致起于中、晚唐之间。那时“四六文”的 句式特点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①。到了宋代，“四六文”更为注重对偶声律，“声律极其精切”②。继擅长“四六文”的李商隐 之后，李清照被认为是“妇人四六之工者”③。《祭赵湖州文》是她现存此类文章中最早的一篇。以这一篇《投启》为例，李清照的“四六文”不仅具有 这种文体所共有的句式整饬、节奏和谐、读来上口等长处，她更是深情投入，文笔挥洒自如。当然也无可讳言，清照此文同样有着堆砌词藻、用典过多的 弊病。这封五百多字的信函，不仅用典达三十多处，而且僻典较多。作为书信，不无逞才之嫌，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文章本身感染力的发挥。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一，《云麓漫抄》提要。 ②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 ① 柳宗元《乞巧文》。 ② 徐师曾《文章明辨序说》。 ③ 谢伋《四六谈麈》。 四、“文情并茂”的《后序》 本书第一章已指出《后序》是《（金石录）后序》的简称，就是李清照 为她的丈夫赵明诚，以毕生心血为代价，所撰著的金石学名作《金石录》一书所作的序言。在《金石录》编著过程中，赵明诚曾写过一篇《<金石录>序》。 徽宗政和七年（1117 年），赵明诚又再三请河间刘跂为《金石录》前三十卷撰序。刘序在是年九月十日撰毕，题为《<金石录>后序》。李清照所撰《后 序》虽与刘序的题目相同，但她是在赵明诚逝世之后，由她继续完成其未竟之业后，从而写了这篇序文：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 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 呜呼！自王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 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已，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大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家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己。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 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 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 舟载。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 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中，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 “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恒。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育。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 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叉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氓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庭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判。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麓，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阔。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麓去。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 三数种，平平书贴，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 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 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绍兴二年玄默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①。 上引李清照的这篇书序，与赵明诚的自序和刘跂作《后序》大不相同。 后二者系就书论书，只谈与《金石录》直接相关的事，文字虽简洁平实，但缺乏文采②李清照此作却是一篇匠心独运的文学散文，在剪裁、叙事、抒情等 方面迥别于一般书序，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文章的重点是放在叙述金石书画的“得之艰而失之易”上，所以本评传也将从这里入手介绍清照的这篇 带有自传性的重要文章。 （一） “愍悼旧物之不容”——《后序》的叙事指归为一本书作序，首先就要将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昭告于人。《后序》以“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至“可谓多矣”，仅以九十二个字交代《金石录》 的作者、卷数、内容和对它的必要评价，可谓惜墨如金。接下去又仅用三十七个字，叙述了四个典故的要义：唐文宗时的宰相王涯，酷爱收藏书画，后 在廷争中被杀，人们只撷取其金玉财宝，弃书画于路旁惨遭践踏。唐代宗时① 此文落款的“绍兴二年玄默岁壮月朔甲寅”，即绍兴二年壬子八月一日。这是不对的。《四库全书总目》 卷八六，《金石录》提要已指出，《金石录》及其后所附李清照《后序》，在刊行过程中，曾将落款的“壮月”误为“牡丹”等“沿讹踵谬”诸弊。今据洪迈《容斋四笔》卷五，将清照《后序》之作年定于“绍兴四年”，但又不取洪迈此著所云“（是时）易安年五十二矣”，而以是年为易安五十一岁。盖因古人计岁 依虚龄，今改为实龄计之。 ② 关于赵、刘二序可参见本书所附《赵明诚传》。 的宰相元载，在他被杀抄家时，抄出胡椒竟达八百石之多，晋代的和峤爱钱 成癖，而杜预则酷爱《左传》。清照以此说明她和丈夫就象王涯爱书画、元载爱胡椒、和峤爱钱、杜预爱《左传》那样，酷爱文物书籍。这一段很要紧， 它是洋洋二千言《后序》的叙事、抒情的基调，正如洪迈所说：“其妻易安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殁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 本末”①。由于《后序》做到了叙事、抒情的完美统一，表现了作者很高的学养和才华，博得了历代的好评：“才高学博，近代鲜伦”②。“有此文才，有 此智识，亦闺阁之杰也”③。“其文淋漓曲折，笔墨不减乃翁”④。诸如此类的评价对《后序》来说，绝非虚誉，这从以下的精湛笔墨中，可以得到具有 充分说服力的印证。从“余建中辛已，始归赵氏”至“乐在声色狗马之上”，约六百多字，作者以热情洋溢的笔触，缕述其夫妇为之迷醉的金石书画得之 如何艰难，和既得之后如何为之陶醉的一幕幕动人情景。其中关于靠典当衣物和节衣缩食购置文物的记载尤为感人：“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 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 刺绣之具”，由此可见作者夫妇志向何等高洁，在“贵家子弟”中尤为难得。 “至靖康丙午岁”到“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约一千余字， 作者以无比沉痛的心情，详尽地记述了其收藏丧失的经过：第一次损失是因 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的兵变①，使其青州故居的“十余屋”“书册什 物”“皆为煨烬”；第二次是在次年“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使她寄存在明诚妹婿处的“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第三次大约是在建炎三、 四年，于转徙途中，听到“玉壶颁金”的谣言，作者十分惊恐，拿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庭投进”，以明心迹。因为没有追赶上皇帝，这些铜 器不敢留在家里，与手抄本一起寄存在剡县。后来官军平定叛乱的士卒时，全部被拿走，听说都到了原来的李将军的家里，“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 去五六矣”；第四次是绍兴元年（1131 年），在会稽，房东姓钟。有一夜，被穴壁盗去了放在卧榻之下的五竹筐书画砚墨。于十分悲恸中，重立赏收赎， 钟复皓拿了十八轴书画求赏。后来得知其余都被吴说运使低价买去了。“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至此，《后序》的叙事指归已完成。由于 文章写得深情投入，也使读者感到，就象自己失去了最心爱的东西一样痛心 疾首。 （二） “不胜死生新旧之感”——《后序》的“情怀”抒发 如果说李清照在句式凝炼的诗词中，把对赵明诚的爱心浓缩为“情怀” 二字①，尚使人不易体会其具体所指的话，那么在《后序》中，却自始至终存① 洪迈《容斋四笔》卷五，四部丛刊续编本。 ② 宋无名氏《瑞桂堂暇录》，见《李清照资料汇编》第 25 页。 ③ 刘士鏻编《古今文致》卷三引，明天启刊本。 ④ 《绛云楼书目》卷四。 ① 今存《后序》原文为“（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不确，应为“西兵之变”。详见《李清照 集校注》第 237 页。 ① 李清照《偶成》诗有句去“安得情怀似昔时”，《南歌子》同有句云“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在着一条浓重的感情贯穿线， 这条线就是“情怀”二字的运动轨迹，也是赵、 李为后世所留下的人生足迹，所以《后序》也被当作一篇夫妇合传：此文详记夫妇两人早年之生活嗜好，及后遭逢离乱，金石书画由聚而散之情形，不胜死生新旧之感。一文情并茂之佳作也。赵、李事迹，宋史失之简略，赖此文而传，可以当一篇合传读。故此文体例虽属于序跋类，以内容而论，亦同自叙文。清照本长于四六，此文却用散笔，自叙经历，随笔提 写。 其晚景凄苦郁闷，非为文而造情者，故不求其工而文自工也。②。 把《后序》作为“合传读”很有必要。文章叙事从“始归赵氏”起，每 逢关节之处，总是一笔两到：“建中辛巳”“余”十八岁，“侯（对士大夫的尊称，这里指赵明诚）年二十一”；“时先君（作者之父）作礼部员外郎， 丞相（作者翁舅）时作吏部侍郎。”言外之意，她和丈夫年龄班配，门当户对，是多么幸福的一对！新婚时，明诚虽“在太学作学生”，但他每半个月 就请假到相国寺去一次，在购置“碑文”同时，还购置“果实”。后者显然是为了犒劳喜欢吃零食的爱妻的。对于明诚亲自买回来的“碑文果实”，二 人总是亲呢地“相对展玩咀嚼”。通过这类看来极小的细节多么传神地写出了其新婚生活的美满幸福，那时明诚对妻子的爱是多么的无微不至，二人又 是生活得多么的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简直是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后来，即使因拿不出“二十万钱”，不得不将已带回家的“徐熙牡丹图”归还人家， 也是“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不论古今中外，在和谐的夫妻生活中，不难得到这样的体验，即在爱情的天平上，福履由两人共享，其福倍增，“惋怅” 由两人分担，其愁减半，所以那种“惋怅”本身也是一种幸福，也很值得乐道，以致几十年之后还记忆犹新。然而《后序》中更令人难忘的莫过于这样 两段感情落差悬殊的，“不胜死生新旧之感”的“文情并茂”的文字：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 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在这里，叙事时饱和着真情实感；抒情时紧紧扣住其“死生不能忘之” 的珍贵文物，既把“何得之艰而失之易”的过程叙述得条分缕析，也使人看到了作者的那颗忠于爱情，重于然诺的赤诚的心。丈夫死后，她在转徙流亡 中始终不忘他关于“与身俱存亡”的叮嘱，对文物的爱惜就象爱惜釉己的头目一样。作为未亡人，她为了保护丈夫的毕生收藏，做到了她所能做到的一 切，又以其富有才华的笔触真实地记载了这一切！所以这篇《后序》，人们不把它作为一篇书序来读，也不只是一篇“文情并茂”的美文，它对后世曾 产生过出人意料的深刻影响。这里仅以张居正为例，看看他从《后序》中读 出了什么：② 浦江清关于李清照《后序》之评语，见《国文月刊》一卷二期。 张居正是明朝人，离清照写《后序》的时代已相距四、五百年。这位万 历年间当国十年的首辅，有一天，他听到部吏中有一姓钟的操浙江口音，便问道：“你是会稽人吗？”答曰：“是的。”张居正马上变了脸色，怒气久 久不消。这个部吏解释说：“我是新近从湖广一带迁到会稽的。”即使这样，张居正还是把他开除了。《玉茗琐谈》解释此事说：“张居正之所以黜退钟 姓部吏，是因为他与盗窃讹诈李清照卧榻之下的文物的钟复皓同乡、同姓的缘故。时人不明白张居正因读了《后序》受到强烈感染，从而为李清照打抱 不平的良苦用心， 以为他对部下很粗暴，这实在是对他的天大误解”①。不言而喻的是，这里并不是在肯定，更不是赞扬这种类似于小说家言的记载本 身，而是借以说明《后序》的深远影响。一篇文章，时隔数百年，其中的一个细节竟能使一个大政治家为之动容，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作品能够产 生这么独特的影响，大概只有柳永的《望海潮》与其有某种相似之处②因为李清照的词名很高，所以她的本来思想艺术水平很高的诗文之名， 就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住了。其实她的这篇《后序》在整个散文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出类拔萃的篇目之一。这就有必要顺便澄清一下，以往对此文的一 些似是而非的评价，诸如：“易安此序，委曲有情致，殊不似妇女口中语”③。 “夫女子，微也，有识如此，丈夫独无所见哉”④。这是些什么话！在这两位“大男子”看来，只有他们能够“咳唾成珠玉，挥袂出风云”，“妇女”都 是天生的拙讷难化者，“口中”自无妙语可言，其手更写不出“委曲有情致” 的好文章。 殊不知，只有象李清照这样的“妇女”，只有有她那样的饱尝人间甘苦 的经历的人，才能写出象《后序》那样的“非为文而造情”、“不求其工而文自工”的好文章。象以上所引的这类似是而非的评价，不只是低估了李清 照，而且在文学中宣扬性别歧视论。在以往持类似论调的大有人在：“阅赵明诚《金石录》，其首有李易安《后序》一篇，叙致错综，笔墨疏秀，萧然 出町畦之外，予向爱诵之，谓朱以后闺阁之文，此为观止”①。乍一看“此为观止”，好象对《后序》评价很高，但前面用“宋以后闺阁之文”一限制， 仍带有一定的性别偏见。这种偏见不只是表现在对《后序》的评论中，对整个李清照乃至整个女性文学的研究，都应该坚决排除这种偏见，从而对女性 作家作出公正全面的评价。 ① 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引述的《玉茗琐谈》的这段话十分简略，此处是对其大意的敷衍。 ②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 1983 年版）卷十三云：“此词（指柳永《望海潮》）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③ 先大韶宋本《〈金石录〉题跋》，叶昌炽《滂喜斋藏书记》卷一引，慎初堂刊本。 ④ 曹安《谰言长语》卷下。 ①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九，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第六章嫠不恤纬，唯国是爱“嫠不恤纬”是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的一段记载。意思是说寡 妇不忧其织布用的纬纱少，织不成布，而担心国家灭亡，会带来更大的灾祸。 看来，用“嫠不恤纬”比喻“靖康之变”和赵明诚病故后，流寓江浙的李清 照，不仅符合其作为“嫠妇”的身分，更是其忧国忘家的高尚情操的再恰当不过的概括。在本书第五章所评述的咏史诗中，传主对江山社稷的一片忠荩 之心，已令人感佩。如果说北宋的灭亡和赵明诚的病故，对李清照的打击已相当沉重，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各种打击更接踵而来：被诬通敌、书画文 物被毁被盗、再嫁匪人、离异系狱、无根之谤四起、敌军大举南犯、南宋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一切难以抗拒的灾难，李清照没有屈服，终于从悼念亡 夫、追悔轻信匪人等个人痛苦中解脱了出来，把眼光放到了对家国大事的关注上，这突出地表现在她此时所写的一系列忧世之作中。 一、借“上诗”抒发爱国心志“上诗”，是指李清照所写的题为《上枢密韩公诗》二首①， 其古体的 一首云：三年夏六月，天子视朝久。凝旅望南云，垂衣思北狩。如闻帝若曰，岳牧与群后。贤宁无半千， 运已遇阳九。勿勒燕然铭，勿钟金城柳。岂无纯孝臣，识此霜露悲，何必羹舍肉，便可车载脂。土地 非所惜，玉帛如尘泥。谁当可将命，市厚辞益卑。四岳佥日俞，臣下帝所知。中朝第一人，春官有昌黎。身为百夫特，行足万人师。嘉祐与建中，为政有皋夔。匈奴畏王商，吐蕃尊子仪。夷狄已破胆，将命公所宜。公拜手稽首，受命白玉墀。曰臣敢辞难，此亦何等时。家人安足谋，妻子不必辞。愿奉 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单于定稽颡，侍子当来迎。仁君方恃信，狂生休请 缨。或取犬马血，与结天日盟。胡公清德人所难，谋同德协必志安。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皇天久阴后土湿，雨势未回风势急。车声辚辚马萧萧，壮士懦夫俱感位。闾阎嫠妇亦何知，沥血 投书干记室。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哀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葵丘践土非荒 城，勿轻谈士弃儒生。露布词成马犹倚，崤函关出鸡未鸣。巧匠何曾弃樗烁，刍荛之言或有益。不乞隋珠与和壁，只乞乡关新信息。灵光虽在应萧萧，草中翁仲今何若。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 郭。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 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此诗前原有小序云：“绍兴癸丑五月，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使虏， 通两宫也。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落，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作古、律诗 各一章，以寄区区之意，以待采诗者云。”由此可知，诗是写于宋高宗绍兴 三年（1133年）。是年春夏间，任军机防务最高机关——枢密院副长官的韩 肖胄奉命出使金朝，给事中胡松年以试工部尚书身分任使金副使，去探望被俘在金的宋徽宗赵洁和钦宗赵桓。韩肖胄的曾祖韩琦在仁宗、英宗、神宗三 朝为相，祖父韩忠彦在徽宗建中靖国为相。李清照的祖父和父亲可能曾得到过他们的举荐，故谓出其门下。韩、胡使金在当时是件大事，李清照说自己 家门衰微，不敢去拜见他们，便写是诗表达她对南宋的一片忠爱之心。 （一） “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如果不曾卒读上述引诗，很可能以为这两句壮怀激烈的诗，是出自哪位 抗金英雄之口，而难以相信这正是李清照“上诗”中的句子。在宋朝，人们习惯地把今天的山东一带叫做东郡或东州，当年苏轼就把自己到密州上任， 称为“赴东郡”或“知东州”。李清照诗中的“东山”，犹“孔子登东山而小鲁”①的“东山”，即指其故乡而言。写此诗时她身在杭州，而心系被金人 占领的故乡，愿为收复故土抛洒一腔热血。 这是一首长达八十句的杂言古体诗。上半首是上韩肖胄的五言诗，下半① 此诗录自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十四。《宋诗纪事》卷八十七等亦载录此诗，题作《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并从”胡公”句起，将古体的一首分作两首。这与清照自序所云“作古、律各一章”不合。 今从《云麓漫抄》作古、律各一首。 ① 《孟子·尽心上》。 首是上胡松年的七言诗。全诗可大致分为四段。第一段从开头的“三年夏六 月”到“臣下帝所知”，大意是说，绍兴三载六月间，高宗听政好几年。皇位虽安思亲眷，治理有方父兄念。仿佛闻听皇帝言，朝廷上下多百官。五百 年来无圣贤，时运不佳好艰难。不必记功作宣传，不要种柳徒慨叹。不无孝臣考叔般，知此悲凉非为寒。不必愚孝弃肉餐，车子润滑把路赶，社稷国土 不爱怜，玉器丝绸尘样贱。倘无胜任外交官，越赔大钱越卑贱。唯唯诺诺是达官，臣子如何帝了然。这一段的第一句“三年夏六月”，小序则云“癸丑 五月”。史书记载韩肖胄奉命使金事在五月，诗云“六月”，当系笔误。此段字面上有几句颂扬宋高宗赵构的话，还说他思念被俘在金的父兄云云，这 可理解为借颂扬之辞寄寓鞭策之意。此段从正反两面多处引经据典，仿佛在苦口婆心地嘱咐使者一路上吃好、走好，与对方会盟时应十分爱惜江山和钱 财，绝不能轻易割地赔款，要鄙视那种丧权辱国者并以之为鉴戒，从而做一个胜任的外交官。诗中有这样几句：“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谁当可将 命，市厚辞益卑”，而“帝曰：卿等此行（指使者往金国通问），不须与人计较言语，卑词厚礼，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①。两相对照，传主所讥讽的 正是赵构亲口所授屈膝求和之意，它表现了诗人何等的见识和胆量，谓其唯国是爱绝非虚誉。 第二段的大意用今天的口语说是这样的：朝中之臣谁最贤？独占鳌头尊 姓韩。百人里头最能干，万人之中称模范。曾祖韩琦祖忠彦，历任宰相堪称贤，汉相王商好威严，匈奴畏惧仰面看；唐代子仪威名传，回屹退兵不须战。 韩门祖辈威不减，异族已被吓破胆，公系出使好人选。作揖跪拜礼周全，白玉台阶受派遣。为臣不敢辞困难，此时此刻非等闲。高堂老母莫挂牵，妻子 儿女不必念。敬奉天地有灵验，祖宗保佑威风添。自持诏命有大权，直入金朝城里边。首领跪拜甚恐惶，儿辈前来迎接忙。韩公威仪靠信仰，投军不须 愚且莽。犬马之血涂嘴上，结盟牢固又久长。这一段是礼赞韩肖胄，深信他一定不辱使命，象他的祖辈那样既贤良又威严，还望他公而忘私，对高堂老 母和妻子儿女不必挂牵。此等襟怀，岂不令人叹为观止。 第三段是针对胡松年的，其大意是：德如胡公难上难，同谋协力人心安。 “解衣衣我”韩信言，当年倍感汉恩暖；使金刺秦不一班，临别不唱“易水 寒”。皇天后土湿又暗，连绵阴雨未下完，风力迅猛又凶险。车声辚辚响成片，马声萧萧不间断，壮士儒夫有共感，同声哭泣好悲惨。里巷寡妇少识见， 滴血投书秘书官。金人性情如虎狼，防范不测免上当。铠甲外面穿衣裳，先前楚人就这样；当年唐朝上过当，今日守城严提防，平凉教训不能忘。葵、 践二城不荒凉，擅谈之人读书郎，不能轻看丢一旁。袁虎虽曾被罢官，飞笔撰文倚马完；函谷鸡鸣未曙天，客助盂尝脱了险，无用之材匠不嫌，有益或 出樵夫言。这一段中的一些恭维副使胡松年的话只是表面文章，而“离歌不道易水寒”以下十七句更耐人寻味，它不仅指出此次使金与当年荆轲刺秦王 高唱《渡易水歌》不同，使命更为重大，要注意衷甲裹身提防不测，更提醒使者既不要轻视读书人和被免官的人，也不要看不起所谓鸡鸣狗盗之徒，特 别是那些被叫做“樗栋”的“无用之材”和被视为“刍尧”的草野之人，关键时侯他们可能起很大作用，要象巧匠那样眼里没有无用之材。这是何等的 远见卓识和过人的睿智！第四段的大意是：珠壁珍宝我不馋，只望家乡消息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十四。 传。萧条冷寂灵光殿，草中石人今哪般？乡关齐鲁已沦陷，遗民岂种桑麻田， 如闻败将保家园。父祖生于齐鲁间，地位不高名声显。战国临淄多学馆，文士数千任其谈，人群挥汗如雨般。子孙南渡没几年，已经变成流浪汉。欲将 血泪寄河山，以使乡土得浇灌！这一段集中抒发诗人的爱国衷情，谓其最关心的是来自家乡的消息，这消息比珠壁还宝贵。为了收复失地，她不惜牺牲 自己，愿将一腔热血洒在齐鲁大地！这样的女子古今罕见，人称李易安“压倒须眉”，当之无愧，在蒿目时艰、优国忧民方面，好男儿也不过如此。这 首诗的结穴之句，与岳飞“还我河山”的豪言壮语，并无二致。 诗文中引用古代故事和有来历的词语叫用典。此诗不仅用典多而且僻典 不少，这该不该被视为短灯和掉书袋呢？不该。因为它不是无为的文辞堆砌和有意显示渊博，而是为了淋漓尽致地剖白自己倾慕古贤、瓣香韩门、衷爱 桑梓、舍身报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对于这些典故的注释，王学初先生曾下过很深的功夫，限于篇幅，凡笔者赞成王注的地方，不再重新解释，这里只是 略加补充和辨析。①无庸讳言的是诗人所征引的这许多故实，并不是每一个都很妥贴、都那么必要，而笔者对这些典故的译解唯求直白简括，释义是否完 全得当未敢过分自许，如有疑义，愿与求取甚解者共析。笔者在反复诵读此诗过程中，虽然很钦佩诗人的深厚学养，但更为她那“我以我血荐轩辕”般 的气概所倾倒，此诗之旨，唯国是爱也。 （二） 可贵的“赤子”、“苍生”之念“上诗”的第二首是七言律诗： 想见皇华过二京，壶浆夹道万人迎。 连昌宫里桃应在，华萼楼前鹊定惊。 但说帝心怜赤子，须知天意念苍生。 圣君大信明如日，长乱何须在屡盟。 此诗首联出句“皇华”，意谓极大的光华。《诗经·小雅·皇皇者华》， 序谓为君遣使臣之作，并云“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后来遂用“皇华”作使人或出使的典故，含有不辱使命之意。“二京”指北宋时的东京（今 河南开封）和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南宋使者出使金朝的必经之路。下句的“壶浆”，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意谓用 竹篮盛着饭，用瓦壶盛着酒浆来欢迎和犒劳军队。这里借指欢迎南宋使臣。 颔联出句的“连昌宫”系唐代宫殿，在洛阳。元稹乐府《连昌宫词》有“连 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这里借连昌宫、千叶桃代指北宋宫殿。对句的“华萼楼”，原是长安唐玄宗时① 比如“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四句，《宋诗纪事》、《癸已类稿》具阙文，兹据《云麓漫抄》补入。对此四句中的一个典故，《王注》第 116 页注释[三八]云“‘乘 城平凉’未详”，而《重辑李清照集》第 97页注解[二十四]则云“乘城，治城也”（齐鲁书社 1981 年 11月版），似欠详明。“乘”在此处当训作“防守”，此句似可直译为：记住以往防守平凉的教训。这样解释除与两《唐书·浑瑊传》等所载，传主与吐蕃结盟于平凉中计被劫之事相合外，还可征引若干南宋史事为据。如《续资治通鉴》卷一○二：“（王）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乘城，敌昼夜攻，士多死者”；“（郭永）因自率兵昼夜乘城”，其中的“乘城”均作守城解。 的花萼相辉楼，这里亦借指北宋宫室。此联承上所云使者过二京时，上万人 夹道欢迎的情景，进一步拟想旧时宫殿的花木、鸟鹊也将以惊喜的心情迎候这两位大得人心的使者。颈、尾二联分别写到皇上对人民有怜悯之心、上天 也同情受苦的老百姓，甚至称颂高宗为圣明君主，还说他的信义好象白日一样光明。这样一来，或许会被认为诗人在讨好帝王大臣，还可能怀疑她写此 诗的目的是为报答“韩公”对她“父祖”的荐举之恩。如果这样看，那就是对诗人诗作的误解。诗人之所以发出“帝心怜赤子”、“天意念苍生”这样 的议论，那是为了说明恢复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只是人间的众望所归，也是上天的意愿所向。至于“圣君大信明如日”句，其旨绝非为了颂扬赵构，而 是文学语言中的抑扬“辩证法”。尾联上下句的搭配，恰恰是对赵构妥协政策的讥讽和批评。“长乱”句典出《诗经·小雅·巧言》篇：“君子屡盟， 乱是用长”，意思是说假如不图恢复，愈是一次又一次地会盟讲和，愈是助长祸乱。对苟安妥协的南宋朝廷来说，这岂不是一种逆耳的忠言？应该说此 诗很有现实针对性，它比前面的五言和七言古诗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宋高宗赵构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一不顾社稷江山；二不管父兄在金受苦受难， 情愿向金人大量地进贡赔钱，他很爱听黄潜善、汪伯彦之劝和、说降的“巧言”，甚至不顾脸面地把金人作为叔叔看。如果不是一种强烈爱国情感的驱 遣，女诗人怎么敢冒这种与皇帝唱反调，从而可能触犯龙颜的危险？ 更值得玩味的是，八句诗中两次引用《诗经》之典，而且都与收复失地、 维护国家尊严有关。在爱国有罪的时代背景下，女诗人所显示的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品格和情操！干载之后，这首诗仍然能激发自尊自立的民族信念， 它与前面的古体诗相互补充，堪称罕见的高度爱国诗篇。看来很难找到比用“嫠不恤纬，唯国是爱”更恰当的字眼儿来形容此类诗的作者了。 二、寓报国之志于“深闺雅戏” 宋高宗绍兴年间，秦桧两度为相，把持朝政先后达十九年，而他却是被 金太宗弟派遣到宋高宗身边的金军内应。到公元 1134 年，秦桧充当内应已经四年。早已被金人册封为“齐帝”的刘豫，于是年秋又一次配合金军向南宋 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九月，金、齐合兵分道犯临安（今杭州），十月，清照由临安逃往金华避难。经过一路逆水行舟的劳顿，到达金华后，住在窗明几 净的陈氏第，使她感到格外舒适。又正值昼短夜长的冬十一月，于是她就想到了博弈之事。由她亲自撰写了游戏规则，使儿辈绘制成图，这就是《打马 图经》。这里要重点介绍的是传主为《打马图经》所作的序言，即《〈打马图经〉序》和她针对这一博戏所写的《打马赋》。 （一） 寄意尚武的《打马赋》 谁都可能认为李清照和用兵尚武不搭界，但如果熟读其有关著作，谁也 无法否认她很有驾驭千军万马的“用兵”才能。令人不胜惋惜的是，当时的李清照纵有以身许国之志，却只能有“纸上谈兵”之份，其《打马图经》等 虽是讲博弈之道，但却不乏“用兵”之策，请看她的《打马赋》：岁令云徂，卢或可呼，千金一掷，百万十都。尊俎具陈，已行揖让之礼；主宾既醉，不有博弈者乎？打马爰兴，摴蒲遂废，实小道之上流，乃深闺之雅戏。齐驱骥騄，疑穆王万里之行；间列玄黄，类杨氏五家之队。珊珊佩响，方惊玉镫之敲；落落星罗，忽见连钱之碎。若乃吴江枫冷，胡山叶飞， 玉门关闭，沙苑草肥，临波不渡，似惜障泥。或出入用奇，有类昆阳之战；或优游仗义，正如琢鹿之师。或闻望久高，脱复庚郎之失；或声名素昧，便同痴叔之奇。亦有缓缓而归，昂昂而立，鸟道惊弛，蚁封安步。崎岖峻坂，未遇王良；局促盐车，难逢造父。且夫丘陵云远，白云在天，心存恋豆，志在著鞭。止蹄黄叶，何异金钱。用五十六采之间，行九十一路之内。明以赏罚，核其殿最。运指挥于方寸之中，决胜负于几微之外。且好胜者人之常情，游艺者士之末技。说梅止渴，稍苏奔竞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骧之志。将图实效，故临难而不回；欲报厚恩，故知机而先退，或衔枚缓进，已逾关塞之艰；或责勇争先，莫悟阱堑之坠。皆由不知止足，自贻尤悔。况为之不已，事实见于正经；用之以诚，义必合于天德。故绕床大叫，五木皆卢，沥酒一呼，六子尽赤。平生不负，遂成剑阁之师；别墅未输，已破淮淝之贼。今日岂无元子，明时不乏安石。又何必陶长沙博局之投，正当师袁彦道布帽之 掷也。 辞曰：佛貍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杂騄駬，时危安得真致此？老矣谁能志千 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赋作为一种文体，其特点和表现手法是“‘赋’者，铺也，铺采搞文， 体物写志”①，意谓赋是铺陈的意思。铺陈文采，是为描绘事物，抒写情志。 李清照之所以把“打马”这种游戏铺陈得淋漓尽致，目的是为了抒写她的爱 国情志，这与早些年李纲的“募兵”、“买马”的御敌之策当有某种相通之处①。文章乍入题的“不有博弈者乎”②一句，就是引经据典，借孔子的话说①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① 《续资治通鉴·高宗建炎元年》。 ② 《论语·阳货》。 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行，做做下棋掷采的游戏，也比无所事事好。言 外之意是说，“打马”游戏不是无聊之事。紧接着又用许多典故和比喻说明，棋局乍开，既象周穆王驱使八骏日行万里和杨国忠兄妹五家仪仗合队那样， 神采飞扬，富丽堂皇；又象带着玉饰行进中的骑兵队伍，既有铿锵悦耳之声，又有斑斓悦目之容，从而进一步说明“打马”这一“深闺雅戏”的价值和气 魄所在，有以之暗喻正义之师的威武胜概，且“以境形容”③，有高屋建领之 势。 棋局犹时局，棋战犹实战，正义之师也有受挫之时。赋中的“若乃吴江 枫冷，胡山叶飞，玉门关闭，沙苑草肥，临波不渡，似惜障泥”，字面上写的是棋子受阻，满盘凄凉，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南宋面临危局的缩影。在写 到解救危局时，给人的感觉作者不是在描绘棋局，简直是在小小的棋盘上，进行实战演习。作者认为在困境中，要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出奇制胜，有 时要象昆阳之战中的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以弱胜强；有时又要象涿鹿之战中的黄帝那样，仗义消灭蚩尤；不要象庚翼那样，本来胜算在握，却因一着不 慎而致误，要在对方不了解自己实力之时，给他个出其不意。盘上弈棋，与战地布阵一样，有时兵贵神速，“或出入用奇”，以少胜多；有时要从容镇 定，以义制敌；总之要善于随机应变。“马”在无路可走时，可以慢慢地退回来，伺机再战，时机有利时，“马”应昂昂如千里之驹，勇往直前，迅速 占领敌人的地盘；有时即使在只有鸟可以飞过的险峻狭窄如蜀道般的山路上，也要冒险飞奔而过；有时则要善于隐蔽，就象蚂蚁用土封上穴口，或不 再乘车而缓缓步行，以达到麻痹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要有“运指挥千方寸之中，决胜负于几微之 外”的善弈者。善弃者，与王良、造父那样的善御者一样重要，离开了他们，纵有千军万马，也如同行进在崎岖陡峭的山坡上，寸步难行。这里的言外之 意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兵强马壮，更要有好的指挥员。何况时局就象白云在天，变幻无常，要紧的是不要一心想着禄位，要挥鞭策马， 努力向前。赋中的“心存恋豆，志在著鞭”二句，很发人深思。与其说作者在铺陈“打马”，不如说她在讽喻现实中握有兵权的人。因为“心”、“志” 的主体都是人，而不是“马”。对于弈者和指挥员来说，最要紧的是赏罚分明，只有重赏重罚，才能激励士气，稳操胜券。 作者认为“好胜者人之常情”，即使在打马这类游戏之中，也有争强好 胜之事。“说梅止渴”和“画饼充饥”，在一定情况下，可聊以空想自慰。 但为了吃掉对方一子，明知难以达到目的，也不改变“图实效”的欲望；为 了报答让子之恩，明明看准了机会，可以将对方一军，却率先退让了；在向敌人进击过程中，本应衔枚不语，迂回接近对方，等叠成十马，才能顺利过 关，否则将适得其反；如果自恃勇气有余，便一味争先恐后，没有觉悟到可能陷入对方设置的陷饼和壕沟，这都是没有做到适可而止，而“自贻尤悔”， 也就是咎由自取。此段写得非常精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这里，作者句句讲的是打马，实际上又不仅仅限于打马这种游戏。说实而不泥乎实， 务虚而下限于虚，寄妙理于游戏之中，出新意于笔墨之外，空灵活脱，自饶理趣”①，无怪乎古人称此赋“亦具大神通”②、“尤称神品”③。这里尚须提③ 《古今女史》前集卷一。 ① 薛祥生、王少华《打马赋赏析》，《李清照作品赏析集》，巴蜀书社，1992 年 9 月版，第 238 页。 请人们注意的是赋中的这样一段文字：运指挥于方寸之中，决胜负于几微之外。且好胜者人之常情，游艺者士之末技。说梅止渴，稍 苏奔竟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骧之志。 其中的“画饼充饥”，典出《三国志·魏志·卢毓传》：“选举莫取有 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这个典故的本义是说徒有虚名，无补于实。 而李清照把它与出自《世说新语·假谲》篇的“望梅止渴”连用，均取其聊 以自慰之义。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典故的改造问题，细绎整段文义，或可作如是解：弈者在小小的棋盘上，能够运用自如，指挥若定，其争强好胜之心亦 可得到一定满足。但比起恢复大业来，打马弈棋毕竟是一种小技，它就象“说梅止渴”和““画饼充饥”一样，对于“奔竟之心”①和“腾骧之志”②，稍 有慰藉而已。 由此可见，作者的真正用意是借“打马”唤起人们的报国之心和起而复 国之志。紧接“自贻尤悔”一段的原文是：况为之不已，事实见于正经；用之以诚，义必合于天德。故绕床大叫，五木皆卢，沥酒一呼，六子尽赤。平生不负，遂成剑阁之师；别墅未输，已破淮淝之贼。今日岂无元子，明时不乏安石。又 何必陶长沙博局之投，正当师袁彦道布帽之掷也。 这是说博弈打马也和战争一样，要诚心诚意、谨慎镇定，才能保证取胜。 刘毅、桓温、谢安、刘信等历史人物，他们有的因对人无二心，便“一掷六子皆赤”③；有的因平生不入负局，故伐蜀的剑阁之战必克④；谢安的棋艺本 不及谢玄，因为他能处之泰然，所以他与其侄围棋赌墅，谢玄没有取胜，谢安没有输掉别墅。下棋是这样，实战时，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谢安，因其临危 不惧，遂获淝水大捷⑤。既然《论语》那样的经书都提倡博弈，历代的政治军事大家也多有谙于此道者，那么象陶长沙（指陶侃，因其曾为长沙太守）那 样，要求部下正襟危坐，把他们的博具投之于江，大可不必①，而应该效法急人之难的袁彦道，他在博弈取胜后，高兴得脱帽而掷之②。通过这些具体事例， 不仅生动他说明了博弈之事有益无害，还把此道与德义、专诚、谨慎、镇定，以及助人、克敌等优秀品格和奇功殊勋等联系起来。可见作者绝不是单纯为 消遣而“打马”，而是借这一“深闺雅戏”，婉转曲折地表达御敌复国之望。 ② 《古今女史》卷一引赵如源评此赋云：”文人三昧，虽游戏亦具大神通。” ③ 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脞语》云：“易安落笔即奇工。《打马》一赋，尤称神品，不 独下语精丽也。” ① 奔竞：语出《南史·颜延之传》：“外示寡求，内怀奔竟，干禄祈迁，不知极己。”原谓为名利而奔忙。 这里不能拘泥原意。 ② 腾骧，语出张衡《西京赋》：“乃奋翅而腾骧。”原为飞腾之意。这里宜用其引申之意。 ③ 《五代史·吴世家》。 ④ 《世说新语·识鉴》，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6 年版。 ⑤ 《晋书·谢安传》。 ① 《晋书·陶侃传》。 ② 《世说新语·任诞》。 这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其直抒爱国心怀的乱辞曰：佛握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杂騄駬，时危安得真致此？老矣谁能志千里，但 愿相将过淮水。 这一段总括了全篇的要旨，其中没有一字不涉爱国之情。“佛貍”是北 魏太武帝拓跋煮的小名，他曾南侵攻打刘宋。清照在赋中诅咒拓跋焘，说她一定能看到这个来犯者“卯年死”③的下场。“卯年”是指魏太武帝拓跋焘大 举攻宋的第二年（451 年），实际上是赋作者借以诅咒金寇死期不远。传主以拓跋焘比喻金寇非常恰切，当年这个小名叫做“佛貍”的胡人任用汉族的 崔浩等攻击刘宋，如同“当今”金寇利用伪齐帝刘豫合犯赵宋。佛貍最终被宦官所杀，金寇和刘豫也同样不会有好下场。“贵贱”以下三句，既有蒿目 时艰之心，即叹息全国不分贵贱都在逃难，更有讥讽当权者之意——就象棋盘上布满了“骅骝”和“騄駬”这样的神骏，因没有象造父那样的善御者， 势必寸步难行，正如现实中象岳飞那样“尽忠报国”的骁勇，不得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时局才如此危险，面临金、齐合犯，全国上下只有到处流窜。 “时危安得真致此”系杜诗成句①，杜甫也是感于危世，缘事而发。“老矣谁 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②，这是作者的自道：她说我虽然老了，已没有了象曹操和王敦那样的“壮心”和“千里”之志③，但是仍然希望能够渡过淮 水，回到故乡去。这话说得多么实在，又多么感人，以致从字面上一点看不出它是豪言壮语，但在语义之深层却跳动着作者对家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她 想渡过淮水，就是要回到被金寇占领的故乡，其中的潜台词与宗泽临死时，大呼“过河”者三是一样的，亦如李汉章所云：“国破家亡感慨多，中兴汗 马久磋跎。可怜淮水终难渡，遗恨还同说过河。”④ （二） “韵事奇人，两垂不朽” 这是元明间人士陶宗仪在其所编《说郛》一书中，评论李清照《（打马 图经）序》的一段文字中的两句。意谓陶宗仪认为李清照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她所作的关于依经打马的文章，也是难得的妙文，她和她的文章将万古 流芳，永不混灭。清照《〈打马图经〉序》曰：慧则通，通则无所不达；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故疱丁之解牛，郢人之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大至于尧舜之仁，桀纣之恶；小至于掷豆起蝇，中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后世之人，不惟学圣人之道，不到圣处，虽嬉戏之事，亦得其依稀仿佛而遂止者多矣。 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且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自南渡来，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故罕为之。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 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③ 《宋书·臧质传》引童谣云：“虏马饮江水，佛貍死卯年。” ① 杜甫《题壁上韦偃画马歌》。 ② 相将：犹云相与或相共。参见《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三。 ③ 分别参见曹操《龟虽寿》诗和《世说新语·豪爽》篇玉敦酒后击唾壶歌曹诗之事。 ④ 转引自《李清照集》第 307 页。 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乍释舟楫而见轩窗，意颇适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弈之事讲矣。 且长行、叶子、博簺、弹棋，世无传者。打褐、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皆鄙俚，不经见。藏酒、樗蒲、双蹙融，近渐废绝。选仙、加减、插关火，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 大小象戏、弈棋，又惟可容二人。独采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尝恨采选丛繁，劳于检阅，故能通者少，难遇勍敌。打马简要，而苦无文采。按打马世有二种：一种一将十马者，谓之关西马；一种无将二十马者，谓之依经马。流行既久，各有图经凡例可考。行移赏罚，互有同异。又宣和间，人取二种马。参杂加减，大约交加侥幸，古意尽矣。所谓宣和马者是也。予独爱依经马，因取其赏罚互度，每事作数语，随事附见，使儿辈图之。不独施之博徒，实足贻诸好事。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 自易安居士也。 时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易安室序。 这是一篇不到六百字的序言，是为棋的游戏规则所写的序，它为什么会 得到陶宗仪上述那么高的评价？为了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请读李汉章《题李易安（打马图）井跋》①：予幼读《打马赋》，爱其文，知易安居士不独诗余一道，冠绝千古，且信晦翁之言，非过许也。 长游齐鲁，获睹其图，益广所未见。然予性暗于博，不解争先之术，第喜其措辞典雅，立意名隽，询闺房之雅制，小道之巨观；寓锦心绣口游戏之中，致足乐也。若夫生际乱离，去国怀土，天涯迟暮，感慨无聊，既随事以行文，亦因文以见志，又足悲矣！暇日检点完篇，手录一过，贻诸好事，庶有见 作者之心焉。 落款中虽然只提到《打马图》，实际上李汉章的这一题辞是针对李清照 的《打马赋》、《打马图经》和《〈打马图经〉序》三篇文章的。他认为这三篇文章，“亦因文以见志”、“有见作者之心”。诚然，传主在这三篇文 章中所表现的“心”、“志”，就是“生际乱离，去国怀土，天涯迟暮，感慨无聊”①，换言之就是其极度思乡爱国的心志，也是今后人深受感动的原因 所在。 在本书第二章中，曾把《〈打马图经〉序》作为传主的“春蚕到死‘思’ 不尽，仍以其学传后人”的一个例证，这里又说它表现了传主的爱国心志，前后的说法是否有矛盾呢？可以肯定他说没有矛盾。因为爱国心志不是空洞 抽象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含义。《〈打马图经〉序》，文末署作“时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易安室序”。绍兴四年，即公元 1134 年，是年九月，伪齐帝刘豫向金人献策，合兵南犯。谍报传来，举朝震恐，有的劝高宗离开临安，疏散百官。唯独赵鼎坚持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 ②，高宗一度采纳了赵鼎的计策。十月，高宗由临安登舟北上，驶往抗敌前沿 的姑苏等地：“帝不以玩好自随，御舟三十余艘，所载书籍而已。帝既发，乃命六宫自温州泛海往泉州”③。朝廷的这一举措，传主当时不一定得悉真情， 一般老百姓就更不明真相，于是就出现了清照序中所写的情景：① 转引自《李清照集》第 307 页。 ① 无聊：这里指无所依赖的意思。 ② 《续资治通鉴·绍兴四年九月》。 ③ 《续资治通鉴·绍兴四年十月》。 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卜所至。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乍释舟楫而见轩窗，意颇适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弈之事讲矣。 这里既交代了其重操博弈之事的来龙去脉，也有意无意地对“自南渡来， 流离迁徙”的现状作了真实的记录，这固然也是对国事民生的一种关注，但清照此文的意义远不止此，而在于当江山社稷面临强敌进犯的危急中，她通 过“打马”，来提倡一种“争先术”和尚武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当时人心所向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所以对传主自称的“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 昼夜每忘寝食”，如果只从字面上理解，她岂不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赌徒？ 恰恰相反，她之所以在这种“闺房雅戏”中大作文章——为“打马”创制了 新规、写了赋，仍意犹未尽，又写了这篇序。在这一组文章中，她仿佛忘记了自己不久前所经历的诸多大不幸，也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举步维艰的嫠 妇，倒象是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和运筹帷幄的指挥员。 作为《打马图经》的序言，自然要对“打马”这种棋艺有所介绍，这是 全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个段落，约占全文二分之一的篇幅。作者一口气列举了二十种古代博戏，这不仅表现了清照对于博弈知识的丰富和精深，更 发人深思的是在这二十种博戏中，作者只喜爱“打马”一种，并着力改良了其“苦无文采”的不足之处，为它创制了明确的赏罚规则，作了文字说明， 还叫儿辈绘制成图，即所谓：予独爱依经马，因取其赏罚互度，每事作数语， 随事附见，使儿辈图之。不独施之博徒，实足 贻诸好事。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 这是一段颇可玩味的文字。首先，作者把本来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游戏名 之为“打马”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和暗示，也就是说在家国落入敌手时，要“独爱”“打马”习武，从而实现复国还乡之望；其次，作者特别强调“使 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难道这里只是要人记住她李易安是一个作为“末技”的“闺房雅戏”的加工创制者的头衔吗？绝不只是如 此，她的用意是叫世世代代都能理解她李易安之所以倾心于“命辞打马”，完全是出于“嫠不恤纬，唯国是爱”的忠荩之心；第三，这虽然是一篇游戏 文字的序言，但其中所提倡的做事要专心致志，精益求精，面对国难要具有蒿目时艰的精神，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闺房雅戏”的范围，尤为可贵的是 作者的着眼点始终关注着“儿辈”和“千万世后”的子子孙孙的思想情操，这对于一个自身并无子嗣的人来说，岂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爱国情怀？传主对 于桑梓国是的这番捆诚，早已口碑相传：南渡偷安王气孤，争先一局已全输； 庙堂只有和戎策，惭愧深闺《打马图》①。 ① 李汉章《题李易安〈打马图〉并跋》。 三、“举目有河山之异” 在我国文学史上，姓李的人很多，从唐代算起到李清照为止，仅著名人 物不下二十位，其中最受称道的是五个人，即诗中三李的李白、李贺、李商隐和词中三李的李白、李煜、李清照。三李并称不仅是基于姓氏相同的表层 原因，主要是其作品有某种内在联系或相似之处。就后三李而言，虽然将其称为词中三李不见得多么贴切，因为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十二首词，尽管与李 煜的词有某些相似之处，而要梳理出李清照的词与李白、李煜词的共同之点，却要花费一番功夫，倒是她的那种抒发“河山之异”①的诗，与李白、李煜的 词有较明显的共性。这种共性不是体现在某些具体篇目里，而是指三人作品所共同具有的凝重的历史感和士大夫的气质上。说李白、李煜词具有士大夫 气不难理解，无须赘言，说李清照具有士大夫气，恐怕得从其“八咏楼”之 游谈起。 （一） “江山留与后人愁” 此句是出自李清照写于绍兴五年春夏之交的《题八咏楼》诗：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八咏楼”原名玄畅楼。南朝齐诗人沈约任东阳（今浙江金华）太守期 间，除写有表达“慕归”之心的《登玄畅楼诗》外，还写了总题为《八咏》 的八首诗①题于玄畅楼壁，时号绝唱。后人因而将玄畅楼改名为八咏楼。②沈约有志于宰辅之职，而不被朝廷所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遂上书 陈情云：“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③后即以“沈腰”为愁损腰围的代称。又因沈约所写《八咏》诗，多寓己外补不得已 之悲愍意，作为人文景观八咏楼的深层文化积淀，也就具有了浓重的愁绪。 这种愁绪有与表示枪怀故国的“新亭对位”同构之处，也是清照“八咏楼” 之游的原因所在。她既与“过江人士”类似，均抱有“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④的感慨，又与沈约和“新亭对泣”者不同，她的感慨不是为个人得 失而发，更没有悲观到作楚囚对位的地步，而是以其雄浑之笔，抒发亟望复国的“江山之愁”。正因为传主的思想境界大大高于以往吟唱“八咏楼”的 诸多“须眉”，所以她的《题八咏楼》诗，不仅远胜于被誉为“绝唱”的沈约之作，就是令李白折服的崔颖等人的同题之咏，亦黯然失色，兹录作对比：旦登西北楼，楼峻石墉厚。宛生长定口，俯压三江口。排阶衔鸟衡，交疏过牛斗。左右会稽镇，① 《晋书·王导传》。 ① 这八首诗的题目分别为：《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岁暮愍衰草》、《霜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 ② 据考玄杨楼始名八咏楼，时在盛唐而非北宋。 ③ 沈约《与徐勉书》。 ④ 《晋书·王导传》。 出入具区薮。越岩森其前，浙江漫其后。此地实东阳，由来山水乡。隐侯①有遗咏，落简尚余芳。具物昔未改，斯人今已亡。粤余汞藩左，束发事文场。怅不见夫子，神期遥相望。 ——崔融《登东阳沈隐侯八咏楼》 梁日东阳守，为楼望越中。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江静闻山狖，川长数塞鸿。登临白云晚， 留恨此遗风。 ——崔颢《题沈隐侯八咏楼》 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 昔年为客处，今日送君游。 ——严维《送人入金华》 应该说这三首诗各有特点，有的颇有气势，有的堪称清词丽句。清照作 为后来者，从她的诗中可以看出，其对崔、严之诗是有所化用和借取的，但却真正做到了去粗取精，精益求精，遂使其诗一字值千金，一句抵百句。首 句“千古风流八咏楼”，可谓写尽斯楼之风流倜傥，虽无“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中有凌风榭，回望川之阴”①的平实写真之笔，却以轻灵潇洒、气 势豪迈见长。次句“江山留与后人愁”紧承前句，意谓象八咏楼这样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兴壮采，甚至也不只是被称为“隐 侯”的沈约式的个人忧愁，而是为大好河山可能落人敌手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愁。对于这种“愁”，清照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抒发过。事实证明，她的这种“江山之愁”不是多余的。因为“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寇，薄暑乃归。 远至湖、湘、二浙，兵戎扰攘，所在未尚有乐土也”②。具体说来，继汴京沦陷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朝廷的驻跸之地建康、杭州等地，也先后一度失守。 曾几何时，金兵直逼四明，高宗只得从海路逃遁。如今作为行在的临安，又一次受到金、齐合兵进犯的严重威胁。眼下敌人虽撤回原地，如果不对其采 取断然措施，打过淮河去，收复北方失地，而是一味用土地、玉帛、金钱奴颜卑膝去安抚敌人，那么性如虎狼的“夷虏”，永远不会善罢甘休，南宋的 大好河山便没有安全保障。这就是清照赋予“江山留与后人愁”一句的深层意蕴，也是一种既宛转又深逐的爱国情怀。在她之后，辛弃疾笔下的“遥岑 远目，献愁供恨”③，是词人登上建康赏心亭极目眺望远山而产生的愁恨，与清照由揽观八咏楼所引发的“江山之愁”，几无二致。我们的可钦又可叹的 传主就是这么一个人，她虽然无权过问朝政国事，但她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就其内衷而言，与宗泽、李纲、韩世忠、岳飞，以及后来的辛弃疾、刘辰翁 等爱国将相，可以说是息息相通的。所以辛弃疾《稼轩词》对于易安的效仿，不局限于她的词，还包括她的诗、赋 ①，至于刘辰翁每诵清照元宵词《永遇乐》 “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那就更是因为受到清照爱国情 怀的感染，而与其共鸣或异时相感的缘故。 ① 隐侯：指沈约，谥隐。 ① 沈约《登玄畅楼诗》。 ② 庄绰《鸡肋编》卷中。 ③ 辛弃疾《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① 《稼轩词》中有涉于马的篇目，多有受清照《打马赋》影响的痕迹。 今存清照律诗只有一首，其他不但都是古诗，有的甚至很象今天的散文 诗，可见她的写作工夫主要不是在如何讲究起承转合和属对工稳等形式技巧方面。奇怪的是她的这首《题八咏楼诗》，本来是不需要对仗的绝句，而其 第三、四句“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倒成了再工稳不过的对句。原来它是与前人律诗中的对句有关：“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 四州”②。清照取其“三千”、“十四”入己诗，不仅是为了增加诗的整饬美，主要是以“三千里”之遥和“十四州”之广，概言婺州（今浙江金华，八咏 楼的所在地）地位之重要。当然，“气压江城十四州”之句的出处，又不能不追溯到“壮压西川十四州”③之句。然而，同样的数字，当它们被嵌入薛、 贯之诗时，并不起眼儿，清照略加改造，比如将薛诗中的“壮压”，改为“气压”，其势比带“壮”字的薛诗更加壮阔。诚然，这里不是说，在作品中起 主导作用的是文字技巧。上述二诗之所以能够引起清照的兴趣，主要当是因为薛诗对“边事”的关注和贯诗中所表现出的作者的气骨。婺州兰溪人贯休 是晚唐时期的诗僧。在钱镠称吴越王时，他投诗相贺。钱镠意欲称帝，要贯休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才能接见他。贯休则以“州亦难添，诗亦难 改，余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作答，旋裹衣钵拂袖而去。后来，贯休受到王建的礼遇，前蜀时被尊为“禅月大师”。不必把清照诗中的“三千里”和“十四州”加以坐实，而把它看成对于贯诗的借取，当更符合传主原意。因 为她一直反对不爱惜国土，随意割地、献币给金人的屈辱做法①。贯休宁可背乡离井远走蜀川，也不肯轻易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他这样做，并 不一定是出于对土地的爱惜，主要当是对其创作的珍重，但李清照对这类诗句的借取，则是为了讥讽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 这里需要顺便说明的是，以上论列并无求之过深之嫌。清照对于其爱国 情怀的传写，有时是直抒胸臆，如《上枢密韩公诗》古体一首的有关语句。 这一首《题八咏楼》则是曲尽其意。如此写来，一方面有助于作品风格的多 样化，一方面避免雷同和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虽然好的标语口号富有鼓动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诗，条件一旦有变，它也就完成了历史 使命，失去了作用。李清照的这首诗历时八、九百年，余韵犹存，撼动人心，当与其使事用典的深化无迹和娴于诗艺息息相关。惟其如此，女诗人关于八 咏楼的题吟，不仅压倒了在她之前的诸多“须眉”，其诗还将与“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一样，万古常青！ （二） 发人深思的“钓台”诗在我国仅非常著名的钓台就有三处，一是在今陕西宝鸡东南磻溪上的姜 子牙钓台；二是在今江苏淮安的韩信钓台；三是在今浙江桐庐富春江畔的东汉严子陵隐居垂钓处。前二者与清照诗无涉，而后者恰是她在《〈打马图经〉 序》中所云：“易安居士亦肾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避难的所经之地，所以这首一题作《夜发严滩》的“钓台”诗，被前人系于清照名下是 顺理成章，无甚可疑之处的：② 此二句见于贯休《献钱尚父》诗。 ③ 薛涛《筹边楼》诗。 ① 李清照《上枢密韩公诗》中有“土地非所惜”、“币厚辞益卑”等句，以之讥刺南宋朝廷。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 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①诗中的“先生”是指东汉人严光，字子陵，曾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刘 秀即位后，严更名隐居。后被召到京都洛阳，任为谏议大夫，严拒之不受，归隐于富春山。今富春江滨有东、西耸立的二钓台。西台是宋未谢翱哭文天 祥处，与清照此诗无关。东台相传为严子陵垂钓处。范仲淹于景祐年间建严光祠于台下，台高约 70 米，下临七里泷峡谷，山崖陡峭，江流潆洄。这一壮 观而秀丽的景色和不慕荣利的严光其人，诱发了清照很深的感慨，从而写了这首借题发挥、旨在嘲讽的七绝。 此诗嘲讽的对象首先是作者本人，也就是说此诗可以被视为自嘲诗。自 嘲诗虽然代不罕见，但多半是带有调侃性的，而清照却不同，她在诗中说，自己此番过严滩，不是象严子陵那样为了避开名利而隐居此地，而是为了保 全自身才加入了逃难的队伍。与严光的高风亮节相比，自己感到很愧疚，所以没有勇气白昼过滩，特意在晚上往来于钓台。笔者认为清照的这种自责是 真诚的，它有着令人信服的历史和心理背景。比如，与她基本同时的梁红玉，在四年前，正当清照追随御舟辗转于浙东之时，梁却与其夫韩世忠在黄天荡 阻击金兵，临阵击鼓助战，成了名震朝野的抗金女将。当金军突破江防后，梁又上疏请治世忠之罪。相比之下，清照对缒城宵遁的赵明诚的举动，却缄 口不语，其追逐御舟的目的也是为了湔洗与其自身利害攸关的“玉壶颁金” 之诬。而今她之所以能够安然地返回临安，更与韩世忠曾在扬州一带大破金 和伪齐联军有关。一向坦荡自强的李清照，在这方面与梁红玉相比，不能不自叹弗逮。但是作为我们却不能单从这方面看问题，清照作为一个五十多岁 的嫠妇，有勇气如此自嘲自责，正是其对江山社稷的一种难能的悃诚所致，在思想境界上，她与梁红玉并无高下之分，她俩一文一武都是值得后人钦敬 的稀世英才。 今天看来，清照此诗的思想价值，更在于它既婉转又辛辣地讥讽了那班 望风而逃的达官“须眉”，因为没有谁会要求一个年逾五旬的妇人，也象当年梁红玉那样直接投身战事，而那些俱怕敌人、力主议和的人才是真正“有 愧先生德”的。这些人中，既有乘“巨舰”的上层人物，也有乘“扁舟”的平民百姓，凡是在国难当头只顾“利”“名”，抱头鼠窜的人，都是此诗的 讥讽对象。由此看来，清照往返于桐庐江钓台所作，是一首更深层次的爱国 诗章。 ① 此诗见于明人所辑《钓台集》卷下，原无题。《宋诗纪事》卷八七题作《夜发严滩》，与清照所云“涉 严滩之险”差合，兹从之。 四、“易安心事岳王知” “易安心事岳王知”一句出自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李清照》，全诗 曰：中原父老望旌旗，两戒山河哭子规。 过眼西湖无一句，易安心事岳王知。 诗的一、二句其意与“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①差同，意谓 不管是黄河流域沦陷区的父老，还是南朝、北国之人，凡是被金兵占领的地方，无处不在盼望着南宋的北伐军队去解救他们。象李清照那样远离桑样的 流寓者，更是象当年啼血思归的蜀帝杜宇一样，天天哭喊着“不如归去”的凄厉之声。《瞿髯论词绝句》中有六首②专论李清照，比论苏轼和姜夔的各五 首还多出一首。可见在绝句作者的心目中，李清照的思想境界、文学地位、学术成就之综合水平有多高！所以其“过眼西湖无一句，易安心事岳王知” 二句，就不仅是绝句作者对清照的文学评价，而是着眼于其与岳飞相似的爱 国衷肠。 （一） 不招杭州作汴州这个小标题是对南宋人林升《题临安邸》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 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未句的反意取用。清照虽无缘看到这首诗，但她“尝怀京洛旧事”的《永遇乐》词的深层意蕴，岂 非林升此诗之“马首”？亦如《瞿髯论词绝句》解释“过眼”二句所云：“李清照、岳飞诗词集里都无西湖作品，大抵是他们对南宋小朝廷各怀隐忧和不 满，不能言亦不愿言。”此解既符合事实，又很深刻。诚然，在现存李、岳的诗、词作品中确实于杭州西湖无涉。以李清照而论，其路过杭州不算，从 绍兴二年（1132 年）起，除了避难金华约一年，她未再离开过杭州，在此定居二十多年，直到离开人世。笔者依稀感觉到清照的不少词作，如咏桂的《摊 破浣溪沙》二首、咏梅的《孤雁儿》、《清平乐》以及元宵词《永遇乐》等都是写于杭州，但从中却看不到“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①和“淡妆浓抹总 相宜”②的诸般美景，看到的不是“华发”，就是“满衣清泪”，以至于泪“千行”。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是杭州的自然景物本身变丑了，或变得令人生厌， 相反，在“建炎复辟”①中升为临安府的杭州，其“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① 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其一。 ② 其他五百的首句和题旨分别是：“目空欧晏几宗工”（笔涉清照《词论》）、“西湖台阁气沉沉”（笔涉清照《永遇乐》词和《打马赋》等）、“大句轩昂隘九州”（谓清照诗风阔大；词风纤细）、“扫除疆界望苏门”（对沈曾植《菌阁琐谈》：“易安跌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一语的隐括）、“易安旷代望文姬”（谓清照才学颉颃蔡琰）。 ① 柳永《望海潮》词。 ②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一。 ① 建炎是宋高宗的年号，公元 1127 年 5 月至 1130 年 12 月。建炎三年三月，扈从官苗傅、刘正彦等发动兵变，谓赵构不当即大位，并请隆祐太后同听政。改建炎三年为明受元年。后在朱胜非、张浚、韩世忠等勤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 儿’之号”②。这段记载虽出自后于清照的学者之手，作者入元后所作笔记《武林旧事》清照自然无缘读到，但其所记武林（临安）之旧事，说不定有些正 为清照所耳闻目睹，特别是把西湖称为“销金锅儿”的“杭谚”，无疑是出自宋人之口；再如元人的诗句：“恋着销金锅子暖，龙沙忘了两宫寒”③，嘲 讽的不是元人是宋人，而这位“宋人”还不是别的什么人，正是宋高宗赵构，其对杭州的属意虽隐而不言，却由来已久。早在建炎三年兵变前夕，集英殿 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卫肤敏在驻跸问题上，尝应诏侃侃而谈：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钱氏节度二浙而窃居之， 盖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远狭隘，欲以号今四方，恢复中原，难矣。前年冬，大 驾将巡于东也，臣固尝三次以建康为请，盖倚山带江，实王者之都，可以控扼险阻，以建不拔之基。 陛下不狩于建康而狩维扬，所以致今日之警也。为今之计， 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徐诣建康。然长江 数千里，皆当守备。 对这一剀切中理之论，赵构虽无由反对，甚至被史家认为“上颇纳其言” ①，但四个月后的建炎三年七月，杭州升为临安府，成了实际上南宋王朝的“汴 京”。虽然在驻跸之类的朝廷要事上，当时没有谁会顾及清照有何见解，但今天，在我们把她作为思想家加以审视时，令人吃惊的是，不仅在这一问题 上，在与此相关的战和、外交等问题上，在本章开头所评析的清照“上诗”，简直与下列这则忠草之言异口同声：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常在我；若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靖康以来，分 为两事，可为鉴戒。”帝因从容语武备日：“今养兵已二十万有奇。”同曰：“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 者也。”②常同敢于当面揭皇帝的短，洵为有胆，而在外交问题上，清照同样敢于 同赵构针锋相对。在吏部员外郎魏良臣，阁门宣赞舍人王绘，辞往金国军前通问时，赵构向他们再次重申了其一贯屈膝让步之策：“卿等此行，不须与 人计较言语，卑词厚礼，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③而清照却对此冷嘲热讽：“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谁当可将命，币厚辞益卑！”④但可悲的是她作 为一个在朝政国是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女子，其见解再正确又有什么用？ 在时人眼里，她很可能只是一个心高命薄、名重言轻的“无嗣”的嫠妇而已， 她只有做一些在当时无足轻重、在某种情况下又可能受到责难的诸如替人撰写“帖子”之类的应景事体。即便只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文学家，这样的处 境已经使她够难堪的了，然而她又同时是一个忧国伤乱、蒿目时艰的思想家，护下复位，太后撤帘。 ② 周密《武林旧事》卷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③ 宋无《西湖》诗。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三。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一三。 ③ 《续资治通鉴》卷一一四。 ④ 李清照《上枢密韩公诗》其一。 岂不更增加了她的苦闷？她谢绝了乘着香车宝马来相召的酒朋诗侣，而躲到“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岂不就是一种与破碎的家国共命运的极深层次上 爱国心理的外化。基于同样的心理，她必然敏感到作为临时国都一大胜景的西湖，更是那班不恤国难、只图苟安享乐者的一大乐园。当年柳永和苏轼对 西湖之美的夸赞，可以说是他们的一种爱国情操的具体体现，而今清照面对愈加标致的西湖①哑口无言，则是为一种更加深沉的爱国悃诚所驱遣——西湖 愈美，人们愈留恋，谁还会把抗金报国。收复中原的大事放在心上呢？对于多虑而敏感的清照来说，其“过眼西湖无一句”，有无可能是对下述事件的 先觉和警惕呢？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记述了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在凡有井水饮 处无不歌柳词的漫长岁月中，金主完颜亮听到有人歌唱柳永的《望海潮》时，“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虽然完颜亮 的大举攻宋是在公元 1161 年，是时清照可能已谢世五、六年，但其篡位却在绍兴十九年（公元 1149 年，此时清照尚健在，还在教韩玉父学诗，并拟以其 学传孙小姐），对于这个嗜杀成性、乱伦败德的篡逆者的种种罪孽和野心，清照是可以有所耳闻的，当年完颜亮的从祖父正是因为对于宋朝，特别是汴 京的物华天宝的艳羡，使他产生了南侵之意，如今临安的西湖美景，诱其“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符合其侵略逻辑的。完颜亮所谓投鞭 之志的从产生到正式出兵南侵，无疑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段时间正是李清照的爱国情愫由强化到深化的过程。她之所以言不及西湖，除了担心国 人把它当作销金锅儿，还当同时担心它可能和汴京的诸多胜景一样重蹈覆辙。这是一种多么深重的爱国心事！对于这种心事，只有具备同样心志的岳 飞才能理解。 （二） 近“污泥”而不染为笔者所始料不及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竟遇到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 题，即本评传的传主和与她心心相印，美名远扬的历史人物岳飞，竟与另一位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秦桧有着两种绝然不同的关联。岳飞和秦桧的关系尽 人皆知，后者是杀害前者的千古罪人。岳飞最终化作民族的忠魂，而秦桧则成了长跪在他坟前的铁铸的佞人，故岳、秦的关系径渭分明，无庸赘言。而 一言难尽则又须作出回答的是李清照和秦桧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以往人们出于一种极为善良的动机，不愿把李清照这样一个 高尚纯洁的名字和千夫所指的秦桧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他们之间实际存在的亲戚关系和必然的社会交往，采取了回避的办法，而这方面的始作俑者又当 是《宋史·李格非传》的作者。元人脱脱和阿鲁图虽是《宋史》编纂者的先后领衔人，而《李格非传》则不一定具体出自他们之手。看来此传的作者到 底是谁很难深究，似亦无须深究，需要追究的是其对李格非的态度如何，因为这会同时涉及到其对格非妻、女的态度。一言以蔽之，《李格非传》的作 者是把他的传主作为完人①加以描述的，而从其对某种材料的或“笔”，或“削” 中，亦可体味出其对格非妻的回护态度，如云：“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① 赵构曾指令保护、疏浚西湖。 ① 这在本书第二章的有关李格非的段落作了较充分地评述。 文。”说她“善文”是有根据的，而说她是王拱辰的孙女，恐怕就是采用了“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而与一段很明细的宋人记载②相矛盾，并由 此流露出了其对史料的删削倾向。之所以特别点出格非妻王氏是“拱辰孙女”，就暗含着她不是别人孙女的意思，如果象庄绰所云王氏是元丰宰柜王 珪之父王准的孙女，那么她也就成了秦桧夫人的姑母。秦桧夫人的名声甚至比秦桧还要坏，促使秦桧最后对岳飞下毒手的竟是她：秦桧妻王氏，素阴险，出其夫上。方岳飞狱具， 一日桧独居书室，食柑玩皮，以爪划之，若有思者。王氏窥见笑曰：“老汉何一无决耶！捉虎易，放虎难也。”桧犁然当心，致片纸付入狱。是日 岳王薨于棘寺。③把廉洁贤良清白无暇的李格非一家，同这样一对阴险毒辣的狗男女连系 在一起，笔者同样很不情愿。但我们亦不应以感情代替史料！看来，《宋史·李格非传》的编撰者尚不具备把握上述原则的条件，它很可能出于对李格非、 特别是对李清照的回护，将王氏为“拱辰孙女”之说心付情愿地“笔”之，而将她为王准孙女之说则可能从感情出发加以“削”之了。这种纸里包人的 办法，竟然也维持了八、九百年无人质疑，直到近人王学初才第一次较客观地同时摆出了关于清照之母王氏血统的两种记载①，并令人信服地指出她是王 准孙女之说较可信。 关于王氏的血统，笔者既采用庄绰《鸡肋编》卷中的记载②，也就自然同 意王学初先生的上述判断，并进而认为与作为奸相的秦桧及其夫人有某种社会关系的并不是李格非夫妇③，而当是他们的女儿李清照和儿子李迒。李迒与 秦桧大致同龄并同朝作官，均为“日边红杏”——深得高宗信赖，李迒与秦桧的“工作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他们是否有更深一层的关系，这里没 有条件也没有必要作进一步考查，因为我们不是受命写《李迒评传》。对于作为传主的李清照的要求就不同了，必须弄清她和秦桧夫妇的关系到底如 何！ 虽然秦家和王家的联姻可能和清照毫无关系，但其与秦桧夫妇的亲疏则 可以透出她的为人如何。这里尚须略加说明的是“亲疏”与“远近”不同，前者是指深层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后者则仅就亲属间的一般性的往来而言， 从亲缘和单纯的时空意义上说，李清照与秦桧夫妇既是表亲年龄亦相差无几，清照比秦桧只年长六岁，既同时生活在汴京，又同时生活在临安，甚至 李、秦的谢世也大致在同一年。如果把秦桧夫妇看作一团“污泥”，那么李清照肯定是常在旁边站的近“污泥”者。近“污泥”者就必然被“污染”吗？ 绝对不能一概而论！“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虽带有某种普遍性，但“不湿鞋”的也绝非没有；如果“不湿鞋”者被视为罕见的偶然现象，清照的举 动岂不愈加可贵！ 自然界中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而李清照就好比是封建社会中的 一丛出水芙蓉，她虽然不可避免地会与“秦相公”这门表亲有一定来往，但② 庄绰《鸡肋编》卷中云李格非为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婿九人之一；秦桧系其曾孙婿之一。 ① 《李清照集校注》第 210 至 211 页。 ② 详见本评传第二章“出身相门的母亲”一段。 ③ 据载秦桧其人前后不同，至其为奸相时，李格非夫妇早已谢世。 更多的是回避、谢绝！这方面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即本书第四章在“格调凄 凉的晚景词”一节中解读其元宵词《永遇乐》时，总感到意犹难尽，其原因主要是那时对此词中的隐秘尚不便和盘端出。这种隐秘就是被清照谢绝的乘 着“香车宝马”“来相召”的“酒朋诗侣”的真名实姓。笔者在编写《李清照年谱》时将《永遇乐》系于绍兴十七年（1147 年），这当然是一种大致编 年，在这前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正是秦桧因与金人达成和议“有功”而为高宗所宠信、“红得发紫”的时候。在朝政方面清照虽然没有任何发言权， 其实她是反对议和最坚决的人物之一。在秦桧被俘前、朝廷不存在战和之议时，她与秦桧一家既有姑表之亲，亦当有“酒朋诗侣”之谊，但现在她绝不 愿再同参与杀害岳飞的佞人来往，故加以谢绝！ 《永遇乐》中还有更为发人深思的一句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 语”，过去对此句的解读一般停留在说词人因其亲人赵明诚的亡故自己再无欢乐可言，而只能“听人笑语”！现在看来，虽不能说没有这层寓意，但其 难言之隐不在于此，而是向人暗示，此时发出欢声笑语的主要是秦桧及其随之升天的家人，岳飞父子及其部将张宪早已被杀害；“建炎复辟”中为高宗 出了大力的张浚，三十三岁执掌国政，“自寇准以后，未有如浚之年少者”①，竟亦被罢；同样在建炎三年高宗蒙难时，韩世忠多方扈卫、力挽狂澜，所以 他与其妻梁氏曾受到朝廷很重的封赏，待遇尝视同宰执，此时意欲远祸的韩老帅自知其主战不得君心，遂请求退还朝廷一切破格待遇，于清寒中渡其晚 年；更多的重臣不是被编、贬，就是自动退避。所以“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所概括的绝不只是清照一人因丧偶而产生的孤苦心情，其所隐含的 当是秦桧擅政时期忠草之士禁著寒蝉，奸佞之徒无法无天的极度黑暗的政治 现状！②从另一件事中则可“反证”出清照对秦桧的态度，即她十分信赖明诚家 的远亲綦崈礼，在她因与后夫离异、诉讼而面临被判刑二年的惩处时，曾求助于綦崈礼，而爹遂予援手，清照仅“居囹圄者九日”，为此她对綦氏感戴 不已，特撰谢启。同一位綦崈礼，其对秦桧，则严加指斥：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听之专，更责寅恭之效。而乃凭恃其党，排摈所憎，岂实汝心，殆为众误。顾窃弄于威柄，虑或 长于奸朋。①看来正是綦崈礼亲手写的这段文字，在秦桧被罢相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 的作用。这段文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既填补了关于秦桧罢相史料的空白②，又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深思李、秦关系的线索，即清照在面对“指控”和“被 指控”的与其同有亲故关系的两个人时，她义无返顾地把指控者綦崈礼视为自己的恩人，其对被指控者秦桧的态度则不言而喻。这是发生在绍兴二年的 事，到了绍兴十三年，清照因其文名被朝野所重，本应是“学士院”份内的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五。 ② 这方面不论从史书中，还是从清照的有关作品中均可找到清照与秦桧之流有冰炭之异的许多根据和“内 证”，限于篇幅，则尽量从简。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一一。 ② 一说这方面的史料，力秦桧擅政时所焚灭。 “进帖子词”之类的应酬事，③人家也求到了她的名下，她不得不越俎代扈替 人撰写《帖子》，即使这样她也不肯为秦桧之兄秦梓捉刀代笔，为此得罪了这个因缘其弟之势而得志的小人，使得清照被当事者以菲薄的报酬所打发。 此事的来龙去脉，详见于本书第二章的“捉刀代笔依人意……”一节。 可以进一步对比出清照好恶的还有一件较典型的事例，即同样做过宰相 的两个人，一个是赵挺之，一个是秦桧，虽然前者也曾使清照感到“炙手可热心可寒”，但她在文章中涉及到他和他的夫人时，清照总是尊称为丞相， 对其婆母也是大夫人长大夫人短的口气极为亲切，①特别是对赵挺之丝毫不记其前嫌；对秦桧则大不相同，虽然他两任宰相共达十九年，比赵挺之身居相 位时间长得多，但清照却只字不提，在这里，沉默就是异议，甚至是抗议！ 这一切均可昭告后人，清照虽与秦桧一家稍有亲故，但实际关系却是对立的、 甚至是相当紧张的，因为他们一方是嫠不恤纬、惟国是爱的忠草赤子，另一方则是卖身投靠家国之仇敌的佞人。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主不仅是一个近“污泥”而不染的脱离了低级趣味、 品格高尚的人，在思想襟抱、文学造诣等诸多方面，她还堪称亘古女杰一清 照！ ③ 《续资洽通鉴》卷一二六。 ① 《后序》。 附录一赵明诚传一、家门状况 （一） 父母及同胞兄妹之简况 赵明诚的祖父名元卿，曾官北京（大名）①，其父名挺之，字正夫，谥号清宪，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进士上第②，《宋史·赵挺之传》记其事颇生动翔实，但限于篇幅，兹摘要复述如下： 他大致是这样一个人：在其上司贪图财利，不能及时将皇帝的赏钱下发，被激怒的士卒手持棍棒冲进官府时，其他大小官吏都吓跑了，赵挺之却敢于 坐在堂上，问明情况，立即将赏钱发给士卒，却惩治了领头闹事的人，此事便很快得以平息；对于关乎民生安危的水文地理方面的事情，他也曾发表过 正确见解；在德州通判任上因推行王安石变法而与苏轼、黄庭坚结怨；在出使时，尚能力争保持大国尊严，并能顺应皇帝“不与四夷生隙的“息兵”之 策；在与蔡京共事时，或“屡陈其奸恶”，或“请去位避之”，不因其对自己有荐举之功就与蔡同流合污。应该说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一种政治品格， 但《宋史》本传却谓其“与京争权”。此说即使有某种依据，亦恐欠公允。 因为在与蔡京的关系方面，赵挺之是占理的，其与蔡京的矛盾主要是出于对 其恶行的抑制。赵挺之与苏拭之间的矛盾虽然有所不同，但史家的是苏非赵亦不尽可取。可以说赵挺之还是一个较有胆识和作为的官吏，其被史家非议， 主要当是因为他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推行者，为此得罪了司马光、苏轼和其他与变法不能两立的朝臣。在其本传中没有提到的赵挺之在对待亲家李格非 和儿媳李清照事，虽有不近情理之处，但也与他们所持政治见解不同有关。 此外还有一些记载，说明赵挺之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其中的一则曰：赵清宪侍父官北京时病利，逾月而死。将就木，忽有京师递角至，发之无文书，但得侯家利药一帖，以为神助，即抉口灌之，少顷复苏。遣人入京扣奏邸吏。盖其家一子苦泄利，买药欲服，误以入邮筒也。又尝病黄疸，势已殆。有妪负小盝至门，家人问：“所货何物？”曰：“善烙黄。”呼使视之，发盝取铁匕烧热，上下熨烙数处，黄色应手退。后为徐州通判，罢官将行，又以利疾委顿。素与梁道人善，其日忽至，问所苦，曰：“无伤也。”命取水一杯置案上，端坐毗之，须臾水跃起如沸汤，持以饮赵，即时痛止。公心念无以报，但有高丽银盂，欲赠之，未及言，道人笑曰：“高丽银与 铜何异？不须得。”长揖而出，追之不及。①另一则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赵相挺之使虏，方盛寒，在殿上，虏主忽顾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盖阉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药，色正黄，涂挺之两耳周匝而去，其热如火。既出殿门，主客者揖贺曰：“大使耳若用药迟，且拆裂缺落，甚则全耳皆坠而无血。”扣其玉合中药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药市中亦有之，价甚贵，方七直钱数千。某辈早朝遇极寒，即涂少许。吏卒辈则别有药，以狐溺调涂之， 亦效。” 以上记载虽有明显的荒诞之处，但其旨当是为了说明赵挺之吉人自有天① 洪迈《夷坚乙志》卷九，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② 《石林燕语》卷三载：挺之系熙宁三年，叶祖洽榜进士。（陈按：是年约三十一岁）。 ① 洪迈《夷坚乙志》卷十四。 相，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非常人可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值得玩味 的是这些记载竟出自离赵挺之生活的时代很近的、知名度很高的人物的手笔，可见赵挺之的口碑有很不错的一面。 赵挺之虽然也善书法，但成就远不能与苏拭、黄庭坚相比。《书史会要》 卷六仅留其名而已。《中州金石记》卷四载有《韩宗道墓志》，元符二年七月立，曾肇撰，赵挺之正书，在许州。终其一生无文集传世，有诗四首，分 别见于《宋诗纪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天台集续编》、《绍熙云 间志》。 明诚之母郭氏，东平（今属山东）人，她的父亲郭概“法家者流，遍历 诸路提点刑狱，善于择婿。赵清宪、陈无己、高昌庸、谢良弼名位皆优”①。 看来郭氏前半生是妻因夫荣，后又母由子贵。其本人虽谈不上有什么事功， 但有两件事却值得一提，一是：赵正夫丞相薨，车驾临幸，夫人郭氏哭拜请恩泽者三事：其一乃乞于谥中带一“正”字，余二事皆即许可，惟赐谥事独曰“待理会”。平时徽庙凡言“待理会”者，皆不许之词也。正夫遂谥清宪。 ①可见郭氏与其“法家者流”的父亲颇有相似之处，就是在皇帝面前她也 敢于争名争利，甚至提出了皇帝“不许”的非份之请。二是：政和元年五月丁亥，诏除落观文殿大学士特进赠太师（陈按：当为司徒）赵挺之责降指挥，从 其妻秦国太夫人郭氏奏请也。②郭氏的这些举动当非出于自身考虑，倒很可能是“夫死”“从子”之所“想”，也就是一切着眼于其子女的前途，所以她深得晚辈爱重。她卒后先 殡金陵，在金兵紧逼，形势极端危急之时，其子女还将她的遗骨迁往皇州。 但遗憾的是不管在哪里，恐怕最终未能与其夫袝葬。 《宋宰辅编年录》载赵挺之长子曰存诚、次子曰思诚、三子曰明诚。此 与翟耆年云明诚“大丞相挺之之季子”③说相合，兹从是说，而不从它说④。 存诚于徽宗时登进士第，历任校书郎、秘书少监、广东安抚使等。思诚先以 父荫封秘书少监，历任中书舍人等职。 赵明诚是否有胞姊尚不得而知，只知其有妹，“妹婿任兵部侍郎”，建 炎三年“从卫在洪州”⑤。 （二） 苏轼、赵挺之交相攻讦之始末大约在赵明诚五岁时，其父赵挺之通判德州，奉行王安石新法。是时，①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四部丛刊续编本。 ①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 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③ 见《籀史·赵明诚古器物铭碑》，作者翟耆年系明诚表甥，其说可信。 ④ 洪迈《客斋四笔》谓明诚为清宪丞相中子，疑误，不从。 ⑤ 李清照《后序》。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则加以抵制，不把赵挺之放在眼里。不久挺之召试 馆职①，苏轼竟说：“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为此“挺之深衔之”②，也就是说从此苏、赵间结下了怨仇。苏轼把他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 发泄到执行者赵挺之身上，赵就对苏进行报复。应该说矛盾主要是由苏轼挑起来的，特别是其门人黄庭坚对赵挺之简直搞了一些恶作剧，比如哲宗元祐 元年（1086 年），明诚六岁时，赵挺之与黄庭坚为同僚，黄因赵是鲁人“意常轻之。每庖吏来问食次，正夫必曰：来日吃蒸饼。一日聚食行令，鲁直（黄 庭坚字）云欲五字从首至尾各一字，复合成一字，正夫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鲁直应声曰：来日 正整。叶正夫之音，阖座皆大笑。”③《山谷 先生年谱》云：“苏轼言：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提举官杨景棻之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为 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法，必致星散，公文来往，士人传笑云云。” 苏、黄这样做，不管是谁都是难以容忍的，何况当时的赵挺之还是一个热血 男儿！当然这不是说赵挺之日后的做法都是在理的，相反，赵对苏的还击，有时远远超出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比如元祐二年明诚七岁时，赵挺之迁监察 御史，“至是劾奏轼草麻（指苏轼起草的诏书）有云：‘民亦苏止，，以为诽谤先帝。”④元祐二年（1087 年）十二月“丙午，赵挺之奏：‘苏轼学术， 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⑤“翰林学士 兼侍读苏轼，罢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轼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历言：‘今功罪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 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恐宫成衰乱之渐。’当轴者恨之，赵挺之、王觌攻之尤甚。轼知不见容，请外，故有是命。”① 元祐四年五月，“太皇太后忽曰：‘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宰执愕立相视。”范纯仁、刘挚、吕大防为之剀切说情，太皇太后弗听而曰：“山 可移，此州不可移也！”意谓定将蔡确贬谪到新州那样的荆棘丛生的边远之地。此次蔡确被贬的罪名主要是因为“确本出王安石之门”。所以此时知杭 州未行的苏轼不无得意地“密疏言，‘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损。谓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后 特加宽贷，则仁孝两得矣。’太皇太后善其言而不能用。”为蔡确之事，受连累的变法派人物计有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赵挺之等七十余人，苏 轼则为之推波逐澜。在赵、苏长期较量过程中，前者单枪匹马的时候多，后者则不然。无论是前、后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李格非、廖正一，还是与苏 轼并非正式师生关系的陈师道②，他们对赵挺之的厌恶程度往往令人难以理解。以陈师道为例，《朱子语类》类一三○和《续资治通鉴》卷八七详略不①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唐制宰相四人，首为太清官使，次三皆带馆职。”宋沿唐制，凡在史馆、 昭文馆、集贤馆等处供职，自直馆至校勘，均称馆职。 ②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 ③ 《挥麈录》卷四。 ④ 《宋史·赵挺之传》。 ⑤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 ①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② 在苏轼任颖州太守时，曾想收陈师道为弟子，陈以“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曾巩）”，加以谢辞。 同地记载了同一件事，前则曰：陈无己（师道一字履常，一字无己）、赵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陈为馆职，当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御寒气，无己只有其一，其内子为于挺之家假以衣之。无己诘所自来，内子以实告，无己 曰：汝岂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冻病而死。 后于上述记载约六百年的另一史料是：秘书省正字陈师道，性孤介，与赵挺之为友婿，而素恶其人。适预郊祀，天寒甚，衣无绵，其 妻就假于挺之家，师道问所从得，却去，不肯服，遂事寒疾，乙卵，卒①。 陈师道对赵挺之厌恶到宁可中寒疾致死，也不肯穿他赵家衣服的程度， 看来绝不单纯是因“性孤介”的缘故。原来，陈师道不仅蒙有苏轼的荐举之恩，又对黄庭坚诗爱不释手，与陈与义并列黄庭坚之后，是江西诗派的三宗 之一。除了这种师生关系，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当是他们均为新法、新派的坚决反对者。陈师道不仅素恶赵挺之，他对章惇也同样不买帐。章执政时， 曾托秦观致意，只要陈师道诣章相见，便打算荐举，陈则拒不谒见。更能说明陈师道所属政治派别的是这样一件事，那还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朝廷用 王安石经义之学取士，陈师道宁作布衣，也不参加这种考试。由此可见，在人事关系方面，赵挺之长期为其所拥护的、王安石等人所推行的新法背黑锅、 遭嘲弄。 苏轼在对付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赵挺之等变法派的中坚人物时，可 谓无所不用其极，而上述王、吕、章、赵等也不是等闲之辈，前三人不必说了，仅以赵为例，由他参与给朝廷的一项“建议”，不仅最终将苏轼、黄庭 坚等人打入元祐党籍，还不惜搭进了自己的亲家和儿媳。这就是：“挺之为中丞，与曾布比，建议绍述，排击元祐诸贤，由是进居政府。”②关于这条史料，特别是其中“建议绍述”之事，曾在前面《李清照评传》第一章的“以 信史为依托”一小节中，已作过评说，这里不再赘述。诚然，“建议绍述” 的大主意并不是赵挺之，而是先于他执政的曾布所出，但赵在排击元祐党人 方面不遗余力、毫不手软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的古训。在时跨两宋，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新旧党争中，赵挺之等人活象一只“欲取蝉”的“螳螂”，纵然“吃” 掉了苏拭及一大批与其有关的文人，但这位“清宪”丞相，不仅在其谥号中 没能混上个“正”字，他最终还是被“在其傍”的、犹如政治“黄雀”的蔡京之流所算计。一言以蔽之，发生在公元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的宋朝廷 的这场大争斗的结果，“好人”几乎是两败俱伤，却便宜、甚至酿成了蔡京这类侵人的得势，从而导致了金兵南犯、“靖康之变”，造成了山河的破碎 和历史的倒退，为之蒙难最深的还是千千万万平民百姓。这是一种多么惨痛 的历史教训！ 对此，不幸中的侥幸是，在金人的铁蹄彻底踏碎毁灭人才的“元祐党人 碑”之后，随着徽、钦二帝的“北狩”和蔡京的南谪，年轻的宋高宗不但不再为什么“党争”所左右，还能把精力放到“中兴”的事业上。虽然在对待① ②《续资治通鉴》卷八七战和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算盘，但也有不得已而顺应时局的一面，在父兄丢 掉的一度摇摇欲坠的皇帝宝座上，他扮演的不全是反面形象，特别是在对待当年在“党争”中势不两立的两派人物的子孙后代时，这位小皇帝基本上做 到了一碗水端平，在赵家子弟受到朝廷重用的同时，苏门后代也未曾被冷落。 当年赵、苏的争斗未再殃及子孙，其中赵明诚的表现尤为大度。 二、名实相副的“贵家子弟” （一） 名·字·生辰赵明诚，字德父，见于刘跂《〈金石录〉后序》、李清照《后序》。刘 跂《学易集》、洪迈《容斋四笔》、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德甫”，当因“父”、“甫”通假均作为对男子的美称之故。翟耆年《籀史》、洪适《隶释》、王明清《挥麈录》等作“德夫”，“夫”字疑误，一则因其作为 对成年男子的通称，与“父”、“甫”之义有别，二则因明诚之父赵挺之字正夫，对于“夫”字，其子当有所讳，三则明诚长兄存诚，字中甫、次兄思 诚，字道甫，都不作“夫”。至于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作“赵减之”、《学易集·题古器物铭》诗作“得甫”，显系疏误所致。看来其确切 称谓应该是，赵明诚，字德甫。 据李清照《后序》云：“余建中辛巳（1101 年），始归赵氏……侯（指 赵明诚）年二十一。”是年李清照十八岁①，以之上推，可知明诚当生于北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 年）。 （二） “金石”之好与家学渊源赵明诚对于金石之学的专注，可谓幼而好之、终生不渝，他曾说：“余 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金石录〉序》）。不仅如此，赵家久富收藏，早在明诚五岁时，黄庭坚等曾于赵挺之官舍“观古书 帖甚富”②。《金石录》卷三十《唐遗教经跋尾》云：“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独此经最为旧物，盖先公为进士时所蓄尔。”明诚九岁时，侍父官徐州，得 隋化善寺碑，尝记云：“右隋化善寺碑，在徐州……余元祐间侍亲官彭门，时为儿童，得此碑，今三十余年矣。”③绍圣四年（1097 年），明诚十七岁 时，其父权吏部侍郎，明诚随父官京师，其《唐起居郎刘君碑》跋：“刘氏世墓在彭城丛亭里，绍圣间，故陈无己学上居彭城，以书抵余曰：‘近得柳 公权所书刘君碑，文字磨灭，独公权姓名三字焕然’，余因求得之。”④其《汉重修高祖庙碑》跋：“余年十七、八时，已喜收蓄前代石刻，故正字徐人陈 无己为余言，丰县有此碑。托人访求，后数年乃得之。”⑤元符元年（1098年），赵挺之试中书舍人兼侍讲，明诚在京师得玉玺摹本，其《玉玺文》跋 云：“右玉玺文，元符中咸阳所获传国玺也。初至京师，执政以示故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凡二本，以其一见遗焉。”①据李清照《后序》记载：赵明诚二十一岁、在太学作学生时，每半月必 定告假到相国寺购置碑文石刻，归与新婚之妻的她“相对展玩咀嚼”，其乐无穷。《金石录》卷一四《汉从事武梁碑》跋云：“余崇宁初，尝得此碑，① 李清照当于其十八岁那年的六月到十一月之间出嫁。考索过程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②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集》卷二十八《题乐府木兰诗后》。 ③ 《金石录》卷二二。 ④ 《金石录》卷三○。 ⑤ 《金石录》卷三○。 ① 《金石录》卷一三。 爱其完好，后十余年，再得此本，则缺其最后四字矣。”崇宁初明诚新婚不 久，是时约二十二岁，经济尚没有独立，还有依靠家庭的供养读“太学”，等到有了经济来源后，遂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清照《后序》详记其 事云：（明诚）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侍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 不能自己。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 赵挺之为相时，书学博士米芾曾于其家观蔡襄进谢御赐诗卷并跋之云：“芾于旧翰林曾观有刻，今四十年，于大丞相天水公府始睹真迹。”又据《金 石录》卷一《汉任伯嗣碑阴》：“大观初，获此碑，置于记水辇运司廨舍壁间。余闻其碑阴有字，因托人讽邑官，破壁出之，遂获此碑。”得此碑当在 其父出事的前夕，跋文在后。 （三） 侍父漩学的少年时代赵明诚有一位明法度的“法家者流，遍历诸路提点刑狱”的外祖父，其 母郭氏出嫁前，很有可能随其父母“遍历”各地，这样的经历，不仅与养成其自身性格有关，日后对其爱子明诚看来也有明显影响，他那种“穷遐方绝 域”搜集金石碑刻的劲头，很可能与其眼界开阔的母子有关。从其父赵挺之的行实看，明诚五岁那年，就有随其父母居住在德州通判官舍的可能。在那 里他开始接触金石之学，其父将自己收藏的“古书帖”，拿给黄庭坚、石辅之、柳仲远观赏①，此时小明诚在旁自然可得大饱眼福，说不定他对金石的浓 厚兴趣正是从此时开始培养起来的。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春夏之交，赵挺之始任秘阁校理，是时年甫六岁的小明诚当随其父母来到京城。赵挺之的 官职升迁了，但他仍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尝说“来日吃蒸饼”，为此曾受到黄庭坚等人的戏弄。这类不愉快的事赵挺之不会从官场带回家里，但 其生活习惯却可能对其妻、子产生良好的影响，这一点李清照在其《后序》 中多次有所涉及。 明诚八岁时，他的外祖父郭概由离京城很近的知濮州任往夔州（今四川 奉节一带）提点刑狱②。此事不仅意味着这位善择婿的老泰山要远离京畿一带的亲人，还由一个主持州政的官员而专管司法和刑狱，岂非左迁！在外祖父 之蜀的第二年，也就是明诚九岁时，自家则遭到了更大的变故，其父因不论蔡确，罢监察御史，出通判徐州，小明诚遂“侍亲官徐州”，在彭门所得《隋 化善寺碑》，很可能是他平生第一件独力收藏，所以时隔三十余年还记忆犹 新。③。 在本章第二节曾提到，在赵明诚十七、八岁时，陈无己曾两次为他提供 碑刻线索。这位徐州陈无己与其连襟赵挺之一向怨隙很深，那么为什么对明诚颇为友好呢？解释只能是——明诚性情宽厚并能不受骨肉亲情和不同政见① 黄庭坚《题乐府木兰诗后》、《题绛本法帖》，见《豫章黄先生集》卷二十八。 ② 《后山诗注》卷二，四部丛刊本。 ③ 《金石录》卷二○。 的干扰，具有可贵的学术品格，正如陈无己《与鲁直书》所云：“正夫有幼 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①。 这就是少年时代的赵明诚！ （四） 福祸相倚的青年时期由《宋史·赵挺之传》云其“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可见时间很短赵 挺之就得以升迁了。到明诚十一岁时其父又回到了京都并任国子监司业、十三岁时其父出为京东路转运副使。赵挺之的这段经历虽不见于其本传，但晁 补之的《送赵正夫京东漕》诗②可作旁证。假若仍然是高太后听政的话，赵挺之这一去的下文就得另行措辞了。但恰恰在这个时候高氏谢世，哲宗亲政后 任用曾是王安石亲信的章惇为相。章惇与赵挺之的关系，类似于苏轼所云他与秦观等人的“同升而并黜”的关系。所以赵挺之任京东转运副使只有数月， 即于绍圣元年复入为国子监司业。从史书上看，罩挺是一个毁多于誉的人物，赵挺之受其引用，自然也会招致非议：赵挺之为中丞，公（按指任伯雨）言：挺之始因章惇进，既谄事蔡京、蔡卞，及卞黜责，又谄 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故士论以其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③上述引文中的“移乡福建子”，意谓赵挺之所“谄事”的人，除了曾布 是南丰（今属江西）人外，其他都是福建人。巧合的是约三十年后，金人鞭长莫及的、作为哺宋大后方的福建，竟千真万确地成了赵家的归宿之处，困 有“泉州赵相家”之说。这当然是后话。 从明诚十四岁赵挺之转任京官后直至病卒，其后期仕途虽有所起伏，但 他未再离开过京都。从赵明诚十七岁前后到他二十六岁，约十年的时间其父之官运可谓亨通难阻。崇宁三年（1104 年）明诚二十四岁时，赵挺之与蔡卞 等五人竟“备转三官”①，也就是连升三级。家门荣耀到如此程度，赵明诚作为“贵家”之“爱子”，其社会地位显赫到何种地步是可想而知的。可取的 是那时的赵明诚不但不是纨绔子弟②，还是一个性情宽厚、少年老成的学者。 惟其如此，使他倾心的是另外一种人物和事情。恰在此时，从其原籍“东郡” 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一出现在汴京，赵明诚旋由少年老成一变而为春心勃然，寝食不安。这个人便是李清照。 李清照到汴京不久，其诗词之名相继在士大夫圈内引起轰动。这无异于 在“春潮”激荡的赵明诚心中，投下了一颗分量很重的石子。一石激起千重浪，其内心再也难以平静，他终于想出了既不轻佻，又能很快奏效的一招。 于是就在偌大的汴京盛传着这样一个神秘而有趣的“昼梦”：赵明诚幼时，其父将为择妇，明诚昼寝，梦诵一书，觉来惟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己脱，① 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十。 ② 晁补之《鸡肋集》卷一五，涵芬楼影明本。 ③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续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① 《续资治通鉴》卷八九。 ② 《后序》谓其“衣綀（粗丝）”，可见其不穿细丝织成的衣着（纨绔）。 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为解曰：“汝待得能文词妇也。‘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己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李翁以女女之， 即易安也，果有文章。③笔者虽然并不相信此类小说家言，但它能得以流传至今，正是因为赵、 李两家既门当户对，男女双方又两厢情愿，所以，赵明诚的梦想很快变为现实，他得天独厚地作了这位大名鼎鼎的“词女”李清照“之夫”。 在旧时代男子的心目中，平生得意之事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 时”，青年时代的赵明诚，仿佛命中注定轻而易举地获取了人生难得的种种“赏心乐事”。如果说上引《宋史》列传提到的赵挺之，在对待人事、天灾 所表现出的果敢和睿智，大可使少年赵明诚为之自豪的话，那么在他十八岁时，其父赵挺之一身而为试中书舍人兼侍讲，更会给刚刚步入青年时代的他 带来一般人难以奢望的荣华富贵。时过一年，在其父担任贺北朝生辰使时所发生的前引两件事，更可能使早已成了“倚云栽”的“红杏”的赵挺之的仕 宦生涯，增添一种新的义举壮采。那种颇有传奇色彩的事情，往往可能给一个人，甚至一家一姓带来某种声誉。赵明诚有这样一位父亲，在当时很可能 给他带来许多好运，何况从赵挺之给儿子圆梦的事情上看，当时的他在对待“老”儿子的婚事上，颇有一点“民主”意识、相当尊重儿子的意愿，只有 他全力支持，这对有情人才能那么快地得成眷属。 赵明诚婚姻的美满，不仅仅是他象当年的欧阳修那样，迎娶了一个“弄 笔偎人久”①的娇嗔可人的新娘，更在于这不是一位一般的令人中意的新娘，她不仅理解、尊重丈夫所酷爱的事业，更能全身心地为其“笔削”以至续成 完壁，从而使被一般人看来极为艰深的金石之学，变成了一件趣味横生的乐事。有关赵、李夫妇间的亲情笃厚和共事之乐，在李清照为《金石录》所写 的《后序》中有着淋漓尽致地描写，这已经详见前《李清照评传》第五章第四节《“文情并茂”的〈后序〉》。 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在赵、李合卺刚刚一年之际，由于逐渐升级的新、 旧党争株连，李清照不得不离开汴京回归到其父母胞弟所在的原籍明水。一对美满的夫妻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活活拆散。面对如此巨大的不幸，看来赵明 诚除了屈从，恐怕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尽管在诀别之际，两个人会同样“举手长劳劳”，不忍遽别。一旦离别后，李清照独自担荷着难以言传的苦痛无 法化解，其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而赵明诚则由“太学生”而“出仕宦”，又当上了鸿胪少卿，直到大观元年（1107 年）其父被罢病卒前，赵明 诚没有经过大的政治风浪，也未曾离开过汴京丞相府邸，几乎是十年如一日地过着名副其实的“贵家子弟”生活，正如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所云：《后序》的“出仕宦”，洪迈撮述作“从宦”，可知“出”当训“出而仕矣”之“出”，非外任之谓，细玩此段所记，“出仕宦”的地点显然就在汴京，故能传写政府馆阁中诸未见之书。元伊世珍《琅嬛记》：“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 词曰：‘红藕香残’（下略）”俞氏《事辑》亦引此条，列在“适太学生赵明诚”之后，近人作《李清照论》，也说“赵明诚和清照这时有着小别，原因是明诚靠了父亲的势力出去做官，李清照所作的③ 《琅嬛记》中引《外传》。 ① 欧阳修《南歌子》（凤髻金泥带）。 许多怀人的词，我们相信有一部分即写成在这时候。”实则这个事实全出虚造，绝非真实： （一） 细玩此词非类送别之作，“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以及“云中谁寄锦书来”明明是别后相思，不得为送别之作，（二）“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离去的应该是清照，不是明诚，（三）结缡时明诚在太学作学生，用不着负笈远游，结缡后二年即出仕宦，更不须负笈，何况仕宦地点即在汴 京，《后序》亦有交代，此传说所以发生，实误解一“出”字。 无疑当官（出仕宦）、继而担任主管朝祭礼仪之赞导的鸿肿寺卿副手的 鸿胪少卿，这种清要之职①才是赵明诚的实际处境，而他的父亲赵挺之在李清照被迫走出汴京赵府之日，恰恰成了他再三升迁之时。从清照十八岁初嫁至 二十二岁，五年之间，赵挺之由吏部侍郎，递迁为吏部尚书、尚书右丞、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特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宋史》本传谓其：“乞 归青州，将入辞，会彗星见，帝默思咎征，尽除（蔡）京诸蠹法，罢京，召见挺之曰：京所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进，仍为右仆射。”赵挺之在与蔡 京数年的明争暗斗中，这一次因“彗星见”使其反败为胜，地位陡升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时清照的父亲李格非的处境与赵挺之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能否在原籍明水隐居下去都很难说，一不小心就有被远谪和编管的可能。基于赵、李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其思想感情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清照以悲 苦无似的《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时，他废食忘寝三日夜写了五十阕，竟没有一句堪与清照所作匹比。这不光是因为他词才不及其妻，主要当是因为二人 的心情大不相同所致。在纳妾易于翻掌、把妻子当作需要随时更换的衣服的封建社会，赵、李的分别给清照带来的绝不会有什么好事，这在《李清照评 传》第四章第三节《传写心曲的身世词》中有所涉及。此不赘。 大观元年（1107 年）正月，蔡京复左仆射之职；三月，赵挺之被罢右仆 射，授特进观文殴大学士佑神观使。五日挺之病卒，在徽宗车驾幸临其门时，尽管赵妻郭氏哭拜请恩，也不准许在其谥号中带一“正”字，只以“清宪” 为谥。这当是赵家要出事的先兆。果然，挺之卒后三日，立即受到了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狱具①，家属遣归，挺之被夺 赠官，其详情大致如下：七月，故观文殿大学士特进赠司徒赵挺之，迫所赠司徒， 落观文殿大学士。始挺之自密州徙居青州，会蔡京之党，有为京东监司者，廉挺之私事，其从子为御史，承旨意言：挺之交结富人。挺之卒之三日，京遂下其章，命京东略都转运使王旉等置狱于青州鞫治（审讯）。俾开封府捕亲戚使臣之在京师，送制狱穷究，皆无实事，抑今供析，但坐政府日，有俸余钱，止有剩利，至微，具狱进呈。 两省台谏文章论列：挺之身为元祐大臣所荐，故力庇元祐奸党，盖指挺之尝为故相刘挚援引也。遂迫 赠官，落职。①仿佛应了那句“恶有恶报”的话，当年赵挺之参与曾布、蔡京等人“穷 究”元祐党人之事，连对自己的亲家和儿媳也毫不留情，到头来却落了个“力庇元祐奸党”的罪名，莫非当时真是“政治斗争无是非可言”？以上史料可 以确证，蔡、赵多年倾轧的结果，以赵挺之的亡故告终，其家属则受到了长① 此系皇帝赐予宰辅大臣子弟的一种荣誉职务。 ① 狱具：判罪定案。 ① 《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 期株连。 三、“屏居”笃学的青州时期 （一） “屏居”青州而非诸城据《宋史》本传云赵挺之得以膺任宰相之一，是与独相蔡京的力荐有关。 及至蔡、赵二人一度成了徽宗的左右手，对于蔡京的奸佞之举，赵挺之不但没有助纣为虐，还曾“屡陈其奸恶”，使蔡京的所作所为受到一定抑制。但 最终赵挺之还是败在了善于结党营私的蔡京手中，在其连被罢带病卒八天之后，蔡京竟对赵家及其亲旧兴大狱治罪约三、四个月之久，惟因查无实据， 不得不于大观元年七月具狱，此后，挺之遗郭氏与其三个儿子、儿媳、女儿（未出嫁的话）等所有家眷，就有相将离京回乡的可能，但赵家彻底离开汴 京当在大观元年冬末或二年初春。对于此事，李清照只云：“后屏居乡里十年”②，没有明确言及“屏居”之地与起止时间。后不少沦者想当然地认为赵 明诚偕李清照回到了其原籍密州诸城，并因此出现了一些掌故。这些掌故一无真实可言而亟待驳难：其一，四印斋刻《漱玉词》附录诸城王志修《易安居士画像题词》注：“石高五尺，玲珑透豁，上有云巢二隶书，其下小摩崖刻辛卯九月德父易安 同记，现置敝居仍园竹中。”“辛卯”是政和元年（1111 年），此时赵、李屏居于赵挺之所置青州私第（证据下详），其物何以置于诸城王志修“仍园 竹中”？显系附会。 其二，四印斋刻《漱玉词》前附《易安居上三十一岁之照》及明诚题词：“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甫题干归来 堂。”王鹏跋云：“易安居士照，藏诸城某氏，诸城古东武，明诚乡里也，王竹吾（志修）舍人以摹本见赠，属刘君炳堂重就是帧，竹吾云：其家蓄奇 石一面，上有明诚、易安题字，诸城赵李遗迹，盖仅此云。”看来这位王志修不仅是在搞牵强附会，他既是始作伪者，又是以讹传讹者。王鹏运轻信此 辈，致使讹误在更大范围内流传，后世据王本所刊载的所谓“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像主竟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大锛儿头，这副尊容实在无法与清照 的名字连系在一起。笔者每逢看到这帧“小照”，心里总是很不舒服，很为易安俊俏的面容被损伤而抱屈。今天看来，此“照”及所谓明诚题词之伪迹 并不难识破。一则画中衣饰不类宋人，且彼时把画像称作“照”，亦很令人费解；二则甲午系政和四年（1114 年），此时有充分根据说明明诚夫妇在青 州而不在诸城。“归来堂”系赵、李在青州的书房而绝不在诸城。对“归来堂”的来历，在本书第二章第五节的“归来堂中读书乐”中已作了考索，从 而可以断定所谓“政和甲午新秋德甫题于归来堂”，及“归来堂旧址，乾隆间同邑李氏改名易安园，今亦荒芜矣”①云云，均为伪造。 其三，1957 年第 3 期《文学研究》曾刊登所谓《诸城县署所藏之清照小 像》及题跋云：“像旧藏诸城县署楼中，贮以竹筒，今为邑人裴君玉樵所得，按易安嫁赵明诚，明诚诸城人而家于青，此图在诸城固宜。画笔古雅，其为 当时真本可知”，又云：“此像系作者在刘半农先生语音乐律研究室旧藏照片中找得”，此类煞有介事的说法，同样是不可信的，笔者在欢迎原作者的② 《后序》。 ① 王志修《易安居士画像题词》注。 自我否定之说①的同时，又以下述两方面的资料，进一步证实赵、李屏居青州 之说：一是，李清照《后序》有云：“归来堂起书库大橱”、“青州故第尚锁 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由此可见“归来堂”在青州而不在诸城。 二是，史称“挺之自密州徒居青州”②、“明年（崇宁五年）春，（挺之） 数乞归青州私第”③。赵挺之本是密州诸城人，何时徒居青州，史无明载，但据笔者推断，赵家的徒居当与彼时的朝政、人事背景有关。赵挺之和苏轼政 见不同，赵行新法，苏循旧制。苏在赵的原籍密州任州官约二年，与当地许多人交往颇深，而赵挺之与苏轼之间则几近不共戴天。苏轼被列为元祐奸党 遭遇很惨，此咎虽然不能由赵挺之一人承担，但他的政敌苏轼恰恰是自己父老乡亲的“父母官”，他本人很可能因此而感到难见桑梓，从而或于熙宁年 间，或稍后迁居他乡；再者，青州风土极佳，其云门之山体势非凡；第三，为赵挺之所服膺的新党人物吕惠卿等人，朝廷曾有任其知青之诏，这些事当 可表明，青州的人事状况可能对赵挺之家眷的居住有某种方便之处。④所以，从史事、人情等诸多方面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屏居之地应是青州而非 诸城。 （二） “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是李清照在其《后序》中，形容她和丈 夫屏居青州时期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的话。此话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试想，作为出身相门的“贵家子弟”，一下子变成乡间的平民百姓，如果没有 一定的志节是很难适应的。所谓“忧患困穷”的内涵之一，当是指蔡京对赵家的报复。挺之罢卒以后，蔡京更加有恃无恐，其长子蔡攸和次子蔡绦的权 势越来越大，而口碑甚好又有真才实学的赵家“三诚”，却长期受到株连和压抑，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官职被废黜约五、六年。这期间，存诚和思 诚一点动静都没有，而明诚的名字和事迹是借其《金石录》，特别是其妻的有关记叙流播的：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 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①① 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三：“其实画中陈设，显然是明清时代式样，并不是什么当时真本，由于明诚原籍诸城，所以遗迹遗像纷纷出于此地，今既知屏居乡里为青州而非诸城，就可肯定它们都是假的了。” 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挺之行状》。 ④ 郭氏率其子女归居青州的方便之处，还在于她的娘家是时亦家于青州。对于明诚、清照“屏居”之地应 为青州而非诸城之说，《李清照集校注》第238—239 页考之颇详。 ① 《后序》。 在逆境中，能以如此坚毅达观的态度专心致志地投身于学术撰著，这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没有远大的志向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仅就赵明诚来说，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当和他有一个能与其相濡以沫的妻子密 不可分。具体说来，这期间其成就大致有下列几项：政和元年（1111 年），大约在明诚偕妻屏居青州的第四个年头，他曾亲 至泰山访古碑，得“唐登封纪号文”碑，跋之曰：“右唐登封纪号文，凡两碑，皆高宗自撰并书。其一大字，磨崖刻于山顶，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 然后世颇罕传。政和初，余亲至泰山，得此二碑入录焉。”①政和三年，嘉鱼县碍楚钟，跋之曰：“右楚钟铭，政和三年获于鄂州嘉 鱼县以献，字画奇怪，友人王寿卿鲁翁得其墨本见遗。”②政和六年，《金石录》卷一二：“右齐侯槃铭，政和丙申岁安丘县民发 地得二器，其一此槃，一此槃也。”（按： ，读作 yí，古代盥器，与槃合 用，以倒水，持槃承之。） 经过多年的亲访广集，至政和七年（公元 1117 年），《金石录》③已初 具规模。这是一部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一部研究金石之学的专著。著录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二千种， 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按时代顺序编排，每一目下注年月和撰书人名；后二十卷以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加以辨正，共跋尾 502 篇。考据精审，对两《唐书》多所订正。此系研究古代金石刻必资之书，古人极为推重：“赵君之书，证据见谓精博”④、“大略如欧阳子书（指欧阳修《集古录》），然诠叙益条理，考证益精博”；”（明诚）文笔最高，《金 石录》“煞做得好”⑤、“惟此书（指《金石录》）跋尾独不然（意谓《金石录》跋尾无‘附会之过’），（明诚）好古之通人也”⑥。对于《金石录》是 一部什么样的书，虽然从赵明诚到现今常见的工具书中均有所评介，但这些文字不是难以找见，就是过于简略，为了避免读者的翻检之劳而又能对此著 有个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以下拟征引两篇有代表性的重要序文①。 一、赵明诚《〈金石录〉序》：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于是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上自古代，下讫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夷狄，所传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钟鼎簠簋（按：簠簋，读作 fǔguǐ，古 代食器），尊敦甗鬲（按：甗鬲，读作yǎnlì，古代炊器）盘杅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① 《金石录》卷二四。 ② 《金石录》卷一一。 ③ 关于《金石录》的版本，计有：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十卷等多种。此书约于绍兴十三年前后，由清照表进于朝。朱熹撰于绍兴二十六年的《家藏石刻序》谓：”来泉南，又得东武 赵氏《金石录》”。 ④ 洪适《隶释》。 ⑤ 《朱子语类》卷一三○。 ⑥ 《文献通考·经籍考》引陈振孙言。 ① 《金石录》的另一篇重要序文系李清照所写《后序》，对此，《李情照评传》已设专门章节加以评介。 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几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而仅存者，略无遗矣。因次其先后为二千卷。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为《金石录》三十卷。至于文词之嫩恶，字画之工拙，览者当自得之。皆不复活。呜呼！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千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耳。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二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是书之成，其贤于无所用心，岂特博奔之比乎？辄录而传诸后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补焉。东武赵明诚序。 这篇自序写得何等好啊！读后一则对明诚之为人会有进一步了解，再则 更可以理解清照为什么对明诚那么深情和爱重！当然，从这篇序文中隐约可见清照的“笔削”痕迹，亦可见其夫妻的共同志趣和文风的潇洒幽默。是序 所征引的《论语·阳货》关于博弃的见解，后来清照所写的《打马赋》中复加隐括，由此可见其志趣之相投和见解之深刻！ 二、刘跂《〈金石录〉后序》：东武赵明诚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效欧阳公《集古》所论，以考书传诸家同异，订其得失，著《金石录》三十卷，别白抵牾，实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观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纸札，转相誊写，弥久不能无误。近世用墨板模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无别本是正。然则誊写模印，其为利害之数略等。又前世载笔之士，所闻所见，与其所传，不能无同异，亦或意有轩轾，情流事迁，则遁离失实，后学欲窥其罅，搜抉证验，用力多，见功寡，此雠校之士，抱椠杯铅，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经典及医方，或谓经典同异，未有所伤，非若医方能致寿夭，陶弘景亟称之，以为知言。彼哉卑陋，一至于此。或讥邢邵不善雠书，邵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且别本是正，犹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讹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当时所作，身与事接，不容伪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郑重，以遗来世，惟恐不远，固非所以为夸。而好古之士，忘寝废食而求，常恨不广，亦岂专以为玩哉？余登太山，观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迁所记，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积之，诸书浩博，其失胡可胜言！而信书之人，守其所见，知其违戾，犹勿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误， 其殆来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之所述，其言不雅驯，则望而知之，直差失耳。今德父之藏既甚富，又选择多善，而探讨 去取，雅有思致，具书诚有补于学者。亟索余文为序，窃获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书。政 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间刘跂序。 是序文风、文笔皆佳。对所序之书《金石录》的评价中肯可信，所云“其 言厅斤”，即谓其精细明白，询为褒美得体之语。从内容看，是序与前引明诚自序衔接甚密。刘以其所观泰山碑刻，又亲自与史迁之书对照的事实进一 步阐发了“身与事接”的金石碑刻比史书确凿可靠的观点。看来刘不愧为赵的知音。俗云千金易得，知音难觅，刘、赵何以深知如此？原来刘跂是元祐 辅臣刘挚之子。刘挚即前文所引《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所云：“挺之身为元祐大臣所荐，故力庇元祐奸党，盖指挺之尝为故相刘挚援引也。”由此可 见，刘、赵两家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交和通家之谊，更是经过北宋末年新旧党争洗礼的真朋友。想来，被王安石擢用的刘挚，最初当因赵挺之希行新 法而予援引。不久刘有所变化，遂因其废弃新法而被罢，直至被哲宗远贬新州而卒。赵挺之变法的立场既没有什么大的摇摆，也没有因自己始终信奉新法而对废弃新法的刘挚落井下石。刘跂与明诚之间的情谊，可否作为挺之的 这种良好品格的见证？当然，晚辈的关系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其前人的奸恶。 明诚不但一直是一个宽客大度的好人，更是一个“忘寝废食”的“好古之士”。 对于这样的人刘跂的心许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在评价这位好友的这一重要撰著时，仅以“别白抵牾，实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观也……今德父之藏既 甚富，又选择多善，而探讨去取，雅有思致，其书诚有补于学者”数语，平实道来，十分可信，使《金石录》更可增重于世。赵明诚可谓三生有幸，其 撰著虽然因专门性太强不可能得到普及，但有刘跂和清照为其所作的两篇《后序》在，赵明诚的名字连同《金石录》将会永远彪炳于学术史册。 四、年富力强的莱、淄时期 （一） “屏居”的终结和赵明诚的复出 关于赵、李“屏居”青州的时间，眼下只能从李清照《后序》所云”屏 居乡里十年”①加以推究。赵挺之于大观元年（公元1107 年）三月被罢病卒后，既然赵家连在汴京的亲旧都被蔡京捕捉入狱，作为直系亲属赵明诚就此 身陷囹圄自不待言，就是当年被赵挺之参与罗织罪名因而被遣离汴京的儿媳李清照也肯定不得幸免。好歹如前文所交代过的，这场官司到七月份即宣告 结束。那么，出狱后，性情象是带有刚烈色彩的明诚之母郭氏，很可能携其家小尽快离开京都这个是非之地。更何况夜长梦多，说不定仇人蔡京还可能 用新的借口对赵家进行暗算。所以此时对郭氏来说，完全应了那句“走为上计”的话，这样当年底，或翌年初即可回到青州。由此后推“十年”，赵明 诚屏居结束当是在重和元年（1118 年）或稍前，其守莱州则在宣和三年（1121年）。很显然从重和元年到宣和三年，这期间如明诚仍未复出，就与“屏居 乡里十年”的说法相抵牾。上述关于“屏居”终结之年的推考无疑是合理的。 “屏居”既已终结，复官即指日可待，史实正是这样，经郭氏乞奏，早在政 和元年（1111 年）五月，赵挺之已追复其职②，明诚的二位兄长亦相继复出③。 原先在这期间唯独赵明诚的行迹一直是个谜，后来笔者写了一篇题为《对李 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的短文，通过对清照《凤凰台上忆吹萧》一词的解读，基本揭出了这一谜底。原来赵明诚在守莱之前， 即从重和元年至宣和二年（1118 年至 1120 年），曾离开过青州，出任一届知州之类的官职。这期间清照在青州独守“秦氏楼”，其《凤凰台上忆吹萧》、《点绛唇》（寂寞深闺）、《念奴娇》等词，所写的就是一种接近于弃妇的 思归心态。 （二） 莱州太守的“金石”业绩大约宣和三年至五年（1121—1123 年），赵明诚任莱州太守。在解读李 清照这一时期的作品时，笔者不能不涉及到赵、李的一些情感隐秘，从而在《李清照评传》的有关章节，曾对其至少是精神上的“武陵”、“天台”之 行以及其对清照的不应有的慢待，曾有所非议，但是，赵明诚毕竟是一个专注于“金石”而与欧阳修并称“欧赵”的这两方面的大学者，“事业”对他 的吸引力远胜于“声色狗马”。在青州是这样，到了莱州仍然如此。据李清照回忆，赵明诚在东莱静治堂时，《金石录》已初步装帧完成，里面夹有驱 除蠹虫的芸签，外面束着淡青色的丝带，每十卷为一帙（函）。公事之余，每晚校勘二卷，跋题一卷①。这期间的主要成就大致有以下几项：一是宣和三年跋《唐富平尉颜乔卿碣》云：“有朝士刘绎如者，汉阳人， 家藏汉、唐石刻四百卷，以余集录阙此碣也，辄以见赠。宣和癸卯中秋在东① 一本阙“十年”二字，惟云“屏居乡里”，看来有“十年”二字者为胜，兹取之。 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③ 赵明诚之所以晚于其兄数年复出，当与其兴趣悉在《金石录》的撰著方面有关。 ① 《后序》。 莱，重易装标，因为识之。”②二是跋《后魏郑羲碑》③云：“盖道照（昭）尝为光州刺史，即今莱州也。 故刻其父碑于兹山。余守是州，尝与僚属登山，徘徊碑下久之。”又跋《后魏郑羲上碑》云：“初余为莱州，得羲碑于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 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因遣人访求，在胶水县（今属山东平度）界中，遂模得之。”①三是《金石录》卷十三云：“右齐钟铭，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 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有款识，尤奇。最多者几五百字。 今世所见钟鼎铭文之多，未有逾此者……今余所藏，乃就钟上摹拓者，最得 其真也。”赵明诚在莱州太守任上结撰的《金石录》共“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②，所以，更大的工作量是在于广泛地搜集整理，为此他“忘寝 废食而求”，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玩好，而是为了有补于后学。要不是赵明诚亲任察访、亲自著录，在正史中并没有郑道昭擅书法的记载，其如此高 超的书艺就有被埋没的可能。呜呼！《金石录》的更大价值在哪里，其中今存实物尚有多少……弄清这一系列的问题将会成为后人的更加珍贵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 （三） 任满改官淄州城宋代官制，州守任期三年，秩满即调任。据此，赵明诚当于宣和六年前 后改任新职，也就是说《后序》所云：“连守两郡”，是指赵明诚守莱后即守淄。又据宣和七年（1125 年）十二月二日诏：“朝散郎权发遣淄州赵明诚 职事修誉，可特除直秘阁”①。看来此当系赵明诚守淄的第二个年头上的事情。 淄州辖境时大时小，唐代时大到除了几乎包括今山东全境外，尚有今河南、 安徽的部分地区。赵明诚所守之淄州，当指古邑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一带），此地离李格非早年作教授的郓城不远，他曾写诗云：“击鼓吹竽七百年，临 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②在遍地是文物的淄州② 《金石录》卷二八。 ③ 《金石录》卷二一。 ① 陈按：赵明诚所得此上下魏碑极为书法家、金石家所椎重，近已蜚声海内外，尤为日本书法界人士所酷爱。此碑洵为研究我国字体演变（碑中有数字，竟与今之简化字不谋而合）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年属耋耋的刘梅粟大师尝亲往观赏，为之赞叹不已。鉴于这一文物在赵、李研究中的特殊价值，笔者曾亲赴上下碑所在地考察。上碑在今山东平度境内的天柱山顶，磨崖刻石，北依雄峰，南面平川，峰姿突兀伟岸，视线极为开阔。碑刻书法兼具隶、楷二意，结字宽博，笔力雄劲，镌入山巅，堪称物、景双绝。下碑在今山东莱州境内的文峰山麓（此山又名云峰山，又因形犹笔架，称笔架山。天晴时，由此山可以看到郑羲上 碑所在地直南二十里的天柱山。）高 3.4 米、宽4.65 米。碑文记郑道昭（字僖伯，北魏开封人）之父郑羲 生平事略，下碑亦依山随形磨崖刻石。关于此二碑的发现和著录赵明诚可谓功高德劭，其跋中有“徘徊碑下久之”之语，可见其对此碑的爱重，亦可见其眼力之不凡。明诚著录此碑，其时在公元 1123 年。此后七百余年至清中叶的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即包安吴激赏此碑，人们竟以为这是首次发现。此事极为生动地说明赵明诚对于金石之学的贡献多么不同凡响，而赵、李在这方面的合作其意义又是多么深远。 ② 《后序》。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一二。 ② 李格非《过临淄》，《宋诗纪事》卷二七。 古城任职，对于金石学家赵明诚来说，可谓得天独厚，也是进行《金石录》 撰著的大好时机，此时与清照的关系亦大有好转。 晋陶渊明在《移居》诗中，曾把他在浔阳“南村”的好邻居称为“素心 人”。赵明诚出任淄州太守，州人不重其“为兹州守”，而重其“有素心之馨”，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云：唐白居易书《楞严经》一百幅，三百九十七行，唐笺楷书， 系第九卷后半卷。赵明诚跋云：“淄川邢氏之村，丘地平弥，水林晶淯，墙麓硗确布错，疑有隐君子居焉。问之，兹一村皆邢姓，而邢君有嘉，故潭长，好礼，遂造其庐，院中繁花正发。主人出接，不厌余为兹州守，而重余有素心之馨也。 夏首后相经过，遂出乐天所书《楞严经》相示。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时 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便下笔为之记。赵明诚。”前后有绍兴玺，末幅止角上半印，存“御府”二字。后有“宝庆改元花朝后三日重装于宝易楼，逊志题。”此册想见赵德夫夫妇相赏之乐。自序云：“靖康丙午，侯守淄川。”当跋于此时，固俞理初未见者。 直到今天，对于白居易书《楞严经》的真伪，尚存有两种不同看法，一 则是：“缪氏曾否亲见乐天真迹，抑自他书转引，所记未详。近人或云：白居易书《楞严经》，并非真迹，缪氏未考。”①另一则是：“白乐天书《楞严 经》真迹匣虽为淄川邢氏所有，后荩（赆）赠明诚，故明诚得驰归与清照共赏，‘狂喜不支’，此真迹后竟入御府，后盖又散出，据缪氏所记，定为真 物，自非赝品。缪氏去今不远，应可踪迹。盼研究书画者注意及之。”②鉴于笔者对乐天墨宝无缘观赏，更无研究，因而对上述王、黄两种不同看法难置 可否，但对于明诚以为邢氏赆赠为乐天真迹的“狂喜”，则完全可以理解。 另外，明诚所写这一跋语很有可读性，文笔生动传神。 或许因为淄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文物繁夥；或许因为赵明诚“忘 寝废食”广为搜罗，其守淄州，从宣和五、六年算起，到靖康二年三月南去奔母丧，总共只有三年的时间，其收获却相当可观，以下三件文物弥足珍贵： 一是，《汉成阳灵台碑》跋下注：“余为淄川，同官李荛，雷泽人，云冢正在城西南，盖《述征记》误也。”③二是，《唐淄州开元寺碑》跋：“右唐淄州开元寺碑，李邕撰并书，碑 初建于本寺，后人移置郡廨屋下，余为是州，迁于便坐，用木为栏循，以护 之云。”④三是，得平陆戈铭及盂姜盥 铭，入古器物铭。①靖康元年（1126 年），在许景衡任中书舍人时，曾记有《赵明诚转一官 制》云：“敕，逋卒狂悖，惊扰东州。尔为守臣，提兵帅属，斩获为多。今录尔功，进官一等”②。“逋卒”不是逃亡的差役，就是逃亡的士兵。北宋末 年是一个官逼民反的社会，赵明诚“提兵帅属”，对“逋卒”大加“斩获”，朝廷为之“录功”，今天恐不能侍同样的态度。在不能具体弄清差役或士兵 为何逃亡、对谁“狂悻”的情况下，对赵明诚的这一举动似应打上一个硕大① 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第 235 页。 ② 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 ③ 《金石录》卷一六。 ①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七。 ② 许景衡《横塘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的问号。当然，不管我们今天怎么看待此事，作为淄州太守的赵明诚却成了 朝廷的有功之臣，还曾为此“转”、“进”一官。转官和进官是同义同，在宋代都是升官的意思。 就在赵明诚官升一级这年的十一月，金兵已对汴梁形成了合围之势。是 时，清照随明诚在淄州任：“至靖康丙午岁，候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③。此后不久，也 就是靖康元年的十二月，汴京失陷，明诚和清照所在的“东州”就更没有安 全可言了。 早在政和二年（1112 年），明诚的长兄存诚已以秘书少监的身分言事、 其次兄思诚则于是年被擢为中书舍人，在两个儿子重赴朝阙之时，郭氏就有随他们从青州重返汴京的可能。汴京吃紧，郭氏这位大约八九十岁的老人， 很可能率先迁往安全的金陵（今江苏南京）。所以靖康二年三月在她病卒后，赵明诚匆忙从淄州任上赶往金陵为其奔丧。四月，金人掳太上皇徽宗及其嗣 子钦宗并大臣、后妃等数千人北去。五月，宋高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 应天府，改元建炎，自此北宋亡。 ③ 《后序》。 五、南渡的前前后后 （一） 蔡京的失势和“三诚”的重振家门赵挺之被罢卒后，蔡京、童贯之流把持朝政，颐指气使，以权谋私等勾 当，早已激起了朝野的极度愤慨；金兵的南犯、宋朝的不战即溃、徽宗的禅位、钦宗的既懦弱又不忍奸邪，在这种情况下，斥责蔡、童误国的呼声越来 越高。在一些大臣的谏议下，钦宗对蔡京等人采取了从抑制到贬谪的做法，直至议及将其远逐到当年苏轼去过的海南。苏轼最终较体面地回到大陆，而 蔡京等则罪有应得地死于被贬谪的过程之中。蔡京一死，主要仰仗父亲的权势和荫封讨生活的蔡家兄弟，便一蹶不振，而赵家三诚，却在屏居数年清， 相继东山再起。先是挺之妻郭氏于政和元年（1111 年）五月，奏清除挺之指挥并获准①，次年七月“秘书少监赵存诚：‘诸州取访遗书，乞委监官总领， 庶天下之书，悉归秘府。’从之。”②赵思诚再起为中书舍人后，于宣和三年三月四日言添差兵马都监事，“诏并系合添差”③。至于赵明诚，前文刚刚述 及，其屏居终结为官一任后，又“连守两郡”，并“录功”“转官”。看来，在宋朝南渡前夕，赵家不仅已经彻底摆脱了逆境，“三诚”还业已成为朝中 很有头角的人物，特别是存诚和思诚不仅有资格向朝廷言事，朝廷对他们还颇有点言听计从的意味。再看赵家的两门近亲，一门是赵家的女婿，也就是 清照在《后序》中提到的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赵明诚病逝时，已是“兵部侍郎”的“妹婿”；另一门近亲是清照的娘家，她唯一的兄弟名这，建炎 三年八月清照逃离建康前，已“任敕局删定官”。兵部侍郎和敕局删定官均为朝中要职，不可能由无足轻重的人物担当。所以明诚的妹婿和清照的兄弟 在南渡的前后几年，也当是颇有实力的人物。南渡不久，存诚和思诚分别在广州和泉州担当要职。赵挺之还有两个孙子，虽然不知他是存诚之子，抑或 思诚之子，但却都是被时人认为不辱门楣的后代。赵挺之及其夫人身后有灵，亦当瞑目安息于九泉。 （二） 迁葬、奔丧的来龙去脉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三月，赵明诚为奔母丧而南下金陵，显然郭氏 当于是月亡故。此外，今天辽可以看到为她迁葬的记载：中原燕梗，未返而殂，殡于他乡，金陵之墟，子持从橐，卜居晋水，扶迎软车，不远千里。①这段文字说明，明诚的母亲故于金陵，也殡于金陵。后来其子将她迁葬 于“晋水”。晋水即今之福建泉州。家于泉州的是赵挺之的次子思诚，但这是后话。在此之前明诚与其长兄存诚已先后亡故。至于迁葬的大致时间，当 在清照填写《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一词之前，也就是在建炎三年底①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②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引《续国朝会要》。 ① 黄公度《代吕守祭赵丞相挺之夫人迁葬》，《知稼翁集》卷十一。 四年初的可能性较大。 依古制，“丁忧”（亦称“丁艰”）期间，子女要在家中守丧三年，不赴宴、不婚娶、不应考、不做官。但是到了宋朝，从真宗起对此制即有所改 变，诏令“丁忧”“不得离任”②。这样一来，赵明诚既在淄州任上被“录功” “转官”，那么等待他的当是高于淄州太守的职务，而不受“丁优”制约。 所以，其母的亡故和迁葬，对明诚下一步的升迁无任何妨碍。 对于明诚此时的行迹，清照《后序》有云：“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 人丧南来”的话，对此，需要略加订正和补直。首先，所谓“建炎丁未春三 月”，虽然是指公元1129 年之春，但因“建炎”是宋高宗的年号，在其嗣位 的是年五月始用。在此之前，准确的纪年应该是靖康二年春三月。清照笔下的“建炎丁未春三月”，就是初用“建炎”那年的春天三月份的意思，字面 上与靖康二年春三月不同，实际指的是同一年月，都是公元 1129 年 4 月（阳历）；其次，“奔太夫人丧南来”句，因为没有出现主语，曾经和至今仍被 误解，即以为明诚偕清照一起奔丧。其实不然，从淄州往金陵奔丧的不仅只有明诚一人，而且他一听到噩耗，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匆匆忙忙南下金陵。 这样解释，一则符合明诚一贯孝梯、宽厚的品格；二则亦可解除对《后序》 的紧接“奔太夫人丧南来”一句之后的这样一段话的误解：“既长物不能尽 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 海，连炉渡淮，又渡江，至建康。”要想合情合理地解读这段话，必须弄清一个前提，即在明诚得知其母病故时，他必然同清照商量，是偕往，还是他 先去，自然是以后者为妥。从情理上说，清照也应尽快前往金陵。所以在明诚走后，她急忙从淄州赶回青州，这已是建炎元年夏秋间的事了。发人浩叹 的是曾几何时，明诚“忘寝废食”，以致靠典当衣物搜罗、购置的大宗金石书画，此时无疑成了清照很沉重的家累，因其中既包含着其夫妇的智慧，更 渗透了二人的心血，清运时，她哪一件也舍不得丢下，一一斟酌选择，又时时忍痛割爱，加之内“忧”外患步步逼近，由清照一人料理的这一切，就是 搁在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身上，他也不见得能胜任！而清照能于当年的冬天将这么棘手的事情处理完毕，赶“至建康”①，说明她不仅具有极为出众的 文学才华和文字能力，当家理事她同样是一把好手。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是她独自押运“十五车”贵重的书画器物，“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 江”，终于以完壁到达建康。平心而论，这一解释没有不符合实际之处，想必能够被认同，从而解除关于“十五车”文物是由明诚先行带往金陵，或明 诚、清照一道“奔大夫人丧南来”时，共同带到建康的误解。当然，清照赶“至建康”，已是建炎元年底或翌年初的事情了，没能赶上再看一眼婆婆的 遗容和为她送葬。 或云明诚在其母殡葬后，可回青州与清照一起将其诸多收藏运至金陵。 这想法有道理，按说当丈夫的应该这样做，把那么重的担子压到清照一人的② 《宋史·礼志》二八。 ① 对于同是今天的南京，在有关载籍和清照的笔下，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叫法，一是“金陵”，这当是清朋习惯性的以古都之名称之；二是”江宁”，这当是在一定阶段的正式称谓；三是“建康”，清照此时这么称呼这座古城是很郑重和准确的，因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云：三年己酉夏五月八日改江宁府 为建康府。 肩上，确实不近情理。但赵明诚却不是那种根本不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在性 爱方面他有负于其妻的时候，但更多的是他对妻子才情的爱慕、倚重和在生活中对她无微不至地体贴爱抚，如在他还是学生时，就悄悄节省下自己的零 花钱，每半个月在购置文物的同时，总不忘买回一些妻子喜欢吃的零食带回家。在感情的诸多方面，他与清照一直是彼此理解，而他则更多地给其妻以 宽厚和温存。清照自称“余性不耐”，也就是说她比较急躁和要强，明诚却总是以随和和忍让处之。这一次他也绝不会想不到妻子的辛劳。而是他己不 能或不便脱身回青州料理家事。试想，他三月份离淄“南来”，殡葬了其母，己当是五、六月的事了。彼时的时局之于宋朝命宫，用现在的话说，可谓危 机和机会并存。在这样的时候，深明大义的李清照绝不会以婆婆妈妈的心理来要求自己的丈夫，她会情愿以自己百倍千倍的辛苦支持他为挽救危在旦夕 的江山社稷尽一份力量。所以清运和保护文物的重任，一开始就落到了清照 的肩上。 （三） 江宁知府赵明诚在父兄被金兵掳掠北去后，继张邦昌退位登极的宋高字，较之徽宗的昏 庸奢侈和钦宗的懦弱无能，他被称为“中兴”之主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他受命于多事危机之秋，又在酷似“俎上肉”的处境下，在位达三十五年之久， 没有相应的统治谋略是根本办不到的。首先表现在用入方面，这位二十岁继位的年轻皇帝仿佛有一套驾轻就熟的权术，他对辅臣用用废废，废废用用， 除了保住皇位外，又在绍兴三十二年传位于太祖七世孙赵音后，作了整整二十五年大上皇，这与仅作了一年太上皇和作了一年皇帝就当了俘虏，被金人 分别诬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的乃父乃兄，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难以数计的史实无不表明，这是一位很有心计的皇帝。他虽然于建炎元年（1127 年）五月， 在南京应天府治之正厅即位时，发表了一篇比唱的还好听的“就职演说”，说什么“倡义旅以先诸将，冀清京邑，复两宫”，甚至“南向恸器久之”， 但其内心算计的全是如何保其皇位的“小九九”。在迁都问题上，有人曾慷 慨陈词：近闻迁都之议，臣以为敌可避，都不可迂。汴都天下根本， 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举而掷中州之地以资于敌矣。夫以诸葛亮之才而不能轧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温者，盖曹魏、来梁先定中原，庸蜀、晋阳竭然一方，安足以当其强大！臣谓中原决不可舍，以为兴王之资；汁都决不可迁，以 蹈金人之计。①对于这种议论，高宗表面上不加可否，但其内心当倾向于迁往“外连江、 淮，内控湖、海”的东南要会金陵。因此，关于江宁知府的人选问题，就成了当时的一种颇费斟酌的事情。由于高宗所倚重的左右丞相黄潜善、汪伯彦 对主战派李纲很不满，恰恰李纲的弟弟李维娶了原先的江东经制使翁彦国之女为妻，于是翁就成了黄、汪的眼中之刺，必欲除之。凑巧，翁彦国于建炎 元年七月去世，故于当月“仍起复直龙图阁赵明诚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 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八。 ①。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云明诚于是年八月到任。据《后序》云明诚 于建炎“己酉（1129 年）春三月”罢知建康府，这样，赵明诚任江宁（后改为建康）知府的时间，只有一年半。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被罢了官呢？ 下述事件很可能就是笔者所要寻找的答案：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人为信， 江东转运副使、直徽酞阁李谟砚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涂巷中，栅其隘。 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减，则与通判毋丘绛、观 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此事，文字虽有稍异之处，但所言“时明诚 已被命移湖州”，与上述引文是一样的，均未言明诚被“罢”之事，都是说“被命移湖州”在前，“缒城宵遁”在后。而清照在《后序》中却是这么说的：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①。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 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 此段文字中，没有提到明诚“缒城宵遁”之事，这是不是因为此事有失 体面，清照故加隐匿呢？当以不这么看为妥。虽然纸里包不住火，这件事清照不会不知道，但因其所作是书序，对“缒城宵遁”之芙的事似不便亦不必 要直接完全说破，而采取了类似于春秋的笔法。应该说清照的这种写法比李心传和《续资治通鉴》更有可取之处。因为她一五一十地用事实告诉读者， 赵明诚被罢知建康府之后，才有知湖州之“旨”。而李心传等不但压根下提其被罢之事，还先力赵明诚打出“己被命移湖州”的旗号，既然已奉调，其“缒城宵遁”就有情可原了。事实上问题不能这么看，从对同是“缒城”者 的毋丘绛和汤允恭各降二官以抵罪的处理看，朝廷绝不会认为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副职和部下都受了这么重的处分，赵明诚被罢官则是理所当然 的事。正因为他在一段时间内被罢了官，无事可做，所以才展转于芜湖、姑孰、赣水、池阳，如仍有职事在身， 依当时的制度，不会被允许离开任所， 为自己安家的私事四处奔彼。退多少步说，即使“被命移湖州”的“被命” 在前，他也只是接到调令而尚未离职，否则他怎么会与毋丘绛和汤允恭同样“缒城宵遁”？显然他们三人仍是同住任所的同僚。李谟首先“驰告”的是“守臣赵明诚”，他既“弗听”，又不转告他人采取应急措施，如果他确实 已卸任，那么他会直接同李谟讲明，“责任心”如此之强的李谟，无疑会另“驰告”其他守臣，连这些起码的事情赵明诚都没有做到，出了乱于他又临 阵逃脱，这不是玩忽职守是什么？对这样的“守臣”当时都不会轻易放过。 在《续资治通鉴》中随时都可以看到某某守臣因尽职而被提升、某某却因失 职而被降或被罢。所以不论从哪方面看，清照所说的明诚被“罢”在前，比李心传等所云“被命移湖州”在前更确凿、更可信，而上文所分析的则是“罢” 字之中所包含的“缒城宵遁”之义。这虽然不必叫做微言大义，但因涉及到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九。 ② 《续贤治通鉴》卷一○三，其中的“缒城宵遁”，就是夜间在出事的时候，用绳子系住从城墙上逃跑。 ① “建炎戊申秋九月”，是建炎二年九月，所云是年“侯起复，知建康府”系清照笔误，因多种史料确载明诚起复知江宁府亨是在建炎元年七月议定、八月上任。翌年五月八日才改江宁府为建康府。 传主赵明诚的重要行实，似有必要做出上述发明。 笔者从各方面敲定赵明诚被罢知建康府，确因其“缒城宵遁”，是否意味着这是赵明诚的一种很大的罪过？没有这样的意思。因为那个“御营统制 王亦”所谋划的当是一次小小的宫廷兵变，询为统治者内部之事。前文对赵明诚的被朝廷“录功”既不对其加以褒扬，此时他被朝廷罢官，今天亦不必 对其大加挞伐。“缒城宵遁”，充其量不过有损于其自身形象而已。之所以在这里多花一点笔墨，是因为赵明诚的这类问题过去鲜为人知。笔者既提出， 如下予说透容易引起误解，但要说得很透又不大可能，一则因然限于笔者的水平，再则主要还是作为文学家的《李清照评传》附传的《赵明诚传》，不 允许用过多的篇幅加以评论。所以笔者主要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摆出史料，至于如何看待赵明诚的所谓是非功过，当以马列主义的史学观为准，本 传如有不符之处，愿聆教诲。 看来，今天对发生在赵明诚同一个人身上的彼朝廷“录功”、“改官” 和与此绝然相反的被朝廷问罪、罢官持慎重态度，不轻易为他做“政治结论” 是必要的，但既要为其立传，那么更有必要过问一下，这位身居东南形胜之 地金陵重镇之要职的赵明诚，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他究竟作了些什么较有意义的事呢？现在看，有案可稽的是他于建炎二年（1128 年）三月十日，为《赵氏神妙帖》所写的这样一则跋语：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余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余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后阙） 这件稀世之宝的价值所在，及其得以留存的来龙去脉，正如这方面的行 家岳珂所云：右蔡忠惠公《赵氏神妙帖》三幅，待制赵明诚字德甫题跋真迹共一卷。法书之存，付授罕亲，此独有德甫的传次第。而蒋仲远猷，晁以道说之，张彦智缜俱书其后。中有彦远者，未详其为谁。承平文献之盛，是盖蔚然可观矣。德甫之夫人易安，流离乓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所憾德甫跋语，糜损姓名数字。帖故有石本，当求以足之。嘉定丁亥十月，予在京口，有鬻帖者持以来。叩其所从得，靳不肯言。予既从售，亦不复诘云。赞曰：公书在承平盛时，已售钱二十万，赵氏所宝也。题跋皆中原名士，今又一百年，文献足考也。易安之鉴栽，盖与以身存亡之鼎，同此持保也。予得之京 口，将与平生所宝之真，俱俟吾老也。 以往赵明诚主要是靠自身的辛苦和与清照的共同节衣缩食，逐步形成其 金石书画等几无前人的丰富收藏，但在江宁知府任上，据王学初云，他竟做出了一件不上台面的事：“谢伙携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过江宁，明 诚借去不归。谢汲字景思，上蔡人，谢克家之子（谢克家与赵明诚为中表），著有《四六谈麈》。此事见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桑世昌《兰亭考》 卷三所载吴说跋，跋长不录。据吴跋：此图乃江南李后主故物。周谷以与其同郡人谢伋。伋携至建康，为郡守赵明诚所借，因不归。”②赵明诚就这样在 建康知府任上为后人留下了失望的两笔。在其被“罢”离建康时，只有“老妻”清照偕其展转于江、淮诸地。当他“被旨”再回到建康领命知湖州时，① 《宝真斋法书赞》卷九，武英殿聚珍本。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 240 页。 竟一病不起，在这里告别了人世。 （四） “赵湖州”“奔驰”赴召赵明诚在四十七岁上，始以彼“录功”起复江宁府事，至四十九岁那年 的二月，因其临乱“缒城宵遁”终于被罢。据清照《后序》所云，被罢后，于建炎三年（1129 年）三月，备办舟船上芜湖，入姑孰，将择居于赣水上。 五月到了池阳遂接到宋高宗亲命其知湖州的诏谕。既“被旨”，必须立即赴赴当时高宗所在的建康去朝见这位皇帝。于是就把家安在他阳（今安徽贵 池），清照留在这里，明诚只身匆忙赴召。临走时，清照乘船相送，一直将明诚送到必须上岸改走陆路的那一天，那天就是她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六月十 三日。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明诚“负担舍舟”，坐在岸上。他身着麻衫，很洒脱地用手掀起头巾，露出了他那饱满智慧的前额。此时，他精神如虎，目 光闪闪发亮，双眸凝视般地看着坐在船上的清照，以示告别。要分手了，清照自谓情绪很不好，就大声间明诚：“如果象传闻那样城里告急，怎么办？” 他拇指上翘，食指向前，手伸得象戟一样，命令似的指着我，在远处答道：“从众。不得已时，第一次先把箱笼包裹放弃；第二次宁可把衣被丢掉，第 三次无奈就抛弃书画；第四次万不得己就去掉古器，唯独宗庙礼乐之器，必须亲自负抱，与这些祭器共存亡，千万不能忘记。”说完就骑上马奔驰而去。 大凡有前科的人，容易出现两种不同的带有极端性的态度。一是破罐子破摔，继续为非作歹；二是格外小心谨慎，以赎前愆。当年赵明诚的被罢， 虽然不能与今天所说的前科同日而语，但此时他倍加惶恐，一则生怕再出什么纰漏；二则明显带有弥补旧过之意。所以一接到诏书就急忙赶往行在。建 炎三年六月中旬的苏、皖交界处，据历史地理物候记载，那时比现在还要炎热。从来没吃过什么苦的“贵家子第”赵明诚，竟“冒大暑”，骑马奔驰， 遂途中感疾。到了行在建康，就患了有热无寒的疟疾。过了一个半月，直到七月末，清照才得到明诚卧病的消息。一听说他患的是热疟，她就又急又怕， 因为她知道明诚素来是个急性子的人，既然他患的是热疟，就必然服寒药，这样他的病就更危险、更令人担心。于是清照就坐上船直驶建康，一日夜行 三百里。等到到了那里，明诚果然大服柴胡、黄芩等性寒泻人退热之药，结果疟痢并发，病惜已达膏盲，已到了无法医治的程度。到了这一步，清照慌 了手脚，只顾悲痛哭泣，不忍心问问他后事该怎么办理。到了八月十八日那天，明诚就再也起不来了，“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赵明诚卒后，在时局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清照不但为丈夫办理了后事，还陆续写了不少悼念他的作品。对于她所写的悼亡词，已在《李清照评传》 第四章的有关部分作了评析，这里尚需再提及一下的是其《祭赵湖州文》：“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保”，可见赵明诚的亡 故使得李清照多么悲痛！此文题目亦作《祭湖州文》，均非清照自拟之题，原文或无题，或已逸，后人在将此文收入《四六谈麈》时，以上述题目称之， 即以亡人员后“被旨知湖州”故也。前面的段落已表明，赵明诚实际未及到达湖州上任就病卒于行在建康，井殡葬在那里，后或袝迁泉州。 六、留与后人的思索诚然，不光是对赵明诚，对谁也不应该求全责备，但发生在赵明诚身上 的一些主要问题，看来很有必要再思索、再认识一番。 （一） 根除政治株连，杜绝一夫多妻制在李清照以其文学才华名动京师时，相传赵明诚在梦中都念念不忘这位“词女”。得成眷属后，二人不仅相敬如宾，“夫妇擅朋友之胜”，而且志 同道合，相得益彰，其志向之高洁、生活之谐美，几无伦比。那么，是什么恶魔，几乎在一夜之间，把一段美满的姻缘抛进了痛苦的深渊？是因为丈夫“负笈远游”，还是因其外出做官？绝对不是！因为李清照不是那种希望丈 夫扯着自己石榴裙转的女人，也就是说在两性关系方面，李清照始终是既有热情又很理智。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是北宋末年无休无止的新、旧党 争，在从政治上毁掉了苏轼、秦观等一大批人才之后，又株连到了下一代。 在这一株连中，李清照不仅被作为与旧党成员有牵连的人物，而且因其才华 出众又首当其冲。所以是她被迫离开丈夫回到原籍，由于美满婚姻的一度被拆散，遂堕入了痛苦相思的深渊。 话说回来，异性之间的相亲相爱，只靠“政治干预”是不容易奏效的， 即使把一对夫妻强行分开，两人仍然会相思情深。所以爱情悲剧的形成往往与婚姻制度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偏偏宋朝社会又是在这方面有着极大缺陷的 社会，那时纳妾是家常便饭，如果不是一夫多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制对男人们形成一定的约束，象赵明诚那样原本是很好的丈夫怎么会轻易产生心猿意 马的念头，以至于走上寻花间柳的邪路？试想，一个丞相府邸的三相公，①就是发妻在他身边，都可能是三妻六妾，何况，一面是盛年离偶、一面是年 轻美貌异性的诱惑，怎么能要求只有二十二、三岁的赵明诚完全灭绝生理上的欲求呢？所以造成清照“婕妤之叹”的最初孽根不在赵明诚身上，而首先 是廷争，继而又是万恶的一夫多妻制，几乎使得那时的一切女性的爱情生活难以善终，又何尝是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无嗣的女人呢？ 对于为数不少身上还留有政治疮痴的国人来说，对于尚存在着买卖婚 姻、夫旷女怨、嫖娼卖淫、重婚纳妾、拐卖妇女等等罪尤恶习的现实社会来说，难道不值得时人结合赵明诚的蜕变和李清照的隐衷幽怨，重新思索一下——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和婚姻生活中，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以及如何 制法、执法等实际问题吗？！ （二） 对官吏的擢用必须以其事功为基准对官吏的擢用必须以其事功为基准，既不应靠荫封，也不能听信别有用 心的毁誉，否则再完美的人也难免子蜕变；陟黜褒贬失当，无论于公于私于人于己都将是莫大的隐患。赵明诚的仕履无疑就是上述几方面的殷鉴。如果 赵明诚不是作为一个军政官员，而只是作为一个金石学家出现在后世人们的① 这里的“相公”系泛指旧时代上层社会的年轻人，其含义犹如《通俗编·仕进》所云：“今凡衣冠中人，皆槽称相公，或亦缀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明诚则排行三。 心目中，那么他的名字会更响亮、更受人尊重；如果说北宋未年的新、旧党 争所毁掉的主要是政治、文化领域中的一些桢干之材，那么南宋初年的战和之议，不仅是自毁卜城、几乎使武将无一幸免，还造成了整个朝廷的贤才退 避、冗贝充数的可悲局面，这虽然主要是秦桧为相时的后话，但在赵明诚在世时，这些问题业已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来，具体到赵明诚身上，如果当时的 执政者是从江山社稷的利益出发，即使原任翁彦国不称职，或因其谢世必须重新任命江宁知府的话，那么也应该考虑到金陵地理位置和军事战略上的重 要性，而不应该任命赵明诚这样的“书生”接任。何况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以苟和问世的时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他们低毁翁彦国的醉翁之意是在于拆主 战派李纲的台，而把赵明诚这样的书生推到抗金前线的重要位置上，岂非出于类似目的，并从而导致了“缒城宵遁”这种令人邀憾的后果？当然赵明诚 绝不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人，相反，他始终未改作大宋朝廷循吏的初衷。最后他骑马奔驰“冒大暑”“过阙上殿”，便可表明他将在知湖州的新的岗位 上弥补宿愈；还可以说，为朝廷“立新功”等忠君思想，及其对禄位的贪恋，促使他不顾后果冒大暑赶路，以致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虽然赵明诚的死可以 说带有某种悲壮的美感，但这主要当与李清照对他的纯真感情及其笔意评长所致。具体到赵明诚本人，他最后留下的主要是教训。当然以其血肉之躯所 换取的教训，也是值得重视的。 二 李清照年谱 一岁（公元 1084 年宋种宁元丰七年） 清照生于济南（今山东章丘明水），父李格非，字文叔，“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宋史·文苑传》有传，有《洛阳名园记》等著作传世。母王氏，元丰宰相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女，善属文。 六岁（1089 年宋哲宗元祐四年） 格非官太学正，赁屋于汴京经衢之西，名其堂曰“有竹”。清照与其毋仍留原籍。 十五岁（1098 年元符元年） 清照仍在湖山佳胜的明水原籍，是年春、秋两季有溪亭之游。 十六岁（1099 年元符二年） 清照是年前后，与其母及胞弟迒由原籍赴汴京，其“学诗三十年”伊始。 结识文学上的忘年交晁补之。《如梦令》（尝记）、《双调忆王孙》（湖上） 等词当作于是年来汴京之后。 十七岁（1100 年元符三年） 格非始除礼部员外郎。清照得识张耒（字文潜）并作《浯溪中兴颂诗和 张文潜》二首。又《如梦令》咏海棠、《浣溪沙》（小院）、《点绛唇》（蹴罢）等词亦当作于是年前后。 十八岁（1101 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清照适赵明诚。明诚字德甫，二十一岁，太学生，赵挺之季子。有《金 石录》传世。是年，格非仍力礼部员外郎、挺之为吏部侍郎。《渔家傲》（雪里）、《庆清朝慢》、《鹧鸪天》（暗淡）、《减字木兰花》、《瑞鹧鸪》 诸阙，当作于是年前后。 十九岁（1102 年崇宁元年） 七月，格非被列为元祐党籍，九月，徽宗书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奸 党”名额此时共约 120 人，格非名在余官第 26 人。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清照上挺之诗云：“何况人间父子情”，当为营救其父 格非而作，人谓“识者哀之”。 二十岁（1103 年崇宁二年） 四月，挺之除中书侍郎；明诚亦于是年“出仕宦”。九月庚寅诏禁元祐 党人子弟居京、王午诏：“宗室下得与元祐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据此，清照被遣离京，只得投奔上年回原籍的父母。 二十一岁（1104 年崇宁三年） 六月，合定元祐、元符党人名单，共 309 人，格非名仍在余官第 26 人。 由徽宗书而刊之，置文德殿门之东壁。清照为党祸松紧所左右，时归原籍，时返汴京。于原籍作《一剪梅》、《醉花阴》、《蝶恋花》（暖雨）、《浣 溪沙》（莫许）；返汴京时作《小重山》、《玉楼春》、《行香子》等。 二十二岁（1105 年崇宁四年） 二月，挺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月，挺之为避蔡京嫉，引疾乞 罢右仆射。十月，明诚授鸿胪少卿，其长兄存诚为卫尉卿、次兄恩诚为秘书少监。清照献诗挺之云：“炙手可热心可寒”，当抒发她为党祸株连而得不 到翁舅救援之感慨。 二十三岁（1106 年崇宁五年） 正月，大赦天下，井令吏部李格非与监庙差遣。二月，蔡京罢左仆射， 赵挺之为特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毁《元祐党人碑》，除党人一切之禁，时清照由原籍返汴京，作《满庭芳》、《多丽》、《晓梦》等。 二十四岁（1107 年大观元年） 正月，蔡京复相。三月，挺之罢右仆射后五日卒，年六十八。卒后三日， 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无事实，七月，狱具。是年或下年伊始，明诚母郭氏率其于女、媳妇归居青州。 二十五岁（1108 年大观二年） 明减、清照夫妇于青州“归来堂”读书、斗茶。明诚撰《金石录》，情 照“笔削其间”，心情舒畅，甘心终老是乡。大致于是年所作、以“别是一家”著称的《同论》，是清照继晁补之《评本朝乐章》之后的一篇同史上最 早产生重要影响的词论。它最先由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补之》子下著录时，称“李易安云”；第二位著录《同论》的是南宋人 魏庆之，见于其《诗人玉屑》卷二十一《诗余》条；第三位著录《词论》的是清人徐釚，见于其《词苑丛谈》卷一《体制》。是年，明诚、清照或为隐 居金乡的晁补之贺寿，清照遂作《新荷叶》词。 二十八岁（1111 年政和元年） 五月，郭氏奏清除挺之指挥。明诚亲至泰山，得二碑。 二十九岁（1112 车政和二年） 明诚夫妇仍屏居青州。存诚于是年以秘书少监言事，思诚亦起复。 三十一岁（1114 年政和四年） 相传明诚为“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题赞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 此“照”存有所衣非宋人服装等若干破绽，已考定其为赝品。 三十二岁（1115 年政和五年） 明诚、清照夫妇仍屏居青州，并于花前月下，相从赋赏花诗。 三十四岁（1117 年政和七年） 夫妇仍屏居青州。河间刘跂为《金石录》前三十卷作序，题为《〈金石 录〉后序》。前此赵明诚自己尝作《〈金石录〉序》。 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1118 至 1120 年重和元年至宣和二年） 这期间，明诚亦当起复。在其单独离开青州居官过程中，或有“天台之 遇”，或独携其妾前往。是时，清照独居青州之“秦楼”。为明诚送行时作《凤凰台上忆吹萧》，又相继作了《念奴娇》、《点绛唇》（寂寞）和《声 声慢》等词表达其被疏、无嗣之苦。 三十八岁（1121 年宣和三年） 明诚守茅不久，八月初，清照赴莱州途中，晚止昌乐驿馆，赋《蝶恋花》 （泪湿）。八月十日，清照在莱州“独坐”一破败清冷之室，因作《感怀》 诗并序，道其所遇之“可怜”，实讽明诚对其之冷落。 四十来岁（1123 年前后宣和五年前后） 清照仍随居明诚莱州住所，于静治堂夫妇共同辑集整理《金石录》，且“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 卷。”守莱期间，明诚尝与僚属登今山东莱州城南偏东约五公里的文峰山，且徘徊北魏郑羲碑下久之，得其下碑；又遣往天柱山之阳访求上碑，在胶水 县（今山东平度）界中，遂模得之。 四十三岁（1126 年钦宗靖康元年） 明诚守淄州，因其提兵帅属，斩获逋卒为多，被朝廷“录功”，且转一 官。明诚在淄川邢氏之村，得白乐天所书《楞严经》，“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近人疑此《楞严经》非真迹。十二月，金军破东京，史称“靖 康之变”。翌年四月，俘徽宗、钦宗和宗室、后妃等数千人，并辅臣、乐工、工匠等及大量财物北去，汴京为之一空，北宋亡。 四十四岁（1127 车靖康二年一月至四月，高宗建炎元年五月至十二 月） 三月，明诚独自往金陵奔母丧。四月，北宋亡。五月，高宗即位于南京 应天府之正厅，改元建炎，史称南宋。四、五月间，清照由淄州返青州，整理金石文物准备南运。七月，明诚起复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八月至 任。十二月，明诚家存书册什物十余屋，焚于青州兵变，清照赴金陵。 四十五岁（1128 年建炎二年） 春，清照携《赵氏神妙帖》等文物赴江宁，途经镇江遇盗掠勿失，为明 诚和岳珂所称道。是年有“作诗以低士大夫”事，所作诗为“南渡衣冠少王导”、“南来尚怯吴江冷”等，以及《分得知字》、《乌江》等诗，又作《临 江仙》（庭院），以讽明诚“章台”之游，是年春、冬及翌年春，清照有雪天顶笠披蓑，循城远览君诗之事。 四十六岁（1129 年建炎三年） 二月，明诚罢知建康府。三月，夫妇备办舟船上芜湖，入姑孰，将择居 赣水上。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安家于池阳，清照留此，明诚独赴召。 清照乘船相送，直送到六月十三日，明诚改走陆路的那一大。是日，明诚坐 岸上，戟手向舟中的清照告别，并叮嘱她，在紧急时，自负抱宗庙礼乐之器，“与身俱存亡”。说罢，驰马冒大暑，往建康朝见高宗，途中感疾。七月末， 清照得到明诚卧病的消息，遂解舟，一日夜行三百里，赶赴建康探视。八月，明诚病危时，阳翟张飞卿携玉壶（实珉），视明诚，便携去。八月十八日， 明诚卒于建康。葬毕，清照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遣人将行李送往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的明诚妹婿处。十一月，金人破洪州，清照寄洪之文 物尽委弃。正月初七（人日）作《菩萨蛮》（归鸿）、三月作《蝶恋花·上巳召亲族》、八月作《祭赵湖州文》、闰八月作《鹧鸪天》（寒日）、九月 作《南歌子》和《忆秦娥》。 四十七岁（1130 年建炎四年） 是年闻“玉壶颁金”之传言，清照惶恐，便携所有古铜器赴越州、台州 等地追赶高宗投进，未遂。又踵高宗移晔所在而奔走于明州、温州。之温后，或有经三山（福州）往泉州之想，故作《渔家傲》（天接）。刘豫受金册为“齐帝”，赋《咏史》诗讽之。《诉衷情》、《好事近》等词亦或作于此时。 四十八岁（1131 年绍兴元年） 三月，赴越州，择居钟氏宅，卧榻之下五簏文物被穴壁盗去，钟氏遂出十八轴求赏。可见钟复皓为梁上君子。后世张居正为此事殊不平，尝辞退会 稽籍钟姓部吏。 四十九岁（1132 年绍兴二年） 春天赴杭州，三月作“露花倒影”联，陆游谓此系清照嘲张九成。巨清 照患重病至牛蚁下分，是时张汝舟巧言惑其弱弟以骗婚。张实觊觎清照手中残存之文物，不得，即对她日加殴击。秋，清照与张离异，并“讼其妄增举 数入官”，张遂编管柳州。依宋刑律，告发亲人者应“徒二年”，清照仅系狱九日，因得明诚远亲、建炎时曾与高宗共患难的綦崈礼搭救的缘故，清照 以《投年翰綦公崈礼启》谢之。秋冬作《摊破浣溪沙》（病起）等词。 五十岁（1133 年绍兴三年） 六月，尚书礼部侍郎韩肖胄使金，试工部尚书胡松年为副使。临行入辞， 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议乃权时宜以济艰难，他日国步安强，军声大振，理当别图。今臣等已行，愿毋先渝约。或半年不 复命，必别有谋，宜速进兵，不可顺臣等在彼间而缓之也。”肖胄母文氏，闻肖胄当行，为言：“韩氏世为社稷臣，汝当受命即行，勿以老母力念。” 言行慷慨，清照缘此事而作《上枢密韩公诗》古、律各一首，古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可见清照气概！ 五十一岁（1134 年绍兴四年） 八月，清照在杭州作《。金石录）后序》。九月，金、齐合兵分道犯杭 州等地。十月，清照逃往金华避难，择居陈氏宅。是时思诚知台州。十一月，作《打马赋》、《打马图经》并序等。《钓台》诗当系是年或下年经桐庐江 往返于杭州、金华时，亲睹汉严子陵垂钓处所作。 五十二岁（1135 年绍兴五年） 春及初夏，仍居金华，并于此地作《武陵春》词和《题八咏楼》诗。五 月三日，诏令婺州取字故直龙图阁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这当是一种带有违禁性质的大事，清照不久离开婺州府治金华当与此事有关。 五十三岁至五干九岁（1136 至 1142 车绍兴六年至十二年） 清照于上年由金华返临安，作《清平乐》（年年）、《摊破浣溪沙》（揉 破）、《孤雁儿》等词。 六十岁（1143 年绍兴十三年） 清照居临安。夏撰《端午帖子》。进帖子词原力学士院事，此系代笔。 《金石录》于是年前后表进于朝。 六十三岁（1146 年绍兴十六年》 春，曾慥《乐府雅同》成，其下卷收情照词二十三首。 六十四岁（1147 车绍兴十七年） 撰于是年或稍前的、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所引的《诗说 隽永》云：“后有易安李，李在赵氏时”，意谓李后适他姓。清照仍居临安，尝忆京洛旧事。《永遇乐》、《添字丑奴儿》作于是年或稍后。 六十五岁（1148 年绍兴十八年）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成，其卷六十《丽人杂记》条苕溪渔隐曰：“近 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同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 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 六十六岁（1149 年绍兴十九年） 王的《碧鸡漫志》撰成于成都，其卷二谓易安“再嫁某氏，讼而离之。” 六十七岁（1150 年绍兴二十年） 是年或上年，清照携所藏米芾墨迹，两访其子米友亡，求作跋。 六十八岁（1151 年绍兴二十一年） 是年前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撰成于四川荣州、洪适跋《赵明诚〈金 石录〉》于临安。晁著云“格非之女，先嫁赵诚之（明诚），有才藻名。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曰：‘炙手可热心可寒。’然无检操，晚节流 落江湖间以卒。”洪跋云“赵君无嗣，李又更嫁。” 六十八岁至七十三岁（公元 1151 至 1155 年绍兴二十一至二十五年） 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云易安晚年欲以其学传孙氏，孙氏云“才藻非 女子事也。”清照当卒于此时。 此后相继问世的赵彦卫《云麓漫抄》录有《投内翰綦公崈礼启》，此启 系清照自叙其再嫁、离异、系狱等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以汝舟妻李氏（格非女）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 清照“晚岁颇失节”，即指其再嫁之事。 公元 1167 年，来孝宗乾道三年，《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成，其卷三三著 录“李易安云”，即清照《词论》，并附“营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 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 后记 笔者得以为这套意义深远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乔撰其中的《李清照评 传》，不仅曾有一种远在甜酸之外的“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还曾暗自发出过下列一连串的激越之问：尽管李清照从她还是待字少女起，就对一代文 学的光辉代表——宋词，从实践到理论都有着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贡献；尽管她对华夏文化的诸多门类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造诣；尽管她对爱情和婚姻有 着令当世不解、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既热情又理智的先进意识和举动；尽管在其晚年国难当头之时，她有着渴望“过河”，为桑梓“东山”抛洒血泪的 豪情壮志；尽管她对江山社稷有着嫠不恤纬、唯国是爱的悃诚；尽管她终其一生对现实历史、内政外交，发表过许多既应时势、又合国情的正确见解…… 一言以蔽之，尽管她无愧于千古女杰一清照之美誉，然而，千百年来，不仅无人把她作为一个思想家看待，她还曾横遭物议、攻讦，甚至一度成了一个 毁多于誉的反面人物，特别是在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连她的名字本身，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竟成了多愁善感的、爱情至上的、病态的、落后的， 甚至是反动腐朽的代称。那时，如果有谁被认为受到李清照的影响，或是对其“压倒须眉”的《漱王词》略有偏爱，那么不管这个人是专家学者，还是 作家演员，不管这些人的品貌多么端庄、才华多么出众，均有可能受到李清照的牵连，其业务乃至政治前景，往往会受到影响。在年轻的一代听来，这 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在六、七十年代，受到陶渊明、李清照、关汉卿等株连的，却大有人在。引用陶渊明写的挽歌、关汉卿剧作的改编上演，均被视为 影射和反动，而李清照的瘦比黄花，则被公然说成是没落腐朽的贵妇人情调。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至今令人不寒而栗。 有过这样经历和记忆的一代人，难免有惊弓之虞，尽管时代有所变迁和前进，而禁锢人们思想的余悸却不那么容易祛除，何况在一个性别歧视现象至今仍 然大量存在的国家里，笔者的思路也曾与站惯了的贾桂相仿佛，在性别上曾有一定的“自”轻“自”贱。比如在历数文学家时，我们可以并不费力地举 出她们中的二、三十名，而涉及到她们中的思想家，除了近代的秋瑾，笔者曾不能理直气壮地举出第二个她。所以乍一听说，李清照被列为思想家、《丛 书》主持单位又嘱我承担这一评传的写作时，由于自己存在着上述顾忌，更由于对李清照的业绩事功，尤其对她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缺乏必要的认识， 一度因信心不足而致函《丛书》编委会的有关学者，申明自己很担心，当把李清照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著名词人介绍给读者时，恐难以得 到人们的认同。针对这种畏难情绪，这位学者负责地向我转达了《丛书》主编匡老的这样一些见解——……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 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她） 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她）的伟大业绩和事功……。 就思想的敏锐和作品的价值而言，比起许多男性思想家来，李清照并不逊色， 有了上述思想见解引路，笔者遂有茅塞顿开之感：她既有敏锐的思想，又有出色的著作，何愁写不出一本差强人意的《李清照评传》？后来随着《丛书》 中一些重点书目的出版，匡老的一系列发人深恩的见解写进了《丛书》的序言和他的力作《孔子评传》的后记。这些重要文字，对解除笔者的思想束缚，起到了很直接很实际的作用。如果不从这些文字中吸取营养和睿智，笔者可 能继续犹豫不决，甚至可能束手无策。所以要完成一部较有价值的著作，必须首先解除束缚自己思想的各种桎梏。 思想桎梏要挣脱，而必要的思想原则则必须坚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恰恰在近些年的李清照研究中，有些论著又向另一极端倾斜，比如 把她写于元符三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进行无端拔高，竟认为它的批判锋芒是指李清照评传向权奸和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实则清照写此诗 时，赵佶尚未称帝，至多是刚刚登极，北宋还处在鼎盛时期，即使已有某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十六七岁的李清照是难以洞察的，设身处地想想，她怎么 能够针锋相对地去批判皇帝和权奸呢？这首诗虽然相当尖锐地指出了唐玄宗失政误国的深刻教训，但那只是一首针对唐朝的咏史诗，主要表现出作者的 史识过人和才华出众；另一类走极端的问题，是把《声声慢》这样的名篇时而说成是没落阶级的哀鸣，时而又说它反映了词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二者都 远离了事实，均不可取。而笔者的努力目标，是写出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个性，饱尝人间甘苦的切实可信的李清照。 假若只靠评传作者一个人，很难达到这样的既定目标。令人难忘的是，在本评传的写作过程中，《丛书》的有关负责人和编委，以其高度的责任心和博 学多识，对笔者给予了可贵的敦促和指导，并对拙稿进行了悉心的审阅和批改，堪称学术上的良师益友。 鉴于笔者作过较长期的编辑工作，懂得一些“作嫁衣”的况味和道理，原想用“为人作嫁”一语来表达自己对有关人员的谢忱，又一想，用这一陈旧的 字眼儿来比拟《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编纂人员的业绩，很不贴切，因为他们并不是在为某个人“作嫁衣”，而是在以他们的思想睿智和辛勤工作建构 一座意义久远的思想丰碑和学术大厦。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笔者所奉献的仅是只砖片瓦。如果这一砖一瓦尚符合大厦的整体质量水准、不至于过早剥落 的话，那么不能不提到为此付出许多辛苦的本评传责编——巩本栋博士。这里不必说些对他表示多么感谢的话，我只想说明他对拙著所作的一些既审慎 又有见地的编改加工，我都是在经过慎重思考的情况下，一一予以吸取和采纳的。这是一位编辑素质甚好，又极富责任心的、很理想的合作伙伴。 陈祖美 1994 年 6 月 腹稿于京青列车上 同月誊清于北京志新村小寓